庞振宇 | 2016年中国苏区史研究综述
庞振宇
作者简介：庞振宇，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原刊：《苏区研究》2017年第5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本文拟评述2016年中国苏区史研究概况，以期有助于学界了解在论著出版和专题论文发表等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本年度苏区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版的苏区史研究专著有凌步机、余伯流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央苏区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张品良著《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共党史出版社），孙伟著《创业艰难百战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陈毅》（中共党史出版社），庄春贤著《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邹荣著《鄂豫皖苏区文化动员与意识形态建构（1920-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国钰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央苏区的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紫苑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央苏区戏剧中的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谢开贤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建设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胡军华著《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本年度发表的苏区史研究论文，从选题旨趣的角度大略分为七个专题。这七个专题之间是融通、互补的。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阻断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逻辑进程。中共在短暂的左派国民党运动之后，开始独立领导中国苏维埃革命。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近代史研究》第1期）认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是中共中央独立做出的，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则是遵循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领导了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但中共决策层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城市，不但没有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还夸大了广州起义和广州苏维埃的标志性意义。毛泽东等根据实践经验提出的红色政权理论，则把中国革命导引至一个新的方向。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指导，既有重大功绩，又有严重失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中共从苏维埃革命中获知的理性感悟。
学者深入考察了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进逻辑。龙心刚、谢春娅《从民众运动到民众军事化——中共早期关于军事问题认识与实践的演进逻辑（1921-1930）》（《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没有立即开始组建正规军队，仍然坚持“革命步骤论”。先有群众武装后有红军，是初期苏区军事力量发展的主要模式。后来，由外来军队帮助发展地方武装的模式也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和推广，中共在苏区军事实践中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龙心刚、张文标《苏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运作情状分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为中心，考察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之间的配合和互动及其发挥的巨大威力。文章指出，由于受国民党军事压力和进攻路线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双向循环变成了把地方武装连根拔入红军的单向流动。结构失衡导致军事与社会的疏离，成为各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
中央苏区专题研究。在朱毛红军创建中央苏区初期，中共福建、广东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既表示欢迎，又有些担心，一再告诫所属地方组织要防止过分依赖朱毛红军。王盛泽《闽、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态度分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这种让人困惑的历史现象的产生，与中央先党后军的策略、党和军队的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等有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制订了分离作战计划。黄珍德《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离作战计划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认为，分离作战计划受到“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同时也是远东局针对当时敌我态势和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困难而谋划的结果。实行外线主动进攻的作战方针在当时是较为一致的共识，但对分离作战的形式和以东线为主要突破方向的反对意见比较多。远东局和中共临时中央排除了来自红军前线领导层的反对意见，坚持分离作战计划，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但有学者强调不能因之而否认东方军的功绩。石雷《东方军入闽作战的经过及得失》（《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军事物资，扩大了政治影响，为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8月至9月的松毛岭战役，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东线战场为抗击国民党军“六路进攻”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蒋伯英《第五次反“围剿”松毛岭战役述评》（《东南学术》第5期）认为，在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和国民党军进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这次战役由朱德直接指挥而取得了胜利。虽然个别战斗的胜利补救不了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历史对于这次战役的评价和肯定。在战争环境中，中央苏区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通讯手段。梁尔铭《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事业的发展及其贡献》（《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无线电事业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中央苏区消息闭塞的局面，向外界传播了中央苏区的信息，并为日后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专题研究。石仲泉《湘鄂西苏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湘鄂西苏区具有暴动群起，星火燎原成势；河湖港汊，丘陵崇山兼具；组团结构，八区林立发展；辗转流动，另辟新区斗争等特点。湘鄂西苏区是中共领导创建的最早的大苏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军队的发祥地之一，共和国的摇篮之一，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杨松菊、曹娟《湘鄂西苏区推进军政军民团结的实践及其启示》（《长沙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湘鄂西苏区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各种拥红活动，要求部队制定严格纪律，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组织红军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帮助灾区群众解决粮食问题。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湘鄂西苏区建立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军队，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夏远生、肖绮晖《论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发展与历史地位》（《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湘鄂川黔苏区军民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剿”战争，促使红二、六军团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不仅发展壮大了红军，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而且扩大和巩固了苏区，使湘鄂川黔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西北苏区专题研究。杨洋《陕甘边“南梁政府”名称的由来》（《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认为，陕甘边政府由荔园堡搬到四合台村寨子湾后，被误认为在南梁堡，老百姓开始称其为“南梁政府”，这是“南梁政府”名称的由来。姚文琦《红军长征胜利与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苏区研究》第2期）认为，西北苏区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创造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陕北救了中央”。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对西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央也救了陕北”。吴晓军《从俄界会议到七七事变：党应对重大风险和危机的策略方法》（《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党面临一系列叠加共生的重大风险，党领导红军积极应对，最终完成战略转移，改善了生存环境，实现了由内战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性转变，使陕甘边苏区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边缘地区转变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1936年5月至11月，红军西方野战军的西征是中共中央在新的战略选择下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李喆《关于红军西征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西征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既定的战略意图。在西征过程中，中共广泛建党建政，实行土地改革，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开展统战工作，开创了西北大联合的良好局面。1936年10月，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以打通共产国际的援助通道。郑宁波《中共中央打通国际的路线演变——兼论西路军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军事历史研究》第5期）系统梳理中共打通国际具体路径的演变历程，剖析演变轨迹背后的原因，考察了西路军形成的历史逻辑，并揭示了当时国际和党际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石仲泉《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反思》（《军事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提出几个观点：从战略高度来看，西路军西进河西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从河西走廊打通新疆和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路线所致，但不等于没有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没有真正确立立足自身力量作战的思想，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没有把握好独立作战与照应全局、自主指挥与担当精神的关系；充分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壮丽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苏区局部执政时的政权设计、运行机制、民主新政、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变革、反贪倡廉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专门考证和深层研究的热点，目的是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党的建设专题研究。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执行党一切决定的机关，是干部人才的养成所。卢文华《中央苏区时期党支部工作的历史经验》（《领导之友》第3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明确党支部的功能地位、彰显党支部书记的模范带头作用、突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训练、注重探索运用有效的工作方法、注重党支部各方面建设的系统推进等历史经验，值得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和借鉴运用。曹春荣《中央苏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发挥学有所长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的作用，通过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印发行马列主义著作及报刊等举措，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取得了足以称道的成绩。刘浩林《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社科纵横》第6期）认为，中共在苏区局部执政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执政伦理价值原则，注重执政制度伦理建设，加强执政主体伦理建设，正确应对执政伦理异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充分汲取历史营养，正确应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和危机。
政权建设专题研究。佟德元、钟日兴《川陕苏区政治治理体系探析——与中央苏区之比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川陕苏区未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创建地方苏维埃治理体系，而是实行五级制的治理体系结构，村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建立和十家代表制的实行，使得川陕苏区民众切实地参与到民主政治之中；并且，扩大社团的权能与话语权，尤其是贫农团权能的扩大，苏维埃政府的权力运行时刻处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陈岗《川陕苏区时期廉政建设实践与启示》（《农业考古》第4期）认为，中共在川陕苏区局部执政时期，由于思想、组织、制度上的原因，贪污现金、侵吞公物，玩弄权势、生活腐化，官僚作风、敷衍塞责，虚报浮报、中饱私囊等腐败现象在部分苏区干部中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为纯洁组织、防范腐败，苏区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军队建设专题研究。翟清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制度建设的历史回顾和基本经验》（《军事历史》第2期）认为，红军时期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了军事工作制度，建立和实行了政治工作制度，并且建立了独具特点的后勤保障制度。余伯流、罗庆宏《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演进——从三湾、古田到瑞金》（《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初创于三湾，形成于古田，成熟于瑞金。井冈山斗争时期构建了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机制，古田会议奠定了“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的基石，在瑞金召开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基本成熟。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苏区研究》第3期）一文对红四军逐渐确立起以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军队及割据地区党组织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由此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以及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吕满文《红军时期女子部队的表现及作用》（《河北学刊》第3期）认为，中共领导下的妇女群体踊跃加入红军，成为革命军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女兵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红军时期女子部队的发展亦为现代女军建设提供了借鉴。
经济建设专题研究。戴利朝《中央苏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公共传播探析：以布告为例》（《金融教育研究》第5期）认为，中央苏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公共传播，时效性强，契合了大众传播技术粗放和战时的苏区社会环境，并且从中可以窥知苏维埃政府财政金融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进程。谢志民《中央苏区财政预决算制度析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中央苏区设立了财政管理机构，建立了财政预决算制度，统一了会计制度，建立了国库、审计制度，对违反财政预决算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规范了各项收入与开支，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黄涓《川陕苏区审计工作初探》（《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川陕苏区实行财审合一的审计制度，采用审查、巡视和惩处等手段在苏维埃机构、党群组织和军队内部开展审计工作，规范了经济秩序，保障了物资供应，支援了前线战争。
社会治理专题研究。钟日兴《“政权主导”模式下的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认为，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通过政权的推动而开展的。就其效果而言，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较快发展，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但由于时代和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带有一些局限性。魏建克、郝身沛《苏区乡村变革中劳动妇女社会自觉成因考析——以赣南闽西为中心》（《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乡土间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组织制度的建立及运作等，成为苏区劳动妇女投身于乡村事务的热情持续存在的关键合力。随着妇女地位的攀升，妇女解放观念得到乡村认同并走向合法化。童养媳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郑伟斌、简玉祥《革命与现实：苏区解放童养媳问题探析》（《农业考古》第6期）认为，苏维埃政府针对农村存在的童养媳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与法规，并以革命的手段付诸实施。虽然童养媳现象暂时得到了遏制，但基于农村的客观环境，加之政策的偏颇，不得不调整对其解救的政策，最后在禁止虐待童养媳的前提下默认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何先成《再论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从1933年8月到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为止，戒烟措施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化。但由于川陕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戒烟运动并没有完全根除苏区的烟毒。黄惠运《中央苏区时期社会保障工作的特点》（《求索》第8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社会保障工作具有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主导、社会监督，社会优抚、红属优先，保险福利、公正公平，互济救助、普惠民众等特征。
文化建设专题研究。刘魁、江明明《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认为，苏区戏剧具有教化和娱乐两大功能，中共与民众各有取舍。在革命话语中，中共对旧戏或禁演或改良，新剧的政治教化功能则被不断强化。与中共的革命威权相比，民众却有很强的“隐忍力”，以致旧戏在乡村社会屡有上演，新剧在很多时候处于困窘中。但在演戏与看戏的互动中，中共牢牢掌握着主动权。王永华《苏区戏剧与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认为，苏区戏剧不仅具有艺术表演的娱乐功能，同时还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中共通过建立苏区戏剧的规章制度，努力做到戏剧形式的通俗化与戏剧内容的日常化，成功地将革命意识形态传输给广大民众。黄文华《论蓝衫团与苏区文艺建设的繁荣》（《江西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蓝衫团是苏区时期中共直接领导创办的唯一戏剧社团组织。尽管其创办及运营如昙花一现，但其艺术活动在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并呈现主题突出、旗帜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果丰硕、社会效益上乘等艺术特征。
标语、歌谣等是苏区文化的重要内容。颜清阳《浅析苏区标语宣传工作的历史特点》（《福建党史月刊》第2期）认为，苏区时期的标语具有内容的针对性、形式的多样性、方法的艺术性、语言的通俗性、队伍的广泛性和风格的战斗性等特点。顾楠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传播与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第6期）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认为从传播者和受众上看，红色歌谣以红军和群众为主，传唱双方高度合一；从传播内容上看，红色歌谣的词曲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高度接近性；从传播媒介上看，红色歌谣以人际和组织传播为主，受众清晰明确，到达率高。上述环节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红色歌谣传播的强效果。刘凤梧《“打哦嗬”：历史记录中的红色大别山之声》（《苏区研究》第6期）认为，苏维埃革命时期大别山人“打哦嗬”的规模及频率呈巅峰状态，哦嗬音成为黄麻暴动与反“围剿”战斗进行曲中的强音及同期声，呈现了大别山苏区军民共同抗击敌人的伟大精神气概。由此，“打哦嗬”成为大别山苏区红色历史的重要文化符号。
苏区教育专题研究。卢忠萍、李根寿《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思想旨归与运行机制》（《求索》第1期）认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为思想指导、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为先为重”为战略方针，是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理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重要原则。中央苏区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管理机构和教育管理制度，并且加强教育管理的法制建设，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干部教育运行机制。胡军华《中央苏区妇女教育之路径》（《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第2期）认为，中央苏区妇女教育蓬勃发展的经验是实施政治化的教育方针，构建全覆盖的教育网络，利用多样化的教育资源，采取全员化的管理模式，严格数字化的考核要求，以及推行政治化的教育目的。
群团建设专题研究。江明明、曾耀荣《苏区贫农团的权能演变及其与苏维埃关系考察》（《苏区研究》第5期）认为，苏区时期中共为了利用贫农团来改造出现种种问题的苏维埃，授予贫农团很大的权能，但贫农团却因此和苏维埃之间产生矛盾并有取代苏维埃的倾向，中共于是又出台法令限制贫农团的权能。此后，尽管在查田运动中贫农团的权能依然很大，但法理上中共一直坚持苏维埃对贫农团的领导。二者之间关系的演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对苏维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认识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专题研究。王海军《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出版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4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领导建立专业编译与出版机构，负责编译和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郝建华、张强《困境与路径：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面对诸如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社会风俗落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等困境，通过编译图书、发行报刊、发展多层次教育、开展文艺宣传等传播路径，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林绪武《<红色中华>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南开学报》第3期）认为，《红色中华》结合苏区和民众的实际，有效地运用歌谣或歌曲、标语、漫画、诗歌、戏剧或活报剧等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浅显的语言、活泼的手法、有力的话语，向苏区军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形式。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报刊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值得学术界及当下的媒体研究和总结。
苏区历史也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深化苏区史研究需要考察中共对手方的行动、判断及内在冲突如何影响着苏维埃革命的进程。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毕建忠《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方针考》（《军事历史》第2期）认为，蒋介石下达的作战命令是由各路军分进合击、“包剿而聚歼之”。陈诚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嫡系，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是他首次参与国共战争。陈诚率部深入苏区腹地，使他能够直接地观察苏区与红军，比较分析国共两党政策、作战部署及军队素质的优劣，其见闻与思考记录于《陈诚先生日记》（2015年台湾出版）。陈红民、徐亮《<陈诚先生日记>关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记载》（《军事历史研究》第1期），将陈诚率部参与这次“围剿”的日记，分为“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对所部痼疾的认识与整治、对国民党弊端与社会问题的反省、给蒋介石的报告与建议等四个专题整理归类，深化了对中央苏区及其反“围剿”战争的研究。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受制于蒋介石的“围剿”策略与实施。陈红民《从<蒋介石日记>看其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苏区研究》第6期）梳理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基本过程及其制约因素，认为蒋介石的“围剿”行动除了受制于红军之外，受到他的地位、个性及所处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日本侵略、国民党内反对派的行动均是蒋无法预料的。这些因素互为影响、环环相扣，交织在一起，是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过程与结果中所包含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一种诠释。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在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运用“驱其离巢”策略，逼迫红军西走，从表面上看虽有“放水”之嫌，但实际上乃是欲擒故纵。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以“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自勉，频繁调动和督促各部，希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在红军进入贵州前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将追剿中共与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量，但他从未放松追堵，仍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无驱其入川之意。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不能倒果为因而反推他当初纵共“西窜”。
国民党为恢复与巩固自己在苏区的统治，达到遏制或清除中共影响的目的，采取了一系列祛除“赤化”的措施。陈任远《论国民党在苏区的去“赤化”》（《学术研究》第10期）认为，国民党通过对赤化原因的反思，在苏区采取实施特种教育、推行民生主义经济、整顿和完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清乡政策和保甲制度等措施，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游海华、饶泰勇《从特种教育到保学：苏区革命后国民政府在江西的政治教化》（《苏区研究》第5期）认为，苏区时期，中共在文化教育方面，特别是阶级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成就卓著，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警觉。为从思想上、教育上消弭革命，国民政府先在“收复区”举办特种教育，后在江西全省推行保学。以上举措不仅是国民党战时政治“剿匪”、战后思想“清匪”的应急手段，也是国民党训导民众成为合格国民、重建和加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教化手段。追寻着中共革命的步伐，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念得以迅速下乡，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得以重建和加强。周雪香《红军长征后闽西老区的保田斗争和农村经济》（《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一文考察了中共主力红军长征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闽西农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田斗争。经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和“闽西事变”到全国解放三个阶段，在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约有15万人口的地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分田状态基本得到保持。在分田保留区，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上平均，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和雇佣关系虽然还存在，但出现新的特点。农民通过精耕细作和兼营副业，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苏区与国统区的比较研究，是深化苏区史研究的重要选题。谢开贤《中共苏区社会建设与国统区社会建设的本质区别》（《江汉论坛》第6期）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领导的苏区社会建设与国民党主导的国统区社会建设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从性质上看，苏区社会建设是深刻的革命，而国统区则是局部的改良；从价值取向上看，苏区社会建设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而国统区更着眼于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方式上看，苏区社会建设注重思想教育基础上的群众自觉参与，而国统区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
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重点是考察苏维埃革命与区域社会、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八七会议后，赣南、闽西的党组织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钟日兴、王亚生《革命动员视角下赣南、闽西早期暴动考察》（《赣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从革命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去探究影响赣南、闽西早期暴动的制约性因素。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围绕暴动和夺权而展开，主观臆断性地认为民众已经普遍发动起来，要求各地立即举行暴动，并以城市作为暴动的中心。革命动员的途径主要借助乡村中原有的各种关系网络，这有助于早期革命动员在乡村社会中的初步进入，但未能打破乡村社会旧格局。因此，革命动员未能成功嵌入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乡村社会中的内源性因素仍然制约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参加暴动的农民对革命的理解认识是模糊的，暴动过程中带有许多自发性和盲目性，最终偏离了建立苏维埃的目标。革命爆发前后的社会生计危机，是促成中共革命扩散的重要社会经济背景。黎志辉《革命运动中的生计危机——以江西苏维埃革命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认为，社会生计危机既源自民国初期南北战乱所激化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以及传统产业及其相关行业在现代工商业竞争下的市场生存危机，又显现了革命运动纵深演化的内在趋势和城乡经济关系链条断裂后民众日常生计的窘迫反应。遍及城乡、引发恐慌的社会生计危机，特别是刺激人类原始本能的粮食危机，实际上要比农村社会的地权集中和租佃制度，更易造就革命传播的即时性心理氛围。该文提出，从近代以来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场的密切联系，考察中共革命兴起和演变的复杂过程，是研究中共革命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
作为一个兼具革命性和建设性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意识到在对社会进行彻底革命的同时，重构利益格局和考虑各群体利益协调的重要性。龚子方、肖凤华《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利益重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中央苏区以土地革命解决根本的利益问题，依托完备的法律体系、针对性鲜明的社会保障及救助体系以及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的教育体系，重新建构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安排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在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重视乡村教化。高盼望、于翠翠、徐继存《苏维埃地区的乡村教化及其历史镜鉴》（《江西社会科学》第11期）认为，苏区乡村教化的方式灵活多样，除了普通学校教育之外，还通过夜校、识字班、墙报、文艺宣传等方式进行。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乡村民众当中，发扬勤俭办学的作风，努力使处于穷乡僻壤的民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尽最大可能转变该群体的思想观念。不过，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外部势力的打击，乡村教化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有的地方还出现脱离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况，使得教化工作出现政治化、教条化、激进化等形变。
黎志辉《地方社会变革中的中共革命——作为视角和方法的中共地方革命史研究》（《苏区研究》第4期）一文对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进行了反思。该文指出，对中共革命的社会起源的探寻，比较容易演变为以革命为背景的社会史研究。研究者往往对地方社会的具体状况着墨甚多，而对其与革命发生联系的过程或机制则交待不足。有些怀着某些现实关怀或致力于重新阐释革命意义的学者，倾向于从“长时段”来观察中共革命的社会效应，得出革命对社会的改变是有限的。这些研究是把革命史的研究领域演变成在非革命史的史学领域正在流行的有关社会变迁的概念、趋势或规律的平移空间，所做的未必是对革命本身的过程与特点的深刻研究，表面看来列举或反映了革命的诸多面貌，但实质上却很可能是与其他史学领域高度同质化的结构性研究。革命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在时间上的短促性，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起巨大的政治能量，将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变成高度紧张的社会，将普通人改造成为亢奋的革命者或集体行动的追随者。因此，苏区史研究要更多地着眼于对于社会经济变动、革命运动兴起与具体区域的社会人群之互动关系的体认和洞察，以及将眼光锁定在某一固定区域，观察革命对于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短时段”建构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动的“长时段”效应。该篇论文对深入研究苏区社会经济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决策，过去的研究认为是在某一地点、单次会议上作出的。吴永明《“引兵井冈”考论》（《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引兵井冈”的决策，酝酿于莲花会议，三湾改编时开始探索，古城会议形成决议，水口回师后完全付诸实施。至此，文家市作出的“进军湘南”原定方案被“引兵井冈”所取代。这一决策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领导艺术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1929年春天到秋季，红四军内部发生一场大争论。陈晋《走向成熟前的“阵痛”——解读红四军“七大”前后争论风波中的人和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这场争论是中共探索建党建军之路必然遭遇的风波，更是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走向成熟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这场风波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更加成熟了，让他们更加理性地对待党内争论和意见分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最高目标之下。雇农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展农村调查时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朱亚坤《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雇农思想之多重探析》（《毛泽东研究》第2期）以描述性、探索性、扩展性和引申性四个逐渐深入的分析进路，勾勒了毛泽东有关雇农认识背后所折射出的革命再造与底层生存诉求之间的双重张力，以及以雇农为代表的底层社会群体中“穷”与“变”的复杂关系。他还在《传统、现实与策略：毛泽东有关雇农阶级归属判断再认识》（《人文杂志》第9期）一文中认为，对雇农的阶级归属，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既有过雇农属于农民阶级的看法，又有过雇农属于工人阶级的判断，而后逐步将雇农确定为农村工人阶级。曾耀荣、江明明《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富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富农主要由“半地主性的富农”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组成，具有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和商业剥削的性质，并不是农村资产阶级，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不适合富农。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对苏区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中央苏区，张闻天把从苏联学习的理论运用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践之中。程中原《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这一时期是张闻天从“左”倾走到摆脱“左”倾以至反对“左”倾的时期，也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观点逐步走向基本一致的时期，为他在长征中作出贡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两年时间里，把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为党的建设解决了许多问题，积累了很多经验。刘志辉《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思考》（《毛泽东研究》第1期）认为，《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是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的两份重要文献，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苏区党的建设”和“如何加强苏区党的建设”这两个重要问题。王晓荣、王鑫《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第1期）认为，任弼时在领导中央苏区党的组织建设中，通过提高党员质量以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良支部生活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严肃党纪以健全党的组织机体，为把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贺诚是人民卫生事业的一位奠基者和开拓者。刘施昊《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贺诚卫生工作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贺诚从思想、组织、教育、科普和物质建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全面建设红军卫生工作的思想。长征时期，他从卫生保障工作的根本原则、主要内容、工作要求、具体手段和施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红军卫生工作思想内涵。
县苏主席是中共在苏区通过革命化的变革与制度性的整合而产生的新型干部群体。杨东《土地革命时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探究》（《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县苏主席不仅有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成分要素，而且其任用程序与工作职责方面也体现着革命性的转折。他们的工作方式是真正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联系起来，由此构成了县苏主席鲜明的时代特点。不过，由于苏维埃本身的制度逻辑，体现在县苏主席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局限。参加过苏区革命的党员、团员、儿童团员以及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担任过一定职务或曾参加过红军的普通民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老革命”。黄伟英《“老革命”与新政权：以赣南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6）》（《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一文考察了“老革命”与新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其根源在于其在苏维埃革命失败后的遭遇所造成的“政治历史问题”。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本年度，学界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推进了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湘江战役的残酷性和惨烈性，在人民军队乃至现代世界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石仲泉《湘江战役之我见》（《苏区研究》第6期）认为，要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区别开来，明确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决策错误；可参考毛泽东对长征的评价，对湘江战役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人铁壁合围的伟大革命精神，湘江战役为实现遵义会议历史转折提供的契机和基础，以及牺牲的3万多革命先烈，都值得永久纪念。邹铖《中央红军长征转进黔北前军事行动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第4期）结合档案、日记与回忆史料，认为彭德怀北进威胁长沙或西进抢占黄沙河的建议成功实施可能性极低；李德在湘南的若干决策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则在通道会议上坚持中央红军转兵西进。面对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军，红军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李东朗《遵义会议与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遵义会议在改变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同时，实际上改变了政治路线。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但没有明确提出并不等于事实上没有改变政治路线。蒋建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党的文献》第1期）认为，在贯彻和运用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领导各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并取得长征胜利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挑战、维护全党与全军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中，在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并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不仅是这段历史亲历者的共识，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余伯流《“博洛交接”的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苏区研究》第2期）认为，周恩来石厢子谈话维护了党的团结，实现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践行了党的决议，确保了以毛泽东为代表、以“毛张周”为领导集体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弘扬了党的风范，彰显了中共领袖团队赤胆忠心、光明磊落的崇高人格魅力。
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三渡、四渡赤水，直至抢渡乌江这一过程，中央红军所处形势十分危急，这期间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依照老办法就每一重要军事行动及作战指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决定。正是由于这几天的实践，使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成功后，想出了成立“三人团”这个一劳永逸地解决军事决策问题的新提议，新“三人团”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代周恩来成为党内最高军事负责人，经历了一个由辅到正、由虚到实，并且有曲折、有反复的较为复杂的渐变过程。黄道炫《从四渡赤水到脱出金沙》（《军事历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中央红军如何与“追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展开周旋，认为遵义会议后重新执掌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一开始并未找到最适合红军生存的途径。经过几次试探，他很快敏锐意识到红军不能与国民党军展开硬碰硬的较量，而是要审时度势，选择最有利的生存道路。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俄界会议也是红军长征中带有转折性的一次重要会议。李庆刚《论俄界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5期）认为，无论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还是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历史事实来分析，俄界会议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黄会奇《促成长征落脚陕北的报纸因素》（《党的文献》第5期）认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在进驻哈达铺前后读到了《大公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等多种报纸以及一些布告、传单之类的材料，初步促成了把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在榜罗镇见到了更多的相关报纸，进一步坚定了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的决心和信心。在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两次由分到合的历程。黄少群《长征中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由分到合历史必然性探讨》（《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两次由分到合的历史说明，“党指挥枪”不仅是红军的原则，更是红军发展的铁律，有了党指挥枪，红军才能有发展，才有团结战斗。红军由分到合是“党指挥枪”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杨慈安等《论红二方面军对长征的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认为，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正确领导下，在红军长征中“启先声、承策应、担后卫”，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有力策应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保全和壮大红军队伍；力促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白纯《红军长征的国际影响论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红军长征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奠定了中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呼应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塑造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进步与正义的形象；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斗志，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记忆与精神财富。
学者还深入考察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田玄《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的若干结构性因素》（《军事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马列主义政党强意识形态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红军官兵的坚定信仰、中共及红军严密的组织形态、创新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略、高度灵活的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是中共及红军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结构性因素。尹正达《论红军长征胜利取得胜利的八大因素》（《军事历史》第5期）认为，红军长征胜利是八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发掘。兴国县文物局从江西吉安一位红色文物爱好者彭先生手中获得一本由中共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6月4日用毛边土纸油印出版的32开本小册子《仁风山及其附近》。兴国县课题组《新发现的毛泽东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考析》（《苏区研究》第6期）认为，这份调查报告填补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关于工业、工人调查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和实践，是关于中央苏区历史及地方党史的珍贵史料。“石叟资料”（即陈诚档案）有一份题为《宣传教育与干部问题》的文献，仅标注“红校训育部翻印”，责任者及文献形成时间均不详。王美芝《“红校训育部翻印”的<宣传教育与干部问题>考证》（《党的文献》第2期）认为，这份文献的发文机关是苏区中央局，形成时间是1933年2月至5月间。石川祯浩《<毛泽东传略>作者考——兼论莫斯科出版的几种早期毛泽东传记》（《党的文献》第2期）经过考证认为，保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毛泽东传略》（曾发表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的作者应该是高自立。李良明《红星永远闪耀——<中国的红星>评介》（《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介绍了1938年2月25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红星》（编著者林轶青）一书，分“过去的红星”（31篇）和“现在的红星”（19篇），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游海华《“井冈山”何时首次被党的文献提及》（《党的文献》第3期）认为，井冈山名称的由来，与当地百姓的习惯叫法有关。最早提及该名称的党的文献应该是1927年11月30日发布的《中共江西省委通告（第十号）——目前的形势与江西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形》。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期间，赣西特委委员李文林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杨会清《<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之重新解读》（《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报告》体现了当时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党建的工作重点、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以及党对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郭济汀、黄强华《一部闪耀着群众路线思想光芒的纲领性文献——重读古田会议决议》（《苏区研究》第2期）认为，古田会议决议鲜明地突出了群众路线这条主线，提出和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的思想，阐发和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提出和形成了初步的群众工作制度，划清了群众路线与个人主义、唯心史观的界限。群众路线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主要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初步形成。石川祯浩《<红星照耀中国>各国版本考略》（《中共党史研究》第5、6期），介绍和研究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俄文版、中文版和日文版，认为这本书使世界开始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形象和历史，以及苏区民众的生活，直到今天该书仍被视为第一手的资料和经典。
总的来看，本年度的中国苏区史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亮点纷呈。特别是苏区新史料和国民党方面史料的发掘与解读，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前述学术论文共93篇，涉及37种刊物，受评述主题和作者阅读范围以及学力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毋庸讳言，本年度的苏区史研究也存在不足。本文作者在《2015年中国苏区史研究综述》（《苏区研究》第3期）中所提出的关于苏区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如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和会通民国史的苏区史研究所占比重较小，各块苏区的研究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以及有些论文没有明确的学术史意识等问题，在本年度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苏区史研究仍偏向于政治史和军事史，社会生活史则处于“虚化”状态，看不到苏区社会中的民众形象，缺少对能够反映苏区社会生活的由普通民众参与的历史事件的“深描”。还有，除了反“围剿”战争中的国民党军队外，在苏区史研究中很少看到国民党。苏区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状态，在“全红区”“半红区”“游击区”，国民党政权的生存状况以及如何应对，应是值得关注的选题。另外，苏区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如中央苏区和全国其他苏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和领袖群体的关系以及革命史和民众社会生活史的关系等。最后，期待2017年有更多精品力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