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 | 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彭勇
基本信息
明代的中国已处于传统社会的后期，新旧杂陈，同期的欧洲正快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明代史的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各个领域，又直接受不同研究者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粗略统计，本年度明史研究的专著约50余种，论文超过500篇。总体而论，明史研究者能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求创新寻融通，既关注社会热点又有所坚守，成果丰硕。为评述的方便，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关注点，对论著略加分类。限于学识和篇幅，难免遗珠弃璧，请同仁批评。
一、热点：“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1.“一带一路”成为研究新热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过三年时间，研究热潮已席卷全国，各类研讨会密集举办，一些期刊还开设了相应的专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设有“丝绸学研究·丝路文化”专题，其中万明《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第5期)认为，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西洋形成的国际秩序，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暨南学报》第4期设“国际政治与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专题，其中万明《乡国之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认为，洪武朝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第2期)分析了15世纪欧洲崛起时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局中的教训。晁中辰《明永乐帝为柯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明朝永乐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
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陈支平《福建客家的从商性格与连城海丝之路》(《历史教学》第2期下半月刊)从闽西客家人的基本生态入手，认为从商习俗扩大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涂丹与刁培俊《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古代文明》第4期)、汤开建《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第5期)、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等研究了丝路经济带上的香药、茶叶、植物、绿松石等物资往来。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东江贸易实际是16—17世纪东亚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史的重要组成。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民间商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朝两国的政策许可，往来开展商贸活动。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关系史。广义的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通的各条通道”(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近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南海争端，明史研究中的郑和下西洋、东亚局势、西学东渐、西方殖民者东来等成为热点。
刘晓东、年旭《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第1期)认为，明初对日交涉围绕“禁倭”与“申交”，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侧面。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第2期)、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第5期)和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陈璘》(《暨南史学》第12辑)都对援朝战争前期的具体影响因素予以分析。吴宏岐与崔文超《明代广东倭患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暨南史学》第12辑)、陈贤波《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以曾一本之变为例》(《学术研究》第2期)从历史地理、政治史角度关注广东的防海防倭背景下的社会秩序。牛传彪《明初起遣岛民与海上备御实态考察》(《社会科学》第9期)考察了明初海防备倭措施及巡洋会哨之制的变化和影响。关于琉球问题，万明《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现存官私文书记录钓鱼岛，最早始自明代，从明朝海洋政策的视角出发，构成了完整的钓鱼岛归属中国的证据链。
许苏民《明清之际关于“科学技术是否有益于身心”的争论》(《学术研究》第9期)认为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时遇到正统儒家的强烈拒斥，并非一帆风顺。庞乃明《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明末中国人对欧洲的舰船规模、炮火威力的军事印象已经形成，这一印象并非始自清代；他的《因袭与重塑：明清之际黑人形象的历史建构》(《河北学刊》第6期)揭示了中西关系史中重塑黑人形象的社会文化观念。肖清和《辩护与诠释：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研究》(《暨南学报》第5期)关注了来华传教士对中西文化和知识差异的应对问题。以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上述热点研究仍将持续。
二、焦点：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治理史与地方史并重。近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民族史成为学界的焦点。
1.“大一统”观念与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在“全球史观”影响下，传统中国的“大一统”观念被重新审视，《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推出“明代边疆政策及其历史走向”笔谈，彭勇、鲁大维、钟焓和赵现海对明朝民族观念和边疆政策各抒己见，认为明代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边疆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以明代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对峙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朝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一统”，两大族群的互动呈现“一统”对“分散”的格局。牛建强《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中央积极拓展的边疆政策使得化外之区完成了从形式上归附到纳入国家有效控制体系的实质转变。罗勇《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研究了中央经略西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粮饷供应方式。蔡亚龙《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辨析了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军民卫这类特殊的行政建置。
土司制度是明中央治理西北、西南边疆的重要制度，近年围绕土司“申遗”产生了一批高水平成果。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区域总体史视野下考察了西南边疆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武沐、贾陈亮《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土流的矛盾涉及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朝对甘青地区的治理理念。龙圣《明初“月鲁帖木儿之乱”原因探析》(《史学集刊》第5期)、李良品《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研究了四川边地的变乱与中央的应对。
2.朝贡关系与边疆社会。朝贡是中央与边疆民族维系政治关系的经济手段。程尼娜《明代兀良哈蒙古三卫朝贡制度》(《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蒙古部与明中央之间朝贡与掠边同时存在。宋永志《明代广东瑶首朝贡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分析了广东瑶人与中央朝贡中的复杂关系。边疆史研究正从治理史转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和社会史，彭勇《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第6期)研究了今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行都司的制度设计、军事活动、民族关系、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勾勒出边疆群体生活实态。吴才茂《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中州学刊》第11期)说明贵州隆里卫所屯堡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胡小鹏与郑煦卓《明代哈密卫之“哈剌灰”名实考》(《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杨士宏与山聪《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中国藏学》第3期)对边疆的社会发展、宗教信仰和族群特征作了个案剖析。
三、重点：政治史的深入与经济史的回归。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历年明史研究的重点，研究不再局限于事件、人物或时局的孤立分析，而是立足制度属性，考察运行机制，分析制度之下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故宫出版社“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新出赵中男主编《明代宫廷政治史》、谢贵安与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彭勇与潘岳《明代宫廷女性史》等6种，开创了宫廷史研究的新局面。
1.政治制度运行与官场生态的剖析。皇权与宗藩方面，秦博《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洪武朝矛盾的勋臣制度影响了整个明代勋臣群体的价值取向。张明富《永乐建元与太祖所封诸王心态》(《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认为成祖为构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采取刚柔相济的宗室政策。赵中男《永乐末年的反迁都风波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认为反迁都客观上为明前期由开拓向稳定的转折做了准备。
文官制度及官场生态。田澍《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报》5月4日第14版)肯定了嘉靖朝的政治革新。彭勇《坚守与务实：评严嵩任礼部尚书期间对明朝周边事务的应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认为对严嵩的评价应肯定他早年的贡献。府州县政研究，有王家范《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揭示了高度中央集权下县级行政运行的复杂性。范金民《嘉善县事：明末知县李陈玉的县政实践》(《江海学刊》第1期)探讨处理县政的成功之道，反映出明末江南亲民官的为政境况。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丰富和深化了对阉党及晚明党争的认识。
2.科举制度及其运行探微。汪维真、牛震宇《明代会试分区配额制考察》(《史学月刊》第10期)统计发现，南北中三卷区录取人数同时合乎规定比例的科次较少，明廷将会试的全国性竞争转化为有限区域内的竞争，体现了就地取材、追求区域平衡的意图。李小波《明代两京乡试中的皿字号问题》(《文史》第1辑)研究了两京乡试中监生应试者增多的对策。探讨科举制基本史事的，还有胡凡《南明隆武朝开科取士钩沉》(《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陈时龙《崇祯元年会试考释：读明人蒋德璟〈礼闱小记〉》(《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
3.军事制度及军民关系。明代的卫所制兼具军事编制和行政管理角色，卫所是与州县并行的国家管理体制，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专著有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高寿仙《明代潼关卫与北直隶关系考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厘清了复杂的明代卫所管理体系间的关系。彭勇《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中州学刊》第6期)考释了永乐朝对明初都司卫所制的重大变革。郑宁、冯贤亮《晚明卫所与州县关系探研：以泗州卫月粮为线索》(《安徽史学》第3期)考察了卫所与州县之间的经济利益与管理关系。曹循《明前期的江南卫所与赋役征调》(《南开学报》第2期)认为明前期卫所的密集设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江南原有的社会结构。
4.经济史研究的回归。经济史研究，过去30年间以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特征，近年有回归到土地、人口、赋役、农副业等传统问题上来的趋势。
赋役制与政制的结合。万明《明代赋役改革模式及其特点初探——从海瑞的县级改革谈起(上、下)》(《河北学刊》第3、4期)认为赋役改革是一部自下而上、白银货币化的历史，地方官是倡议者和运作者。丁亮、赵毅《明代浙江杂办银收支结构与“均平法”改革》(《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证了浙江的赋役改革措施。叶锦花《户籍制度与赋役需求及其规避——明初泉州盐场地区多重户籍现象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分析不同名色的户籍下出现的多籍现象，揭示州县、盐场和卫所三大管理系统之间的联系。周雪香《新县设置与田粮纷争——以明代中后期福建汀州府属县的“界粮”之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地方赋役中的田地、户口和里甲之争，政治控制起主导作用。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研究了货币白银化对赋税、军事供应、法律和海外贸易等制度的影响。李华瑞《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明代财政供养的人口多，但收入规模却小于宋代，明亡于财政崩溃“似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谢宏维、李奇飞《明代漕运总督述论》(《史学月刊》第10期)分析了漕运总督的职掌、任职特点和作用等。胡克诚《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古代文明》第2期)考察了监兑官的产生、职责及其变化。胡铁球《明代法定漕费的形成与使用演变——兼论明末清初私贴额定化过程》(《清华大学学报》第4期)揭示了漕运背后的利益纠葛。
四、增长点：社会史的繁荣与思想文化史的多元化。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丰富，方法多样。研究的主题包括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和口述史等。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聚焦16世纪以降中国的礼仪、宗族和商业，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赵强《“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整体性地展示晚明的社会生活、文艺活动和审美风尚，探讨审美文化嬗变过程。陈宝良《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安徽史学》第1期)钩沉了明人日常生活诸方面的胡化之风。
1.社会史主导下的区域史综合研究。赵轶峰《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探索与争鸣》第4期)认为江南受到最多关注，因为它为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包含中国社会总体变革的早期因子。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同上)认为江南区域史的研究要与更大空间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赵现海《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古代文明》第1期)认为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但此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控制了政府各个部门。杨茜《聚落与家族：明代紫隄村的权势演替与地域形塑》(《史林》第2期)揭示地域社会权势家族对江南市镇发展、地域形塑的作用。冯贤亮《酝酿之属：明清时期的“江南三白”与文人记忆》(《史林》第5期)研究了江南水乡饮食文化的典型特质。赵世瑜《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生活在长城墙体两侧的人群，观察与长城有关的制度、事件如何影响人群的生活，分析这些人群的生活如何与上述制度、事件共同构成地方社会的结构。王日根、曹斌《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从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江河湖海水域空间中官、民与盗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
群体社会史。高寿仙《社会地位与亲缘关系的交互建构——以明代科第大族平湖陆氏为例》(《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社会地位的提升往往成为亲缘圈扩大和巩固的契机，也有利于保持或提升其地位。吴琦、龚世豪《明初江西士大夫仕宦、交游与乡邦团体——以胡广为中心的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以胡广为中心，给出一种社会向上流动的具体解释模式。女性群体研究如刘正刚《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古代文明》第1期)。此外，赵连赏《明代男子簪花习俗考》(《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勾勒了奇异的男性服饰文化。宗族为社会史研究的大宗，常建华《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第1期)有详细介绍。
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专著有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兆裕《明代工赈述论》(《安徽史学》第6期)认为因地方财政收入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得到广泛运用。
2.多学科领域视角之下明代的精神世界。思想文化史包罗万象，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同揭示明朝的时代风貌、精神世界和文学艺术追求及风格。
思想和宗教。刘勇《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大学〉改本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探讨了明代理学精英对《大学》文本话语权的争夺。林忠军等《明代易学史》(齐鲁书社)对易学在明代的发展、衍变进行宏观描述与细致分析。解扬《明代中叶的官方荀子形象——以〈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4期)分析《大学衍义补》引述《荀子》的思想内容及其思想史内涵。姜海军《明后期政治变局下心学、理学的消长》(《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认为张居正和东林党人对心学打压，极力宣扬程朱理学，促进了学术的内在转向。章宏伟《明代万历年间江南民众的佛教信仰——以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分析了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和佛教信仰区流行的空间差异。
文学艺术。郑利华《明代前期台阁诗学与唐诗宗尚》(《复旦学报》第4期)、《王世贞与明代七子派诗学的调协与变向》(《文学遗产》第6期)分别研究了明代前期、中期诗学风气的转变。朱雯《明清易代之际的女性诗歌：个人与家国命运的自我书写》(《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分析了女性流亡诗里的女性特质。
五、难点：史料的整理与分析，理论的探讨和方法整合。史料整理和分析，既是基本功，也最见功力。史学贵在创新，然理论创新没有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准者，其难在融通度与有效性。史论须有逻辑性，史无定法，最讲求方法的恰当。
1.传统文献的整理、挖掘与研究。南炳文近年主持《明史》、《明实录》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不断，发表了《明中期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时间补考——试解〈明史〉、〈明熹宗实录〉误载之缘由》(《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等。明代传世文献极其丰富，许多的史料价值还有待发掘。杨艳秋《〈皇明通纪辑要〉与朝鲜王朝的经筵进讲》(《南开学报》第5期)研究了明代私撰史学对朝鲜政治的影响。赵克生《童蒙教育与朱子学的下移：明清时期儿童的〈小学〉阅读》(《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介绍了明清儿童教育的经典读本。谢贵安《〈安龙逸史〉考论》(《史学史研究》第3期)认为是书与屈大均行文风格不符，应是溪上樵隐调查访问后所作。
2.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官私文书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明代中央档案不如清代丰富，但地方档案和民间文书却不断被发现。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明清“诉讼社会”的历史背景、诉讼程序、典型案例、法律观念等内容。吴才茂《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是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佳作。吴艳红、姜永琳《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以仅见的地方司法档案重新审视地方三司之间的关系。瞿州莲《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永顺土司寿命短的原因探究——以〈历代稽勋录〉资料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5期)以民间资料《历代稽勋录》为中心深化了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新史料·新视野”专栏发表4篇文章，结合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统文献与考古新发现探讨明末史事。《军事历史研究》第1期“明代史料的新发现及对明代军事的新认识”专栏发表的3篇文章，对《国朝诸臣奏议》的纸背文献进行了集中研究。
碑刻具有独特的价值，尤其在传世文献不甚丰富的某些领域，比如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吴景山与贾竞阳《碑文所见明代在甘青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客观条件》(《中国藏学》第3期)、丁慧倩《札付、官府、清真寺：从札付看明朝政府对清真寺的管理》(《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和綦岩《永宁寺记碑的女真碑文——兼谈明代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北方文物》第1期)对碑刻的解读各有新见。地图研究有李新贵、白鸿叶《〈巩昌分属图说〉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等。
3.理论探讨与方法更新。本年度的理论探讨，主要在明代社会性质与历史地位、晚明社会的变化和社会生活质量的评估等方面。李治安《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元、明江南社会发展从开放繁华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成为14世纪中国经济由先进跌入落伍的转折点。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求是学刊》第2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中国史研究》第3期)和《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古代文明》第4期)继续丰富他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代商业总体趋于发达，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可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然相似，但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江太新《对明清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认为，地主制经济体制发展变化对农业经济影响、政府政策对农业发展影响等问题，要辩证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去分析。陈宝良对明代社会生活质量予以整体考察，《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兼论明朝人的生活质量》(《西南大学学报》第3期)和《明代的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兼及明朝人的生活质量》(《浙江学刊》第2期)分别从收入构成、物价波动和消费支出层面探讨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
六、简评。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内容项目化，学术论文会议化，已成为普遍现象。每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项目的指南和立项，成为学术发展的风向标，明史研究也不例外，“一带一路”、中外关系和边疆史成为热点和焦点就是例证。对此，陈支平《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第6期)认为，要坚持热点研究的严肃性和创新性，避免学术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
史学研究必须基于可信的史料，对史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考验的是学者的才、学、识。学术有分野，方法要整合，已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某个领域或某种理论，而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明代的卫所“政区”，认为都司卫所是政区的辅助系统，把前人依据《明史·地理志》对实土和准实土等卫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他利用地理政区来研究卫所辖区，用卫所是否“切割”州县的思路来解释卫所辖区的方法还可以再讨论。
历史研究，融通断代的重要性与高风险并存，但必须坚持并尝试。李治安《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以富民、农商与南北整合为重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4期)认为，融通断代既然有相当高的难度，肯定会伴随着较多的学术风险，“对此类探索予以宽容和支持……这或将大有益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与科学发展”。这提醒我们：融通断代的要求更高，研究者应厚积薄发，牢记史学的求真精神。
近年来，在跨朝代的对比研究中，笔者隐约注意到一种现象，长期治某一朝历史的学者，对该朝的历史地位评价较高，对别的朝代评价较低，尤其是邻近的两个朝代。如治明代以前历史的学者，多认为元明之际的承袭性较强，对明初历史总体评价不高，而专注明史的学者则多强调明初的革新，对明中后期的历史评价较高。明、清两朝历史的对比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可能与研究者长期关注的时段或视角有关，但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也提醒我们：断代研究者既要有自己立足的专门领域，又必须有通史的视野，甚至全球化的意识；不仅要清楚自己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的不足，牢记史学的务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