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 | 2019年中国古代研究呈现理论思考新样态
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各个时段的研究佳作迭出，新意十足，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正在形成过程中。
一百余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以西方为标杆，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参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但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扎根于西方的土壤，有其特定的适用性，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史研究正在不断尝试加快构建学术话语权。在诸多议题中，学者均试图建立中国的相关解说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史研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探究。
重大议题研究仍保持热度，并多有新说。先秦的宫廷政治、共和行政、世卿制度以及屯田、量制，秦汉的谶纬之说，唐代的藩镇、使职、府兵制、陵户，魏晋南北朝的夷夏之辨、九品中正制，唐宋变革论，清代考据学，富民社会、士人社会、官制、礼制，均属历久不衰的重点议题。但旧瓶新酒，旧议题多有新论说，如杨念群《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对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重新思考了考据学的利弊得失。
国家治理、社会控制，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折射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亦复如此。国家治理思想、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经验、国家决策机制等，均有相关论著出现，如《中国社会科学》在2019年第1期刊发的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治理” 专题，以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情况。王朝社会控制的研究也在国家治理话语下展开，羁縻、族群关系、地方防御、文化控制等议题均有不少学者涉及。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越来越着重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但社会科学不仅仅是治史的方法和工具，更对历史学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社会科学化使中国史学拥有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幅度调整，历史解释能力和理论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既是中国史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又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密切相关。2019年，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运用，如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社会流动、政治生态等方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学与文化史的结合，充分体现在对礼仪、仪式与国家关系、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考察中。其中，上古史、中古史关注礼仪与政治的关系，着重考察郊祀等上层仪式；明清史则更注重礼下庶人的变迁、民间仪式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
经济史、社会史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社会科学化的典型，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学科综合，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社会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论上开始由资料解读向逻辑诠释转向，抽象思维、理性判断在经济史研究中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研究手段上出现技术性的转向，计量研究在经济史学中已然不可回避。历史计量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语言、统计学分析方法，采用微观应用计量进行因果识别、相关分析，又因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增多，确实取得了若干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彭凯翔《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以经济学理论重新解释了明清白银货币化中的若干问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全球视野下展开的重要契机，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关注的不仅是传统的丝绸、瓷器贸易，还有书籍、纸张的特殊蕴意（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以及物质文化的双向交流。关于交通路线的研究，也开始关注更为遥远的地带以及以往研究较少的路途（马建春：《公元7—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东商旅》，《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全球化视野中的研究以经济史领域最为显著，全球化、白银流动，由此引发了数次专门性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也以“中国经济史中的白银演化”为题组织了笔谈，4位学者关注了明清直至近代的白银货币化问题。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也得以在全球视野下展开讨论（李怀印：《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与视野全球化相对应的是研究内容细碎化，研究方法实证化。其中，财政赋役制度史研究最为明显。先秦徭役、军赋，魏晋南北朝编户，唐代役的研究，明清时期上供物料、白银财政、灾蠲的研究，虽是老议题，但新的研究更为细致，如裘锡圭对齐国量制的考证（《齐量制补说》，《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先秦研究，已然细致至于地域文化，各时段的区域性研究均更加深入，不仅作为全国性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全球视野的区域史研究相联系，形成颇多共识。扎实的实证性研究，使得史料背后的书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侯旭东关于道光实录与鸦片战争的探讨（《事件是如何生成的？——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通过分析书写技术、书写背后的复杂内涵，吸引了不少目光。
由此，考古资料在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清华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长沙东汉简牍等简牍的价值毋庸置疑，其运用达到新的高度，简帛释读从更多角度切入，延伸至更多议题，如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随着考古技术进步以及考古文物保护政策的推进，中国史研究得到更多考古实物资料的支撑，考古发现会引发新的议题，如海昏侯墓的发现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受限于资料来源等因素，不同时段议题差异仍较明显，但彼此影响可见端倪。秦汉讨论了异地诉讼、长安系士人；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关注了书籍史（金庆浩：《汉晋时期书籍的普及与东亚社会》，《南都学刊》2019年第4期）、家族婚姻；契约文书更多成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资料（如杨际平：《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这一时期还议论了村民的经济身份；宋史方向出现了微观的个人生活轨迹研究（游彪：《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明清史方向出现了不少政治性议题，如封爵制度（秦博：《停封与激封：明嘉靖朝以降封爵制度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行政变革等。
明清史的研究重点从偏重经济社会史，向政治史、军事史、法制史转移；上古史、中古史则从政治史为主，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转进。明清史及之后的中国史研究受到社会科学方法影响较为明显，这一趋势向上古史、中古史延伸。宋史议题则呈现明显的中间过渡性质。由于资料情况、计量运用等因素影响，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清史的关注持续增长。
总之，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显示出勃勃生机，不同时段、不同研究领域在不断交叉融合，而且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使用了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更有着全球性的视野，新的研究热点已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