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父辈的青春年代：粮票、赤脚医生、露天电影……
粮票、赤脚医生、四大件、的确良、双蒸饭、忆苦饭、知青、毕业分配、小英模、露天电影、文学青年……这些过去半个多世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生活用词，到今天已经成为古董了！社会本身就是历史学家，语言的演进就是社会记录自身演进的历史书。我们在此收集濒临消逝的词语，来为这部大书添加注脚。
赤脚医生
从某种角度解读，粮票的退隐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政府终于不再对公民的口粮设限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由此进入流通领域。粮票为供给制制下的主要票证之一，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自此，城镇居民必须定期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到指定国有粮店领取定额粮票。每个月初，主妇们便携带着印有“革命圣地”、“工农兵战士”、“毛主席语录”的粮票到粮店排队，凭票购买当月的定量粮。
在粮票流通的那个饥馑年代，这薄薄的纸券是贵重的礼物。结婚，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这会获得对方由衷的感激。而到朋友家做客，也都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
粮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其天然的紧缺让它具备“硬通货”的职能：“文革”期间，有一对年轻人到西安旅行结婚，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深更半夜，新娘解手后进错了房间，被另一男子给悲情了。事情解蔽后，男子给了新娘20斤粮票就了事啦。
粮票的另一重要副作用，是抑制了公民在国土上的流动。老人们说，即使有公差，也必须托人到各个粮站兑全国粮票出来，否则，出差在外，有钱也吃不上饭。
市场经济推行了15年后，粮票终于在1993年从中国社会退隐。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结果，真就挺过来了。（杨继斌）
赤脚即光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杰出的武术家欧阳锋说，穿鞋的刀客比光脚的刀客拥有更高的身价。但在1965年，政府无力提供昂贵的穿鞋医生来保证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是以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词汇，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只能赤脚下水田，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农村医务工作者。他们接受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
这个词语来自于1968年9月《红旗》杂志上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一词由此而来。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一个特殊的方队令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挥手致意。 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还造就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句骂人的话：二百五（没真本事且浑不吝的人）。“文革”时红药水（红汞）俗称二百五。赤脚医生没有受过正规医务培 训，大伤小痕都用红药水，所以称之为二百五。加之赤脚医生本身多属野路子，修野狐禅，经常在村里制造悲情事件，后来，赤脚医生也就变成骂人的话啦。
但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给了赤脚医生们客观的历史评价：在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杨继斌）
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指的是当时国家有能力生产，而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转）和收录机（一响）。这是中国青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共同的坚硬理想。
这是那个年代的“热词”，是提倡艰苦朴素的时代，人们朴素物欲的全部诉求。女友们会唠叨、丈母娘会暗示；团支书也会号召要让亚非拉兄弟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都拥有四大件。
淳朴的民谣反映了四大件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位置。时有《择婿诗》曰：“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
在四大件中，自行车是王牌，是超必杀。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少年们的成年礼，托纳托雷在《天堂电影院》中对自行车所象征的青春荷尔蒙，从另一个饥馑的时 空给予了回应。在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荒山之恋》中，女主角甚至在新婚的自行车头系了个绒毛小兔（想想时下小白领放在汽车里的小兔）做装饰品——在那个万 物蛰伏的季节，这个细节极撩风情。
199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三转一响”被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摩托替代。（杨继斌）
“的确良”是一种布料，也曾是身份的象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厌倦了单调的灰蓝色服装，“的确良”以鲜艳胜出。它在审美上替代了绿军装，成为时尚男女的新宠。
不堪寂寞的女孩子们，开始偏爱各种颜色的“的确良”碎花长裙。而男孩子若用一件“的确良”衬衫搭配白球鞋，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儿。
这种布料的推广得到政府的鼓励。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将更多的土地让位于粮食、蔬菜和棉花，1976年后中国曾大量进口化纤设备，从而引发了国人的衣着革命。虽然它的价格偏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布票的限制——有些地方一尺的布票可以换来两尺的“的确良”。
不过，只十年左右，“的确良”就没落了。它冬不御寒，夏不散热，穿在身上更像是一张塑料布。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试着改良它：保留了多样的色彩，但加入更多的棉布成分。“的确良”逐渐退出了国人的服装史。如今已不可想象，一种材料就可以影响全民的服饰意识。没有了计划经济之下物质短缺的“神奇力量”的助推，这样的盛况再也不会出现了。
现在，当人们回忆过往的时候，会这样问：谁还记得“的确良”？（沈亮）
这是大饥荒中一项自欺欺人的发明，“粮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种。原理类似于那个著名的笑话：“搓一下肉多。”
双蒸饭的专利权属于北京某大学。1960年，饥荒进行到水火交加的年头，报道称毛主席连红烧肉都吃不起的时候，清华大学党委成立了工作组，进食堂专门研究“增饭法”。发明了双蒸饭，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推行。
所谓的双蒸饭，就是在米饭蒸好之后，揭盖洒上水又蒸一次。第二次蒸饭，盖子必须盖紧不得敞气，加大火让蒸气把饭冲泡。双蒸饭十分松软，不需咀嚼，从感觉上要比单蒸饭饱肚子。
在已故作家路遥的小说里，详细地记录了双蒸饭在民间的悲情普及。其实双蒸饭就是水分多，饱得快饿得也快。事实上好多人吃双蒸饭导致了浮肿，甚至加快了死亡。
类似于双蒸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在大饥荒中层出不穷，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 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 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 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
双蒸饭产生的大饥荒，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在民间，流传着中国政府因为向苏修还债而导致饥荒的说法。
但即使在民间普及双蒸饭的时期，我国仍然抽出大量粮食进行国际援助。资料显示，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 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决定援助15吨。《人民日报》报道，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 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杨继斌）
通常被简称为忆苦饭。是“文革”期间“忆苦思甜”活动的组成部分。该活动旨在通过虚拟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贫困，来证明现在幸福生活的合法性。
忆苦饭通常是一个多人的party，时间多是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饭食的材料的选择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
这种带有宗教神圣性的仪式，让激进者感动，甚至会故意把饭做到猪都不愿意吃的程度。——越难吃越被鼓励，忆苦思甜的效果越好。开饭之前，先听忆苦报 告。多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吃的时候，班团干部、积极分子要带头示范。越难 吃，越得忍着，强撑着往下咽。如果扛不住，你平时学习、工作中的表现就扔水里啦。
但当时社会普遍性的贫困，让忆苦饭通常充满了违背组织者意愿的笑料：
1970年，解放军某部开进了某公社搞军民同吃忆苦饭。忆苦饭是解放军炊事班做的，麦麸面、菜叶、豆腐渣搅和而成。饭锅揭开，贫下中农们蜂拥而至，眨眼间便把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解放军战士们看傻了。指导员忙对大家进行现场教育：“同志们，请看贫下中农觉悟多高，自觉地抢着吃忆苦饭，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站在一旁的一个老贫农连连摆手：“别学习，别学习！我们平时吃的饭不比这好，还舍不得吃饱，今天算是放开了肚子！”（杨继斌）
全称为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 或高中教育。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 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的口号。
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远，直到后来，与青年的关系也疏离了——那些依然生活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们，依然生活在黑龙江的北京知青，尽管已经年届退休，依然 挂着“知青”的标签。知青，称为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但这种共同记忆确是话语垄断的结果，在50－70年代里，农村人口才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那 些有幸生在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青年们，则集体成为了“知青”，等他们回到城市，占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成为他们青葱记忆里玫瑰色的“小芳”和“ 老乡”。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 次使得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 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1990年代末，高校扩招以后，知识青年甚至成为一种自嘲的说法——谁没个大学文凭啊？知识青年又能如何呢？（胡贲）
曾经一度，因为毕业分配制度的存在，毕业生们无需为找工作发愁，他们的就业会被国家统一安排。这一制度强调着对国家的服从，正是计划经济体制调配人力资源的手段之一。对于当时没有选择权的毕业生来讲，分配就是命运的被安排。
这项制度开始于1951年。由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贴合，毕业分配制度曾对推动人才流动、协调不同行业和地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其供需要求不能匹配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到了1987年，政府引入了“供需见面”的新方式，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不满也随之发声。用人方大量拒绝被分配过来的毕业生，毕业生也在抗拒被安排的单位。他们都对国家教委的调查组表达了强烈愿望：自主选择。这使政府意识到，取消毕业分配制度将是大势所趋。
此后12年，该制度的作用开始逐步减弱，至1999年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消失。
如今的毕业生，还会偶尔羡慕毕业分配制度带来的安全感，但他们却可以自己决定，未来的事业将起步于何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等概念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再也不是一块被体制任意搬动的革命砖头。（沈亮）
小英模标志着政府战争动员和社会动员的道德与情感底线。他的人群尤指14岁（含）以下的萝莉和正太。这些天赋异禀的少年，在面对重大威胁和诱惑（多 数超出他们经验范围）时，坚决（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地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小英模一般有党内、团内（含儿童团）或队内身份。
该词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放羊的王二小、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鸡毛信的海娃、女英雄刘胡兰等，他们分别反抗“日本鬼子”和“国民 党匪军”。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4岁。毛泽东曾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革命战争年代，小英模往往意味着小 英烈，他们作为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及反动派毫无人性的证明被广为宣传，对鼓舞革命群众士气、增加对敌仇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小英模涌现，代表人物为阻止地主老财偷集体海椒被掐死的刘文学、为救生产队羊群严重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火车 轮下勇救儿童被压断左臂左腿的戴碧蓉、为救五保户老人被压死的韩余娟等。在这一时期里，小英模们所表现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对信仰的无比真诚，是当 时许多成人所缺乏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用生命维护的利益之轻，与年轻生命的美好和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他们的故事广为宣传，成为整个社会 的净化器。
赖宁是小英模最后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这位14岁的少年因救山林火灾于1988年牺牲。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全国树立的省级以上的少年英雄36个，其中90％左右都是上山救火、下水救人、与坏人搏斗、抢救公共财产等牺牲的。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独生子女开始成为家庭中最核心的人物，“小皇帝”一词逐渐取代“小英模”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小英模的宣传逐渐淡出各大媒体。
而今，最后一批曾经学习过小英模事迹的人们多临中年，他们已经可以在电视新闻里反思非洲部落冲突中的娃娃兵，并叮嘱自己孩子：在你成年之前，你不对任何危机天然地担负任何责任。（杨继斌）
人们对露天电影带着乡愁般的怀念。只因缺乏，而格外感激。
那时的文化活动，不外乎几部演了又演的样板戏，广播里只有一副嗓音。人们穿着无线条的宽大衣服，处于缓慢的节奏中。无论是在外婆的小山湾里，还是北 京的军队大院，对露天电影有着几乎相同的记忆：奔走相告的喜悦、密密麻麻的人群、在光束前伸头探脑的小孩儿、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以及夏夜里的蚊蝇。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机开始攻城略地。露天电影慢慢得边缘化了。谁不想足不出户，就握有换台的主动权呢？而原本穿着拖鞋就去看的电影，成了精英式的休闲内容。
尽管如此，露天电影也还顽强地存在于电影商业市场所无法到达的缝隙。在农村或是城市的小广场，观众们可以免费看到刚下线不久的商业大片，或是主旋律影片。政府希望可以借此激发广大居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并未放弃露天电影和它在传播学上的意义。（沈亮）
要触摸“文学青年”这个词更湿润的气息，必须求诸一个年代。那是60后以及70后还像蝌蚪一样年轻的年代。用当时的文学青年欧阳江河的话来讲，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
尽管在1950年代，执政者便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但在随后的20年里，文学创作实际上处于被压制和被控制之中。1970年代末的解禁，让整整几代人积累的审美熵瞬间爆发。人们发现在讨伐和叫骂之余，文字是可以美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刘心武抚摩一段夜幕的伤痕；韩少功声称他发现了一个种族发展的白痴原则；张承志在草原和牧场寻找原始幸福的渴望；王安忆让文字背后 的道德民兵一片惊愕；舒婷、北岛让汉语尝试另一种表达。在这一时期，西川、海子、洛一禾、顾城以及稍晚一些的毕飞宇等一群人进入并离开大学，他们在坚硬的 毛语之外，寻找一种新的话语表达。后者，以及他们身后一个庞大的青年人群，被当时称作文学青年。
诗人海子
那时，文青海子会带着自己的诗稿漫游全国，他会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互不相识者以诗为名酗酒吟诵。西川被迫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串联的外地文青。小有名气者会各地游走并被祖国大江南北的MM仰慕。当然也有骗子浑水摸鱼。
海子之死（以及他所启动的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骆一禾病故、戈麦焚诗自沉、顾城杀妻自缢），被视作这个时期以及这个人群的终结的标志。当年的文青王家新说，19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了。
随后是汪国真以及余秋雨的年代。再往后，文学青年就是骂人的话啦。
选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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