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从空间生产到社区营造 ——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

摘    要：上海“创智农园”展示了城市更新从空间的资本化生产到社区营造的风向转变。大尺度的空间生产损害最大的是日常生活的社群互动性。创智农园从孩子的自然教育和自然种植入手, 回到步行的世界, 创造一个以使用者为本的空间, 恢复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空间改善和创造的主动权, 重建人与土地的联系, 重建人与人的联系, 重建“我们”与他人的善意和信任的关系, 从而重建“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社区归属感。

关键词：城市更新; 空间生产; 社区营造; 社区农园;

上海“创智农园”是在毗邻但被围墙隔开的几个小区之间的一块废地做成的一个公共空间。它是一片开放的绿地, 有步道、有景观、有菜园, 还有供亲子活动的树皮软木坑和沙坑。它把居民从各自的院子里吸引出来, 原本不相往来的邻居在农园相识;把孩子吸引出来, 在菜园里劳动, 在沙坑里玩耍, 也把他们的父母带了出来;把农人吸引过来, 每周有农夫市集, 也把近处和远处的顾客吸引过来;用集装箱改造的室内空间, 有自然教育课堂, 有公益沙龙, 还有各种手作, 吸引来教师和学生, 学者和艺人, 和追着各式活动而来的人。农园散发活力, 成为周边的一个引力空间, 更像是集合了周边不同小区居民常来互动的一个社区。这样反客为主的故事, 意味深长, 人们自然要问, 为什么我们自己生活的社区, 不大像社区?我们的社区缺的是什么?农园又怎样做成了一个让我们乐意去并参与其间活动的一个社区?以上问题涉及对城市更新旧有模式的检讨及对新模式的探索。

一、空间生产:资本化的城市开发模式

农园的第一次公益沙龙, 演讲者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得到了空间, 却失去了社区”, 这一断言必须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开发的背景下来理解。过去60年, 前30年, 上海人均道路、人均绿地和人均住房面积三项指标全部处在低位, 有的还不升反降, 如人均道路面积。20世纪80年代, 上海市政府将住房和交通列为上海天大的问题, 随后的30年努力, 人均道路面积增加20倍, 绿地面积增加30倍, 住房面积增加3倍, 上海人告别了逼仄, 实在地有了空间的获得感。但上海的空间成就, 是以传统里弄社区大片消失并为新式门禁小区所替代的过程实现的;是以数百万内城居民迁往新城区从而伴随社区重建的过程实现的;是以超过80%以上的住房私有率和大体相应的成套率的方式实现的, 以上特点, “其在社会空间的后果上, 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空间及其心理模式的充分发展, 和公共空间及邻里交往的萎缩”。[1]

上述城市更新模式, 可说是“由权力和资本主导、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型模式”, [2]让我们借助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列费佛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来理解城市的经济开发型模式。第一, 空间本身成为生产因素, 支持资本循环和资本增值。整个城市空间被当作增长的工具, 或增长的机器, 如此空间生产主要表现为“城市的急剧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 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3]把空间资本化, 是空间的生产区别于空间中的生产的关键, 也是理解过去30年中国城市开发的空间战略的关键, 土地批租成为地方资源开发和财政汲取的主要途径, 其空间社会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城市空间成为资本 (大规模的旧区拆迁和开发) , 进而历史空间成为资本 (上海新天地把石库门旧里打造成世界级商业空间) , 景观成为资本 (滨江从经济岸线到体验消费岸线) , 工业遗址成为资本 (上海众多的创意空间改造自工厂或仓库) , 正是空间资本化在城市开发中的层层递进。

第二, 空间的生产, 不只是生产一个具象的空间, 如迪士尼、新天地, 更是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生产所必须的空间。空间成为资本, 则必定是因为生产方式的资本化, 吴缚龙不无道理地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的空间战略定义为空间的商品化;[4]空间不再简单地作为生产方式的运行的场所, 而就是生产方式的构成因素, 如此我们对列费佛尔下面的话便能获得更好的理解:“既然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 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就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5]这个新的生产方式是与中央政府确定的全球城市战略相联系的, 遍布上海外环的外向型产业园区、集中世界五百强的不一而足的CBD、快速城市干道、纵横地铁线、世界级的深水港和空港, 延绵数公里的大型公共绿地等, 都是这个新生产方式的空间文本, 它们确定了城市空间的骨架, 却也根本改观了上海的人文社会地理。最近20年 (1995-2014年) , 上海拆掉了8000万平米的房子, 关键是, “大拆大建, 拆掉的不仅是砖瓦, 更有几十年的邻里联系;迁入新区的市民, 获得了空间的舒适性, 拥有了住宅的自足性和私密性, 却损失了日常生活的社群互动性”。[6]

第三, 资本化的空间生产, 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列费佛尔的分析中, 抽象空间反映的是资本的利益和国家的“政治”, 资本与政府思考空间的方式是从空间的抽象的物理特征, 如大小、宽度、面积、位置以及收益等着眼的, [7]与抽象空间相对立的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空间, 那是保留着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空间, 列氏展望以全体人民利益为目标的发展将阻止“抽象空间占有所有的差异空间”。[8]日常生活理论的重要作者德-塞托讲了两个空间故事, 其中一个是从上面俯视的, 由此产生的城市的全景图像, 它只是“空间组织者、城市规划者或地图绘制者通过某种远距离投射而制造出来的复制品。全景式城市是一个‘理论上的’模拟品 (也就说视觉上的) , 总而言之是一幅画, 这幅画存在的先决条件就在于对实际的遗忘和不了解”。如此高高在上的观察者, 倒像一个上帝, 但“他必须把自己排除于种种日常行为晦明交织之外, 并且使自己对此完全陌生”, [9]高高在上, 无视实际和遗忘实际, 岂不是对列氏的“抽象空间”说的绝好注释?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城市开发, 占据核心的是土地价值、财务平衡、产业布局、大规模动迁的实物补偿或货币补偿, 至于邻里关系、历史记忆、故乡情结、儿时伙伴等, 这种种日常实践的空间体验和事项, 都不可能进入抽象空间的议程。

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 下面我们可再来体会农园的社区营造对于我们的意义。

二、空间发展模式的风向转变

创智农园是由几个做景观设计的年轻人创办的“四叶草堂”发展而来的, 但投入这项空间营造的, 还有两个合作者, 创智天地的地产商瑞安公司和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各自的动机或有别, 但推动的力量和趋势是一个, 大尺度的空间生产, 让位于人性尺度的空间营造;资本和国家主导的空间改造, 在社区要让位于居民和专业团队自主的空间实验。

首先在政府层面, 大尺度的空间生产, 在社会后果上不可持续, 在空间资源上也难以为继, 所以, 上海市委书记提出建设用地供应负增长的要求。[10]2016年上海各区征收土地的数据显示, 中心城区已拆无可拆。[11]2015年上海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 被学者认为是标志城市更新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挖潜转变的里程碑文件, 文件提出的“城市有机更新”的概念, 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的空间重构和社区激活”。[12]在此背景下, 上海市绿化局提出居民绿化自治的概念, 进而, 杨浦区将此块公共地的绿地营造和公共服务的权限授予一个社会组织, 既是创新之举, 也是顺应大势。

第二在企业层面, 瑞安是商业地产, 但信奉不但要造房子, 更要造社区, 它已经把创智天地所在的大学路商住区做成了有活力有性格的社区, 它有动力支持专业人士将原本的荒地改造成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 这有利于其地产的价值, 也为其大学路社区增添一个活力场所。

第三专业组织四叶草堂, 他们的本业是景观设计, 是专业人士, 其联合创始人先前从事最多的还是市政景观绿化工程, 从中看到了这些工程的弊端, 特别是大规模的移植并不一定适合本地条件的大树, 造成的景观奢华和效益损失, 维护这些水土不服的大树成为后续无尽的耗费。城市造绿本是大善事业, 但造绿同样没能完全摆脱政绩工程之路, 没有摆脱大尺度空间生产的路子, 为看得见的政绩, 城市绿地工程贪大求洋, 如何发展在地绿化?如何让绿色事业花钱少, 效益高, 真正改善社区环境, 特别是弥合消费与生产的鸿沟, 城市与乡土的分裂, 观赏与参与的对立, 将自然种植引入社区生活?所有这些追问和尝试, 成为四叶草堂组织起一场依靠草根力量从事环境更新的初始动力。

农园的实验并非孤立的案例, 以微空间更新为名的实验已经成为风潮或运动。2015年上海的空间艺术季, 关注不仅是大型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 也聚焦微空间的设计和更新, 产生一批示范项目, 入选的就有四叶草堂的小广场改造项目。2015年上海成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 微更新是中心的主要议程之一,2016和2017两年中心评审的22个微更新项目, 有小区入口、里弄、中心绿地、小区广场, 有别墅, 也有街头摊点, 全是日常生活发生的空间。“下得了社区, 才是好规划师”, [13]这或许是2016年最接地气的空间设计口号, 也透露了从空间的规模生产到社区的人性化改造的风向转变。

农园实验传达的信息, 实际上更可视为国际社会的风向转变。最近十年, 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家机构发布的城市报告, 都有涉及城市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空间根源, 人居署《2016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以“扩大的城市分裂”为题, 聚焦空间排斥的主题, 列出种种面相, 如经济空间的排斥、集体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排斥以及政治空间的排斥等;归根到底是精英主导和交换价值导向的空间生产对弱势群体及更多平民人群的排斥。[14]2016年的人居三大会, 用《基多宣言》取代了上世纪30年代的《雅典宪章》, 在美国城市学者萨森和桑内特看来, 《雅典宪章》将城市看成可用部件组合起来的理性机器, 追求效率至上和功能分区, 以及规定繁复的规划和行政管制, 扼杀了城市的活力, 损害了人与人的自由交流, 和城市生活的社会多样性。[15]这两位学者参与制定的《基多宣言》的宗旨是建设一个开放的城市, 关键是城市的活力和社会多样性, 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其宗旨的议程, 其中的目标之一是支持建立“向所有居民开放、安全、包容、可达、绿色和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和街道网络”, “促进非营利的社区活动, 使人们进入公共空间, 加强适宜步行和骑行的环境建设, 最终提升居民健康和幸福度”。各地的媒体用“从《雅典宪章》到《基多宣言》”的标题, 报道人居三大会的理念, 正反映了城市战略从锻造增长机器到繁荣社区生活的风向转变。

以上的转向, 大体是最近十年发生的进程, 理论上的反思自20世纪70年代列费佛尔的《空间的生产》和戴维-哈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发表以来从未止息, 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的工作不仅聚焦在资本化空间生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批判上, 也对向一切人开放的由居民使用者主导的空间方案有原则性的指示和阐释。最为要紧的有以下两个要点, 第一, 向以人为本的城市的转向, 必须伴随新的空间的创造, “若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空间, 就不能实现它的所有潜能, 也不能改变生活本身”。[16]第二, 新的空间是怎样的?它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建构的, 这意味着“普遍性的自我管理”;意味着“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 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意味着“颠覆支配性空间, 将取用置于支配之上, 将需要置于命令之上, 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意味着它是包含全部生活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差异的空间”。[17]列费佛尔虽然没有用“社区营造”一词, 但上述几点全是指向社区营造的。

社区生活是在地的, 是在步行范围内并通过步行来实现的, 而这些恰是德-塞托的第二个空间的故事, 也是创智农园的空间文章的要点。在德-塞托看来, 步行正是人与空间的直接的和原始的接触, “故事始于地面上的脚步。它们有数量, 但却是一种不成系列的数量。我们数不出这个量, 因为构成它的每一个单位都是质的:一种融合了触觉感知和运动学适应的风格。它们的集合是数不胜数的个性的集合。脚步游戏是对空间的加工。它们造成了种种场所。从这方面来说, 步行的运动机能形成了‘其存在确实造就了城市的真实体系’之一……正是它们在进行空间化。”[18]

我们从德-塞托的步行者的故事中读出了什么?日常生活是用步行书写的, 这意味着失去步行道或步行艰难的城市对日常生活是不友善的;在步行中, 人的感官是活跃的, 是与环境呼应的, 所以步行的实践不是用量来定义的, 而是用质来定义的, 这个质既是行动的品质, 也是环境的质感;步行与空间的关系怎样?步行不仅发生在空间中, 步行更是在加工空间, 创造空间, “在几何学意义上被城市规划定义了的街道, 被步行者转变成了空间”, [19]接下去的断言也就顺理成章了, “步行的运动机能形成了‘其存在确实造就了城市的真实体系’之一”, 注意, 步行造就的不仅是城市的一个体系, 而且是城市的真实体系之一, 其隐含的推论是, 若失去了步行的条件, 街道还是街道, 但不复是对日常平凡生活真实的空间了。回到步行的世界, 创造一个以使用者为本的空间, “开始想象一个人与人之间都能彼此察觉与接触的空间”, [20]恢复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空间改善和创造的主动权, 这就是农园的空间文章。

三、创智农园:社区营造的实践案例

创智农园, 要在一片荒地上做出一个都市农园, 此为空间营造;要把一个农园做成一个人人可及可用的公共空间, 这是社区营造。资本化的空间生产, 对社区生活的损害莫过于到处是“炫耀性消费的空间, 称颂商品而非市民价值。它成为一个奇观地点, 人在其中不再是占用空间的积极参与者, 而是被化约为一个被动的观赏者”。[21]农园的核心理念在于以种植为落脚点的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 恢复和重建人与人、人与社区的关系, 实践从观赏景观的政绩式空间生产到以“使用者”为本的空间营造理念的转变。具体来说, 创智农园的营造, 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是空间的营造;第二是话语的营造;第三是社区的营造, 这三层营造的思想, 来源于列费佛尔空间三重性理论:空间的实践, 创造可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象, 生成可理解的空间知识;表达的空间, 这是使用者亲历的生活空间, 包括他们的空间感受和对所欲空间的想象。[22]即对我们生活的空间, 恢复感知能力、重建理解能力、激发创造能力。

(一) 人人可及可用的空间营造

农园面积约2000平米, 室内空间由4个旧集装箱改造而成, 整个农园以集装箱为中心, 向左和向右延伸, 设计者的理念是开放的、共享的、对人友善的空间。室内外衔接处门檐搭设雨棚, 摆上长条凳以及各式花草植器, 在室内关闭期的下雨天, 闲逛的居民也能悠哉静坐, 户外空间左侧为稻田、小型湿地, 右侧为菜园, 在偏左和偏右距离集装箱较远处都设置便于休憩停留的环状木椅, 精心设计的人行慢道将整个空间勾连起来, 方便的引导人们去往各个区域。更好的设计构想在于沿着篱笆铺有石子小路, 小路和公共道路之间还有两三米的绿化缓冲, 让踏足石子小路“围观”菜园里的农活也变得宁静自在, 不仅仅是便于路人围观, 更引导路人围观, 还尽力为围观创造宜人小环境。围观什么?大人围观孩子的嬉戏, 路人围观菜园的种植, 正是这样的互动, 创造了农园空间的活力。

农园空间, 仅仅说以人为中心还是不够的, 更确切说, 是以孩子为中心。孩子是在游戏中成长的, 农园户外空间的沙坑、树皮软坑, 是专门为低龄儿童的活动开辟的;沙坑区紧邻集装箱, 也是便于大人看护。孩子的脚步散漫而没有禁区, 他们是用脚步来感知这个世界的, 回到步行世界, 在这里是回到让孩子随意奔走而安全的世界, 农园的步道因此都用石子铺就。一米菜园采用低矮的木篱笆, 篱笆小门的尺度是按照儿童的标准设计的, 这也契合空间营造者的宗旨, 以孩子的自然教育和自然种植来创造都市中的可食地景, 而不止是一块观赏绿地。沙坑、蹦床或菜园, 把孩子吸引出来, 就把大人吸引过来;以孩子为焦点人群的空间营造, 所以成为人人可及可用的公共空间。

(二) 空间表象和场所认知

农园营造, 不仅是感知空间性的, 也是认知概念性的, 美国城市学者佐金等用“概念的空间”来转译列费佛尔的“空间的表象”, 以商街为例, “‘概念的’空间是我们想到商业街时脑海中出现的东西”, “‘概念的’空间, 体现着、复制着和象征着某一社会团体的共同意趣”, [23]佐金等人的转译, 已经扩展了列氏, 因为“概念的空间”不仅包含知识人的空间学问, 也包含普通人的场所认知, 如果说专业人士的概念建构是对农园空间的社会命名, 那么, 农园使用者的场所认知则直接关乎他们的空间认同。

农园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是在做一个新空间, 一个超越旁观与参与、消费与生产、城市与乡村、专家与常人等等一系列对立的新的社会空间, 他们相信, 这样的新空间是可能的, 因为社会自身有创造力, 土地自身有生命力。如创始人所言:“社区营造是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 自下而上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的过程……自然营造见证土地和自身的力量。营造的力量, 是生命的力量, 也是孩童独立的力量。未必完美的建构和使用, 足以使得个体可以不必依赖于权威, 着手体察土地及其自然产出, 融于自身, 心手相济, 逐渐摆脱消费主义。”社会创造力和土地生命力, 是空间营造的力量, 也是对被营造空间的本质的定义。

农园的概念营造, 借助一系列的学术沙龙而成为系统而深刻的知识建构。2016年农园的8期公益沙龙, 主讲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包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学者、大陆和台湾社区营造领袖、乡愁经济的开拓者、韩国生活技术和使用技术运动的发起人、日本和平生命的新文明发起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者、地方社区互助中心发起人等, 从演讲人的身份就可知道话题的丰富和前沿, 却都围绕都市农园与社区空间的关系, 阐释和传播社区营造的技术性知识和规范性理念, “都市农园”“社区花园”“共治景观”“互动社区”“熟人社会”“沙坑一代”等等, 所有这些从沙龙里传出的说法, 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绿色可持续的城市生态, 还意味着城市的有机更新、青少年成长的教化环境, 生活空间的主动创造等。定义农园空间的这些概念, 通过沙龙和媒介, 走出课堂, 正在影响和建构公众对农园的认知和认同。

农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已经建立起它的公众形象, 其间的差别, 正在于前者只是一个消费的公共空间, 而后者是一个使用者为本且持续营造的公共空间, 从场所认知到场所认同, 到社区归属感, 关键是使用者收回创造其生活空间的主动权。

(三) 亲历和创造生活空间

本文伊始, 就判断农园正成为周边社区的一个引力空间, 现在必须为这一断言提供现场文案, 以下的记录出自研究者2017年4月15日在农园的观察:

14:00:混血小姑娘, 5岁, 家住附近小区, 跟着在农园过班级活动的哥哥姐姐们 (约7~8岁, 20名左右) 一起种菜、磨豆子、在草丛中找四叶草。一位上海阿婆推着两岁孙子来到农园, 自己搬了小板凳在集装箱门口坐定。

14:40:名为“汪导”的狗和其女主人来到农园, 混血小姑娘、两岁小男孩开始聚过来和狗玩接球游戏。此时在农园右侧角落同时进行的是堆肥教学活动, 美国的教师和20名左右中国青年人。

15:30:“汪导”和其主人去附近正举办的农夫市集。农园菜园区陆续进入5对住在附近的小孩和爸妈, 从农园工具间取了小水壶, 在公共菜园区浇水, 家庭之间并不熟悉, 但孩子们很快形成协作关系。

17:00:农园开始进入一天中的高峰时段。刚刚结束培训班课程的12岁女孩和妈妈,下了小黄车, 就直奔自己的一米菜园。混血小姑娘的爸爸起身进入集装箱室内,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喝完后, 水杯清洗放回原位。

从以上的观察实录, 我们能读到什么?第一, 农园是孩子的农场, 孩子的作坊, 孩子的乐园。现代人被剥夺了对空间的感官能力, 在农园玩大的孩子, 对环境和对人的感受是否更敏锐也更友善?社会学更关心的是, 沙坑、树皮、植物和伙伴是否孩子社会教化环境的必须要素?第二, 农园是田野的学堂, 学习堆肥, 就在制作堆肥的现场;这里没有大脑和身体的分离, 有的是手脑并用的实训;第三, 农园是社交的场所, 一起种植、一起亲子游戏、一起购物等, 都是发生交往的缘由;第四, 农园也是个熟人的社会, 农园将自己做成了社区之家, 才有居民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渴了就找杯子喝水的行为。

我们的解读还可继续下去, 重要的是重温德-塞托的教导, 是脚步将规划意义的街道变成了空间;同样, 是这种种日常的互动, 将农园变成了亲切的生活空间。绿地与人的关系常常为观赏所主导, 农园将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主动的劳作者。法国学者德波所以说景观奴役人, 是因为人面对的是一个物化了的商品世界, 人消费景观, 看似是主动的选择, 实际上在一切生活中都只能面对强加于自己的景观, 即所谓的景观的“屈从式”消费。[24]农园的空间实践, 将屈从式的景观反转为参与式的景观, 其要害在于此处的景观和空间并非资本的产物, 而是创意和劳作的产物, 如此, 旁观者变成了行动者;从被景观俘获, 则变成社区景观的营造者。

现象学的地理学家拉尔夫谈到地方感时这样说:“它来自于对地方的充分理解, 理解它们作为人类目的的产物和对人类活动有意义的背景, 或来自于深奥的和不自觉的地方认同。”[25]农园还没有多少历史, 居民若已有地方感, 应该既不深奥, 也不会不自觉。但说人们在农园的空间发生着有意义的活动, 产生对农园空间的积极的依恋的感受, 从而把农园看做自己社区的一部分, 应该是成立的。从大尺度的空间生产, 到社区营造, 地方感的培育是题中之意。农园的案例, 在实践、认知和亲历的空间里, 重建人与土地的联系, 重建人与人的联系, 从而重建社区和社区归属。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主导上海城市更新的是大尺度和资本化的空间生产, 释放了中心区土地的生产力, 提升了旧城区空间的品质, 重塑了城市空间的骨架, 改善了上海人逼仄的生活环境。但大尺度的空间改造损害了人性尺度的社区结构和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剥夺了人对空间的感官能力及人与人在空间中的自由交流的机会。居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 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景观社会的旁观者和商业世界的消费者。人们得到了空间, 却丧失了社区;改善了空间环境, 却冷漠了人际环境;交通的通达性高了, 步行却变得困难, 社会的沟通性更弱了;一个个商业中心建起来了, 吸引人互动的公共空间却更少了。

大尺度的空间生产或许还不能完全停下, 但它在资源上是不可持续的, 从生产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向已经开始, 创智农园的实验具有特别的价值。农园把步道带到脚下, 把种植带回都市, 把劳作带进课堂, 把游戏带给孩子, 把互动带回邻里, 把生产带入生活, 这一系列的回归, 是把大尺度的城市进步与亲切尺度的日常改善整合起来, 旨在超越旁观与创造的对立、都市与乡土的分裂、专家与常人的区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归根到底, 以自然教育和自然种植的活动, 整合过去几十年由资本化空间生产带来的人与人的疏离。农园的组织者, 相信这场改变空间风向的努力是可能的, 因为社会本身有创造力, 土地本身有创造力, 人们需要做的是, 决心把改善和创造生活空间的主动权拿回自己的手里, 更具体而言, 拿回孩子的手里, 拿回孩子的父母和亲人的手里, 拿回全体居民的手里, 这就是农园的案例给予我们的教益。

注释：

[1]于海、邹华华:《上海的空间故事,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 《绿叶》2009年第9期。

[2]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 《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列费佛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47页。

[4]FulongWu, “Globalization, 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ournalUrban Affairs, vol.25, no.1 (2003) , pp.55-78.

[5]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Wiley-Blackwell,1991, p46.

[6]于海:《城市更新需要社区复兴》, 《人民日报》2016年2月17日, 第5版。

[7]列费佛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第49页。

[8]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55.

[9]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 方琳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169页。

[10]谈燕:《韩正谈上海新一轮规划:守牢底线》, 2014年5月6日，http://shzw.eastday.com/shzw/G/20140507/u1ai128767.html, 2017年9月20日。

[11]据《2016上海统计年鉴》, 2015年上海的徐汇、长宁和静安三个中心城区, 被征收的住房分别为零、6000平米和5000平米;作为对比, 十年前的2005年, 三区拆迁的住房分别为163700平米, 65200平米和26000平米。

[12]马宏、应孔晋:《社区空间微更新:上海城市有机更新背景下社区营造路径的探索》, 《时代建筑》2016年第4期。

[13]史博臻:《下得了社区, 才是好规划师》, 《文汇报》2016年1月27日, 第3版。

[14]联合国、上海市人民政府等主编:《2016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36页。

[15]刘波:《与FT共进下午茶:理查德·桑内特》, 2017年4月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068, 2017年9月25日。

[16]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54.

[17]列费佛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第54-55页。

[18]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 第173-174页。

[19]De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4, p117.

[20]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 第8页。

[21]戴维-哈维:《时空之间, 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 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第382-383页。

[22]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p38-39.

[23]佐金、卡辛尼兹、陈向明主编:《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 张伊娜、杨紫蔷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6页。

[24]德波:《景观社会》, 王昭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3页。

[25]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 周尚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 第59页。

作者简介：邹华华,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