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蕊满 | 2017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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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世界历史》期刊管窥2017年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特点、趋势及未来，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传统史料的丰富性与“E考据”的欠缺；二是微观史的复兴需要大情怀、大视野；三是正在逐步打破“欧洲中心论”，构建全球史观；四是史学家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对数字化转向的重视度不够。世界史学者应具有大胸怀、世界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发展趋势，积极学习与应用现代的数字化技术，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打破“欧洲中心论”，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体系。
《世界历史》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惟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基于这一期刊来分析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性。2017年《世界历史》共计刊发文章69篇，其中学术理论文章64篇。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梳理与总结，试图管窥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特点和趋势。
传统史料与“E考据”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对于世界史研究者而言，要获取史料，需具备一些能力。一是语言能力，首先要懂得对象国的语言；二是获取资料能力，要熟悉对象国的历史、学术研究及其文献资料情况，取得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1]
笔者所考察的这64篇文章在史料运用方面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传统史料运用丰富，二是“E考据”欠缺。
首先，这些文章在运用史料方面颇为丰富，如《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档案的编辑与散佚》[2]一文，通过分析沃尔辛厄姆的多种公务记录册、文件副本册与公文手稿之旁注字迹，还原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中央政务文书的原始分类与编辑流程；《社会政治与历史书写的互动》[3]一文在主流档案缺乏同性恋史文献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了社区档案文献和历史项目、口述史项目、同性恋史网站等渠道中的多种材料；《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与启蒙运动》[4]一文主要运用《戴梅里日志》和通信集等材料，揭示了启蒙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启蒙运动、反启蒙势力和权力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及其意义》[5]一文采用了皇家调查报告、议会法案、议会议事录、地方史志、大学章程、时人评论、书信和传记等文献资料，等等。总之，这些文章利用官方档案、个人书信集、口述史资料，甚至网络资源等形式多样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以此构建出了坚实的素材根基。
其次，面对信息化和“E考据”的大趋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却稍显滞后。笔者所考察的文章中没有涉及“E考据”或大数据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史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现实情况。
“E考据”在史料运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了“E考据”的独特作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认为，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除了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史家还需要掌握历史语言学、历史语义学、语境分析、文本阐释、对比分析、“E考据”以及其他多种相关的知识和技能。[6]吉林大学教授许兆昌指出，有了充分的资料积累，在实际研究与撰述时如何迅捷地找到所需史料，又成为令史学家头疼的另一道难题。资料积累想“富”，资料查找想“速”，两者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但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海量的数据存储，还具有以秒来计算的查找速率，可谓既“富”且“速”。[7]在“E考据”实例方面，《18世纪德语历史文献的数据挖掘：以主题模型为例》[8]一文，将主题模型这一工具运用到“德语文献档案”收录的1700-1800年间的文献，在归纳、分析文本的主题后，对主题模型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评判，是国内少有的“E考据”实际应用方面的成功案例。
微观史与大情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料越来越丰富，获取史料的方法也越来越便捷、迅速，这就使史学家有更多精力把眼光投放到“微观”世界。德国史学家汉斯·梅迪克认为，微观史最近的“复兴”似乎已成为一种崭新而卓越的史学发展。[9]
微观史的复兴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相伴而生。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10]
如何将微观史书写好，能够使其微而不碎、散而不乱，这要求我们具有大情怀、大视野，在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其巧妙互动起来。笔者所考察的这些文章中，微观史方面的文章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一点，从小处切口、从细处落笔，将文章做细做扎实，又不失历史学者的大情怀，将小事件放到大历史中，表现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主题。如《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11]一文，通过梳理丸山真男这一典型人物的近代观及其对“超克论”的批判，揭示了“超克论”的历史变迁与思想本质，尝试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知识界近代观的变迁；又如《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由〈米开朗基罗传〉〈惠特曼研究〉引出的历史思考〉》[12]一文，阐述了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和《惠特曼研究》两本著作，这是微观切入，以此为基础阐释性格与文化的关系，进而阐释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阐释性格与政治史、性格与社会史等相互关系内容，抒发大情怀。
微观史与大情怀相结合，如果再加上全球史观，又会怎样呢？梅迪克说，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同行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道：“我认为，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历史之中，一个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13]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方向，有待学者们去开发。
打破“欧洲中心论” 构建全球史观
近年来，打破“欧洲中心论”逐渐在国内外史学界形成共识。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表示，欧洲历史学家已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不再适用于当前国际形势，他们在尝试寻求突破。[14]在国内，随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地位和“丝绸之路”话题的讨论，中国学者一直在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如《“丝绸之路”与13—14 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15]一文，从“丝路”角度来讨论伊尔汗时期大不里士城的兴起与发展，大不里士城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在蒙古帝国政治版图下再度复兴的直接产物，更使之成为亚、欧、非三大洲交往的重要枢纽，从而确立了它在中世纪世界文明交往史的重要地位。
在国内外史学界，全球史方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青睐。自1963年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据笔者观察，这64篇文章除个别文章重点阐述某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外，绝大多数文章都从全球视野或区域视角来讲述历史，充分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趋势。如《亦真亦幻大秦国：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16]、《汉唐时代华夏族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知》[17]、《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18]、《16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场“印第安斯人”诉讼案——近代早期漂泊到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国人》[19]、《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20]、《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21]、《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塑造的美国形象》[22]、《天主教改革与“利玛窦规矩”的兴衰》[23]等8篇文章阐述了从古至今的中外交流史。又如《英属中部和东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镇劳动力政策》[24]、《沃伦·黑斯廷斯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知识生产》[25]等阐述了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这些文章都很好地体现了全球视野下的国家间、各区域间的历史，可以说全球史方法俯拾即是。
同时，我们也发现，全球史观的构建还需要一个过程。从2014年开始，《世界历史》每期目录按区域分可分为欧洲史、美洲史、亚洲史等几部分，且三部分文章尽量保持协调，这一做法可能是从形式上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有益尝试。但是，从《世界历史》2017年总目录[26]各区域史的篇数来看，欧洲史21篇、亚非史14篇、美洲史4篇，单就数量而论，欧洲史依然超过半数。正如顾銮斋教授所言：实现去欧洲中心论的目标任重道远。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和冷静。[27]
4现实关怀和数字化转向
面对新时代的新特征，世界史学者一方面目光敏锐、聚焦热点，心怀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对信息化趋势下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却重视不够，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正视和考量。
“以史为鉴”、“开创美好未来”，史学家研究史学的目的就在于借鉴历史经验，建设更加美好的现实和未来。有鉴于此，强烈的现实关怀成为史学家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史家对环境史、医疗史、城市史、情感史等现实问题的关注。2017年《世界历史》期刊同样对此进行了关注。环境史方面，《“环境焦虑”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话语的构建》[28]、《文明进步的尺度： 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29]、《法国城市工业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30]等3篇文章，从思想理论、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探讨如何治理环境问题；城市史方面，《丝绸之路与13—14 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31]、《米兰－马德里－墨西哥城——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城市网络》[32]、《英属中部和东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镇劳动力政策》[33]、《法国城市工业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34]等4篇文章，从丝绸之路、全球互动和比较研究、城镇劳动力政策以及城市污染管制模式等不同角度阐述城市史；医疗史方面，《走近艾萨克·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的多重阐释与构建》[35]、《20世纪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探析》[36]、《拜占廷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37]等3篇文章从医疗史角度从精神医学史、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拜占庭医学等医疗史角度叙述历史；情感史方面，《〈萨利克法典〉“神话”与十六七世纪法国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传统汤》[38]、《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39]、《社会政治与历史书写的互动——美国同性恋史研究的发展与思》[40]等3篇文章，分别从女性角度、性格文化史和同性恋史角度阐释情感与历史的关系。这四类问题都是跨学科话题，历史学家从历史角度关怀现实问题，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历史责任感，给出了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
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史学家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在面对当前各个学科都无法回避的数字技术时，明显还有拓展空间。当前，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就是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顾銮斋称这一数字化趋势为“一个新的时代”、“一场革命”以及是否意味着“史学的转向”。数字化技术覆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而且在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等方面引发了全局性变革，这是其他主题所无法比拟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时代。[41]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向，也将极大地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走向和未来。如前所述，笔者所考察的文章中并没有刊载涉及这一趋势的文章，虽然其他报刊对此问题有所涉猎，但这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前世界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尚显不足。
史学的数字化转向，给世界史学者带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首先，古老的历史学、历史学家的职业将与现代技术融为一体，历史学家出于工作的需要必须了解、研究数字化技术。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懂数字化技术，即使有再好的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也难以进行历史研究。[42]第二，新媒体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将给传统历史学家造成挑战。新媒体的出现必然使许多爱好历史的一般民众、影视剧作家等非职业历史学家从自己的视角解读阐释历史，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历史阐释，势必出现专业历史学家与非专业历史学者、大众与专家的矛盾和冲突，这类似公共史学产生后历史学所面临的窘境，那么怎样才能既保证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知识的传播，又能够维护和保持历史学的客观公正呢？历史学家应接受希耶塔拉的建议，与媒体、记者、文化传播者、非职业历史学家展开合作，接受他们的咨询，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只有勇于面对和适应时代的变化，认识、学习和研究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结缘，才能化挑战为机遇，迎来天高地阔的明天。[43]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如何高效使用史料、避免碎片化、结缘新媒体，是世界史学者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应具有大胸怀、世界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发展趋势，积极研究现代的数字化技术，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打破“欧洲中心论”，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体系。
[1] 黄春高：《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光明日报》2017年03月20日14版，http://www.cssn.cn/sjs/sjs_xsdt/201703/t20170321_3459385.shtml。
[2] 杜宣莹：《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档案的编辑与散佚》，《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55-68页，http://sub.cssn.cn/sjs/sjs_sjjds/201802/t20180202_3837929.shtml。
[3][40] 曹鸿：《社会政治与历史书写的互动——美国同性恋史研究的发展与思考》，《世界历史》 2017年第6期76-88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7980.shtml。
[4] 石芳：《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与启蒙运动》，《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105-120页，http://sub.cssn.cn/sjs/sjs_zmsyzts/201802/t20180202_3838010.shtml。
[5] 王晓德：《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4-22页，http://www.cssn.cn/sjs/sjs_dqgbs/201706/t20170628_3562754.shtml。
[6] 《思潮辨析：史料运用的规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1日，http://www.cssn.cn/sjs/sjs_xsdt/201610/t20161011_3228854.shtml。
[7][10]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人民日报》2018年01月29日16版，http://sub.cssn.cn/sjs/sjs_xsdt/201801/t20180130_3832714.shtml。
[8] 王涛：《18世纪德语历史文献的数据挖掘：以主题模型为例》，《学海》2017年第1期206-216 页，http://www.cssn.cn/sjs/sjs_sxllysxs/201706/t20170622_3557532.shtml。
[9][13]（德）汉斯·梅迪克：《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132-139页，http://sub.cssn.cn/sjs/sjs_sxllysxs/201802/t20180202_3837660.shtml。
[11] 唐永亮：《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59-72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7855.shtml。
[12][39] 周春生：《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2017年第1期132-145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282.shtml。
[14] 曾洁 梁犇 孙婷婷：《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欧洲中心主义不再适用于当前形势》，《中国新闻网》，http://www.cssn.cn/sjs/sjs_xsdt/201508/t20150822_2131018.shtml。
[15][31] 车效梅、郑敏：《“丝绸之路”与13—14 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30-44页，http://sub.cssn.cn/sjs/sjs_zmsyzts/201802/t20180202_3838078.shtml。
[16] 庞乃明：《亦真亦幻大秦国：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141-155页，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3339498。
[17] 张绪山：《汉唐时代华夏族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知》，《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121-140页，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3339497。
[18] 马云超：《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世界历史》 2017年第1期94-103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138.shtml。
[19] 龚缨晏、胡刚：《16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场“印第安斯人”诉讼案》，《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93-104页，http://sub.cssn.cn/sjs/sjs_sjjds/201802/t20180201_3836000.shtml。
[20] 刘永连、刘家兴：《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2017年第2期46-58，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1861915。
[21] 殷晓星：《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45-60页，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3339492。
[22] 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塑造的美国形象》，《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79-92页，http://sub.cssn.cn/sjs/sjs_sjxds/201802/t20180202_3838202.shtml。
[23] 任婷婷：《天主教改革与“利玛窦规矩”的兴衰》，《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42-54页，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1329927。
[24][33] 李鹏涛：《英属中部和东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镇劳动力政策》，《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31-45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188.shtml。
[25] 李士珍：《沃伦·黑斯廷斯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知识生产》，《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112-125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238.shtml。
[26] 《世界历史》2017 年第1—6 期（总第242—247 期）总目录，http://sub.cssn.cn/sjs/sjs_qkdt/201802/t20180202_3838217.shtml。
[27][41][42][43]顾銮斋：《历史学的走向和史学家的未来》，《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4-9页，http://sub.cssn.cn/sjs/sjs_xsdt/201607/t20160722_3131009.shtml。
[28] 费晟：《“环境焦虑”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话语的构建》，《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87-98页，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2914630。
[29] 付成双：《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50-62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347.shtml。
[30][34]肖晓丹：《法国城市工业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73-85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396.shtml。
[32] 朱明：《米兰－马德里－墨西哥城——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城市网络》，《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29-42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449.shtml。
[35] 邹翔：《走近艾萨克·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的多重阐释与构建》，《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99-113页，http://sub.cssn.cn/sjs/sjs_zmsyzts/201802/t20180202_3838495.shtml。
[36] 魏秀春：《20 世纪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18-31页，http://sub.cssn.cn/sjs/sjs_sjxds/201712/t20171218_3783276.shtml。
[37] 邹薇：《拜占廷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109-122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624.shtml。
[38] 汤晓燕：《〈萨利克法典〉“神话”与十六七世纪法国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传统汤》，《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60-73页，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5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