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 2016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李治亭
作者简介：李治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
清史是我国历代史中最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以下是对 2016 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欲知 2016 年趋势，必先了解现状。我国的清史研究，从清朝逊国算起，迄于今，不过百有余年。前 70 年，清史研究不过是刚起步，在学术界无足轻重，直到改革开放，清史研究一马当先，成为史学的一门“显学”。从满洲的形成、清朝开国，到晚清至亡国，相关研究贯通清朝全史; 举凡清史的问题，无所不及。清史研究的盛况持续了 20 年左右，到 21 世纪初，势头稍减，但伴随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再度掀起清史研究的热潮。在 2010 年前后，《清史》撰写的任务基本完成，清史研究的热潮再次回落。
这就是近 10 年来的清史研究的总趋势。2016 年的清史发展趋势，不过是近几年趋势的继续。这并非说，前后完全相同，恰恰相反，2016 年的清史研究状况确已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同样是去年或几年前变化的继续。这就是在大趋势下的相同与不同。具体情况如何?
从已发表的专著看清史研究的发展与演变的趋势，一目了然。清史学者著作的选题，诸如白亚仁《江南一劫: 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 ( 浙江古籍出版社) 、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世瑜主编《长城内外: 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 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 商务印书馆) 等。此外，还有著作涉及专题，如清职官人事研究、清法律中的族群与等级、雍正朝官员问责与处分、清代卫生防疫机制、近畿地区的旗地与庄头、晚清女性“国民常识的建筑”、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1780 年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荣禄与晚清政治等，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所选的课题多是个案研究。当然，个案研究也有自己的价值。注重微观研究即具体的个案研究，大抵已成为 2016 年的清史研究趋势。应当指出，这一趋势并非始于 2016 年，大约七八年前已出现，而近三五年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学者们逐渐放弃追逐重大选题，宁愿题目小一点，内容少一点，时间跨度短一点。这一学术倾向，在高校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出版的 30 多种著作中，同样反映了与内地清史同一的发展趋势。如清代“陆游”选诗研究、清代“苏州闺秀文学活动”、“男童集体阉割事件”、“花与饮食”、“顺康雍三朝文字狱”、“童试实验”、“台湾现存的贞节牌坊”、“清代文学故事”，诸如此类，多属知识性叙事，学术探索相对较少。
那么，已发表的数百篇论文，又反映出什么趋势? 仅举几例: 如龙登高等《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 ( 《历史研究》第 5 期) 、赵思渊《士气之藩篱: 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 《历史研究》第 6 期) 、常建华《祈福: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 《历史研究》第 2 期) 、楠木贤道《孝端文皇后之母科尔沁大妃的收继婚及其意义初探》( 《清史研究》第 1 期) 、阿音娜与 N·哈斯巴根《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4 期) 、赵克生与安娜《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 ( 《清史研究》第 3 期) 、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 《清史研究》第 2 期) 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很深入，值得肯定，但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也难见重大选题，而且大多尚未达到理论层面。这与清史著作的学术取向是一致的。趋于微观的个案研究; 重实证，轻理论，尤其缺少理论方面的选题，这也成为时下清史学界的一个特点。
从 2016 年清史学术研究状况来看，表现为清史研究的势头趋缓，选题虽多，却内容分散，未形成学术热点，也难以看到某一问题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关注点; 新观点、新说法、新认识，这“三新”也很少见诸论述之中。这些都是学术势头趋缓之明证。还须指出，学术中的不同观点很少互动交流，因此，学术界一片平静，无以振奋精神，学者之“士气”也是平淡而平常。回首 2016 年清史研究，既无大起，亦无大落; 所取得的成绩不足以领先，也不算落后。
在过去的一年中，清史研究虽趋于平缓，没出现惊世骇俗之作，却也不是停滞不前，在个别领域某些专题的研究，仍取得一些进步。以状态论，清史研究虽不是热火朝天，趋之若鹜，但也有所进展。
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清代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受到国内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的重视。如郭文忠《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 ( 《清史研究》第 1 期) 、褚宏霞《乾隆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1 期) 、聂红萍《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 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2 期) 、张永攀《乾隆末至光绪初藏哲边界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3 期) 、乌兰巴根《清末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开设驻京文报局考论》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3 期) 、武沐与张峰峰《论乾嘉年间希布察克部布鲁特》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3 期) 、乌云毕力格《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 《清史研究》第 4 期) ，还有一些边疆研究成果，不赘引。
以上所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西北新疆及西藏地区与清朝的关系，以及清朝在这些地区的治理与掌控。这些研究成果，揭示新疆及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历史真相。引证的史料，既有官方实录，也有档案，还有部分满文史料，皆足以证明新疆与西藏是清代中国的组成部分。但是，也须指出，这些论文的缺欠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理论上解读、分析不足，有的结论不甚明确。如关于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只强调首次通使的时间，却对哈萨克几次提出归附清朝的问题阐述不足，清朝对其要求归附之事持何种态度，最终是否同意对方归附，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新疆与西藏是敏感地区，西方政界、学术界一直特别关注。中国学界应毫不含混地宣示: 这两个地区从来就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清朝对这两个地区的统一与治理，是对中国历史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也就能够有力地反驳所谓“侵略”或“征服”新疆、西藏的谬论。
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不同，他们总是以“异样”的眼光审视清史及其边疆问题。他们的研究，既有个案，也有宏观。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雍正帝: 中国的独裁君主》 ( 孙晓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称他是“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中国历代专制君主，哪个不独裁! 不过，本书描述雍正其人，大体符合实际，实有中国学者写雍正不及之处。柯娇燕的旧作《孤军: 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2016 年被引介出版 ( 陈兆肆译，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满洲八旗显贵费英东的后人三代的家族史与清衰亡史紧密结合，展示这一历史过程，是中国学者未曾作过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清史的专题专项研究，可弥补中国学者研究之缺项。如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 ( 曾宪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通过对明清两代地方礼仪的研究，展现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已形成一套内容丰富的礼仪文化系统。在维系国家的“大一统”、保持社会安定、各民族内向凝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坦率地说，我们对此疏于研究，该书提供了一个范例，值得借鉴。
日本学者村上卫著《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 ( 王诗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以福建进而扩展至华南沿海为对象，把诸多社会现象如海盗、船难、秘密社会、叛乱、征税、贸易等问题，都置于海洋史中加以考察。这还是属于局部的个案研究。但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海域，环渤海、黄海海域都是中国海洋的组成部分，却不在其中国海洋史研究范围之内，有以偏概全之嫌。美国学者金光明《边地资本主义: 突厥斯坦的产品、清朝的白银与一个东方市场的诞生》( Kwangmin Kim，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Qing Silver，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还有美国学者贝杜维《越过森林、草原与高山: 清代边地的环境、认同与帝国》 ( David A. Bello，Across Forest， Steppe，and Mountain: Environment，Identity，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等，都属于局部问题的个案研究。从标题看，两书风格、如“边地”提法皆相似。
从宏观展开对清史包括近代史的研究，西方学者也取得了进展。如李约瑟著《文明的滴定: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 ，本杰明·艾尔曼著《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原祖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威廉著《哈佛中国史 06·最后的中华帝国: 大清》 ( 李仁渊和张远译，中信出版集团) ，冈田英弘著《从蒙古到大清: 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 ( 陈心慧和罗盛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及松浦章著《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李小林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等。且不说内容，仅看其研究的主题，大多足以填补中国学界之空白。他们的学术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如艾尔曼反驳中国学者一向认为明清不重科学，以致科技失败等观点，论证明清朝野对科技从来不乏兴趣，并以“自己的方式”，为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当然也有些观点错谬，如冈田英弘把满洲归入到游牧民族的系列，把“大清”归入到蒙古“游牧帝国”的统序，两者是“承续”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也不符合事实。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西方欧美日学者的选题比较宏观，或整体，或某一领域，故其研究既有整体性，也有系统性。他们研究的问题，多具首创之义，其视野也有独到之处，对我们颇有启发。至于其观点正确与否，需审慎对待。
此外，与清史密切相关的满洲历史与文化研究，颇为活跃，成果之多，与清史不相上下。满洲作为清代的一个独立民族，应归入我国民族史研究范围，又把对它的研究称之为“满学”，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在清代，满洲又是一个统治民族，皇帝也由满洲的爱新觉罗氏世袭。故清代满洲的历史文化也是清史的组成部分，反之，清史的内容也是满洲史的组成部分。
满洲历史与文化研究颇受地域限制。在黄河以南，清史学者们很少涉猎，其成果寥寥。主要集中在北方，一是京津地区，一是东北地区，一是内蒙古地区，又以东北地区的研究为盛。在这里，各高校文科及科研机构，从学报到各类学术刊物，满洲历史与文化研究都被置于重要地位。近年来，诸如满洲族群认同、满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汉化”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各相关刊物发表的论文不少，基本局限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缺乏宏观整体性阐述。徐凯《满洲认同“法典”与部族双重构建———十六世纪以来满洲民族的历史嬗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恰好弥补这一缺失。该书认为，清入主中原后，一方面全面继承中原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防止“渐习汉俗”，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意识。为此相继编撰出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皇朝通志》、《八旗氏族通谱辑要》、《八旗通志》四种典籍，用以增强满洲内部的凝聚力，阻止满洲习汉俗“滋生蔓延”。作者以此 4 种典籍为据，展开系统研究，认为这 4 种典籍即为满洲认同的“法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满洲的民族意识统一到这 4 种典籍的规定上来。在这一核心问题的视野下，涉及并阐述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满洲共同体的嬗变、姓氏文化认同、旗分佐领组织、满洲贵族统治权力内部结构、满洲文化认同、朝鲜族对满洲文化认同、满汉文化双向趋同、中华“正统” 认同等，这一系列新旧问题，一体阐述，这在清史学界尚属首次。主题宏阔，视野宽广，论证严密，新见迭出，当为 2016 年相关论著的代表作。
美国“新清史”学者如欧立德、米华健等，著书撰文，大谈满洲的民族认同，否认满洲“汉化”，否认清朝皇帝是“中国皇帝”，否认中国的存在，称“中国的概念不过是一种设想” ( 欧立德《满洲之路: 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米华健《嘉峪关外: 1759—1864 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James A. Millward，Beyond the Pass: 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 －186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云云。这一系列荒谬的观点，受到中国清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批评与反驳，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关注。比利时鲁汶大学从中选取 4 篇反驳“新清史”的论文，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中国思想》(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第47 卷第1 期。这4 篇论文的作者的排列顺序是: 李治亭、李爱勇、章健、杨念群。4 文先已在国内报刊发表，此处不赘。这表明中国学者的发声已在国外产生影响。
回顾过去一年，无论是清史，还是满学，虽未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却也是在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新气象。2016 年，清史、满学的新气象、新进展，并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限于文字，不再赘述。
从 2016 年清史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存在的问题。
首先，清史研究及满洲史研究碎片化明显，已成为普遍的倾向。本来，每个大小历史问题，各自都是一个整体，研究应从整体入手，再逐个展开对其具体问题的探求，再现历史整体真相，以获得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完整认识。而今天的做法，则是把一个完整的问题撕成碎片，或掰成几份，只论其一，不计其余，结果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缺乏宏观把握，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难见深层次认识。清史或满洲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多被忽略，只选取一些无关宏旨、细碎的具体小问题研究，也难见清史真面貌。
其次，从已发表的论著看，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理论素养明显不足。史学研究是对已知的历史做出正确的解读，学术质量或称为水平之高下，取决于解释的水平。解释靠什么? 靠的是理论。没有理论，就会陷于盲目，揭示不出历史的本质，更难创新。理论之重要，实为学术生命之所系。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学术，至多是堆砌史料而已。
再次，盲目崇尚西方史学所谓理论、观念、观点，还有什么“新视角”之类，这在我国史学界已成一种时尚。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不少教训。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就从西方引进什么“新三论”、“老三论”，还有什么“模糊史学”，一些学者即用之于中国史研究，没过多久，这些便销声匿迹了，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接着，又传来“后现代”，又被一些学者追捧，引为经典，著文为之鼓吹。几年后，“后现代”便在史学中绝迹了。近几年，美国“新清史”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清史、民族史学界中颇为盛行。以欧立德为代表，到处应邀作报告，在中国刊物著文，国内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趋之若鹜，奉为治清史的信条。为中国某些学者着迷的东西，据说就是“新清史”的“新视野”。何为“新视野”? 他们指的就是跳出“中国中心”这个“狭獈”视角，以所谓“内陆亚洲”的“新视野”，来重新审视清史。这个“新视野”正确与否，姑且不论，那么，他们是如何以这个 “视野”审视清史的? 欧立德等声称: 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中亚诸民族的大汗”; 满洲没有被“汉化”，而是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质”，又继承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特质”; 满洲是“外来”的野蛮民族，入主中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不承认满洲属于中国，却说中国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 前引《满洲之路: 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 ; 前文已说过，西方部分“新清史”代表人物认为“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新清史”代表人物米华健著书，写道: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为，新疆和西藏自古都是中国的，这恰好就是意识形态与学术诡辩的两个例证。”他又写道: “近代中国是一部帝国主义的重写本。”( 前引 James A. Millward，Beyond the Pass: 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 －1864) 我相信，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接受。结论皆错，这种所谓“新视野”、“新视角”还有意义吗?
再举一例: 西方包括“新清史”把西方“帝国”的概念称呼引到中国，把中国历代王朝统统称为“帝国”，如秦帝国、明帝国、清帝国，等等。中国历代政权，各有国号，习惯称“王朝”或某朝加国号如“清朝”、清王朝。欧立德、米华健等甚至从中国典籍寻找称“帝国”的历史依据。不少中国学者也随之改称王朝为“帝国”。如此改变，毫无学术意义，不过是追随西方的概念而已。还有，西方滥用“王朝征服论”，套用到中国历史，将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包括满洲统一中国，统统称为“征服”。中国学者也予仿效。西方学者的目的，就是将中国历代王朝比同西方的“帝国主义”。我们不加分辨，一律采用。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还是用“王朝”称呼好，符合中国历史实际。至于“征服”也不宜用，属于国内问题，理应用 “统一”，是谁统一谁的问题，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当然用“统一”更符合中国历史国情。
以上所引，只是“新清史”的几个基本观点，远不是全部。中国学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审慎对待，如其论合理，就受之，否则，即弃之，不可盲目吹捧。
此外，学术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学术问题，不同观点，不同的主张，皆属正常现象。重要的是，要发现问题，即使是错误，或者是不良倾向，要敢于正视，展开讨论，勇于争鸣，才是发展学术，提高水平的必由之路。从清史学界看，可见百花齐放，却不见“百家争鸣”! 学者之间，不敢批评，总有怕得罪人的心理障碍。办刊物的，也不愿发表争鸣文章，怕惹是非，怕招来更多的争辩，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多年来，清史研究难以形成热点，不能吸引更多人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古来学术史证明，没有争论，学术发展不起来，也形成不了学派。以建国初期为例，对古史分期就形成多个学派。学派就在学术争鸣过程中产生并形成，不同学派不断争鸣，推动学术不断进展。如今，清史无派，其他断代史也无派，彼此不争不辩，学术难见突破，徘徊不前。尤其是一些错误观点得不到批评，以致流传开来，误导学术。
清史研究无批评，一潭死水，是目前学术界的通病，只有改变这一积习，学术才有希望获得发展。
创新是学术生命，没有创新，学术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清史未来能否发展，将取决于学术能否创新。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去“碎片化”，抓重大学术问题、抓理论性强的问题，抓与现实有关联而富有启迪性的应用性大问题。如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到边疆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设计，清代的一国多制与一地多制，清代的历史地位，清代“大一统”，清代文化治国，清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清代边疆统一与治理，清代的生态环境的变迁，清代学术经世致用，清代战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俯拾皆是，迄今很少有人研究，希望在新的一年或是以后，对这些问题及尚未提到的大问题展开研究。总之，要把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要突出宏观问题，尤其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
最后，新一代学者努力提升理论素养，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构筑强大的思想武器，不论什么难题，都有望迎刃而解。专业知识要打通地域局限，打通时段知识的局限。往日，学者们分割清史，各研究一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研究近代史，却不知清前中期的历史，同样，研究清前中期，却对近代史了解甚少，如此隔断清史的完整性，理不清源流，分不清因果，是认识不了清史的真相的。无论南方、北方的学者都应通晓清朝全史，如果只限于本地区清史，就难免将其研究个案化、碎片化，只有局部，难见全局，长此下去，清史研究就会停滞不前。
希望清史学界继往开来，开创清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