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这个土地不养人
编者：这部纪录片以24节气为节点，记录了淄博一个名叫杓峪村的地方的一年，焦波和他的团队，在村里住了足足373个日夜。在焦波之前，也有不少关于乡村的记录 和书写，无论是《中国农民调查》，还是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带着团队回到故乡寻找“饥饿年代”的拍摄，又或者是作家梁鸿对家乡梁庄的书写，都带来了一定的反响，同时也是对某种限定的冒犯。
▲纪录片摄制组和杓峪村村民合影
焦波：我的镜头不应离开土地
2012年元旦，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和焦波闲聊时，说想拍部题为《乡村里的中国》的农村纪实性影片。大致策划是聚焦一个村庄，按照24节气记录村庄整年的变化和风情，要拍出农民身上的坚韧信念和遇到的困难挫折，但更重要的是困难挫折中的坚持。“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必须在村里拍上整整一年，一天也不要离开。”
焦波拍《俺爹俺娘》历时30年，拍《中国百姓故事》、《汶川地震孤儿》也是坚持数年，张宏森希望焦波能试试。
彼时的焦波已在山东老家承包了千亩山林，准备回归乡野村夫的生活。因此，当接到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的要求时，想到养育了自己的沂蒙山，焦波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至今仍喜欢挽起裤腿、啃煎饼卷大葱的他，被妻子笑指为“城市农民”。焦波很坦然：“我就是农民，我的镜头不应该离开土地。”
淄博市委市政府、沂源县委县政府都给予了支持，电影局也拨付了一定费用，但买完拍摄设备和车辆，焦波发现经费已捉襟见肘。请不起专业的摄像、剪辑、导演，在高校任客座教授的焦波开始在自己的学生中物色人选。最后他选了五个人: 四川传媒学院的大四学生剧玺博、李梦龙，淄博职业学院的专科生刘晓晨、陈青。还有被焦波收为徒弟的汶川地震孤儿刘明富，5个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没有名校光环的年轻人，凭借热情、刻苦和专注，展现了别样的才华。“永远别对孩子失望，不是名校的学生照样能够拍出好片。”影片试映后，焦波对观众席上的家长这样说。
带着“零经验团队”，片子怎么拍，焦波不清楚。“但我知道一定会拍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农民的诉求和困境是什么？农民一直坚持的信念又是什么？”他理解的农民，绝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者。
焦波带领团队走访了沂蒙山数个村庄。在杓峪村口，焦波遇到村里的两个大学生，也是后来片中的重要人物：杜滨才、杜海龙。
杜滨才几句热情的介绍抓住了焦波的心：“我连续三年导演了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他（指杜海龙）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街舞跳得可好了。”
焦波提出跟他们到村里看看。
▲杜深忠在家中接受采访
“文化人”杜深忠：我对土地没有感情
杜海龙领着焦波几人回了家。家徒四壁的小屋，墙上却贴满了奖状，焦波暗想：“这孩子家教肯定不错。”
杜海龙的父亲，满脸沟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笔练书法。焦波说明来意：想拍部记录村里人生活的片子。杜深忠的妻子张兆珍放下手里的活计，快人快语地接话：“拍戏？俺这一辈子就是战争戏！”
她向焦波埋怨丈夫“头顶火炭不觉热”，家里这么穷，他却总想着看书写字弹曲儿。“没钱买宣纸，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写。”
杜深忠把脖子一扭：“焦老师你看，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
焦波心里的弦被猛地一拨，“这话太有艺术感觉了！”眼前这位兄弟，内心对美何其敏锐。焦波明白，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杜深忠和妻子的矛盾，不正是农民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的矛盾吗？
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拍杜深忠。
2012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立春。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拍摄正式开始。
摄制组的到来，让杜深忠第一次有了被理解的幸福感。他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不甘于种地的他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你们《中国青年报》我从1978年就开始订了！”昏暗的小屋里，杜深忠从桌下翻出厚厚几沓发黄变脆的剪报本，里面贴满了《中国青年报》等大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道，“比如写那个张海迪，写得真好！”
然而随着两个儿女的出世，家中经济愈发紧张，杜深忠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订报的习惯。
杜深忠尊敬知识分子，听说焦波拍过《俺爹俺娘》，他更是敬佩：“焦老师那么有成就的人物，俺吃啥他吃啥，俺躺地里他也躺地里。”
真正使焦波走入杜深忠内心的，是两人在坟前的一场对话。
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老人在这里，我太不恭敬了。”焦波跪下，对坟磕了三个头。杜深忠惊讶又感动。“焦老师，你把摄像机和录音笔都关了吧，我跟你说说心里话。”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如果有，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
焦波一愣，百感交集。“兄弟，你怎么不让我录呢？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啊！如果当年我没走出大山，我就是今天的你。”
片中，杜深忠多次表达过对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获七千三百来斤苹果，却只挣了七八千元。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块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焦波理解，杜深忠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是“爱之深，恨之切”。杜深忠很在意这片青山热土。看到村民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杜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
杜深忠瞧不上“只看见钱”的人。“我觉得人的素质上不去，物质反而成了负担，物质和精神要对应起来。”他坐在屋里的小马扎上，一脸郑重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杜深忠一直梦想拥有一把琵琶，“听到琵琶动静心里就舒服”，并最终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
杜深忠夫妇的矛盾，让杨浪极为感慨。杨浪是焦波的朋友，也是焦波眼中具有“大情怀”的文人。他多次免费提供放映厅，让这部影片在海航旗下影院试映。周六的连续三场试映，也是他的一个试验：“让口碑反过来证明影片的价值”。
“都说纪录片难上院线，因为观众觉得不好看。你们告诉我这个片子好看吗？”一场试映结束后，杨浪问观众。
观众连连点头，笑声和泪水说明了一切。“我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这是许多观众的回答。
村支书张自恩：干一年支部书记，就赚了一肚子酒
拍摄之初，焦波曾打算以杜深忠作为唯一主线。后来和该片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总裁高峰探讨，高峰建议：“选三条主线，影片在结构上会比较稳妥，一条线出了问题还有两条线撑着。”
焦波立马想到了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一个整天为村里人东跑西颠的沂蒙汉子。
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刚开始，被跟拍的张自恩觉得“很不自在”，但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对着镜头，好孬照说。”
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片中，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一晚，张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后，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鲁大汉眼泪刷得掉下来。“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当时，政府已对村中账目审查多次，并未发现问题，但村民却认为“上面有人包庇张自恩”。
焦波相信张自恩的为人：“他为村里争取项目，经常提着自家的鸡蛋去送礼。”
“你当过兵、见过世面，还能被这点事情打垮？再说，你也要理解群众。”焦波给张自恩宽心。张自恩慢慢平静下来，第二天，又照常为村里的事忙活。
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广大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你总不能要求他坐下来讲马列主义吧！”他认为，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
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
“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
在家中，张自恩坐在泛黄的毛泽东、邓小平像下，对记者解释当时的动机：“毕竟我是个爷们，再说作为村支书，过年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我都要去探望，不能把他落下啊。”
“以知识换命运”、“以人肉换猪肉”：乡村年轻一代的两种人生
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则是该片的另一条主线。
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
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只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在剧玺博眼中，杜滨才已不能算是农村人了，“在城市学习生活，杜滨才的思维方式已经和农村的父辈截然不同”。眼下，毕业后的杜滨才如愿在济南一家旅游公司担任导游，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见识。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
片中一个长镜头，记录下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
“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他把曾经在父母坟前对焦波说过的这句话，又砸给了儿子。
“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
“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焦波和学生们在镜头后屏息凝神。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影片之外，杜海龙并未完全按照父亲期望的轨迹生活。明年夏天毕业的杜海龙不想应聘“铁饭碗”，反而和五个同学合伙创业，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卖水果的电商平台——“微果坊”，为聊城师生提供线上订购服务，生意不错。
“虽然现在‘微果坊’还刚起步，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大做强。”谈起梦想，杜海龙像父亲一样执著，尽管父亲对他“毕业卖果子”的选择并不理解。
不同于杜滨才、杜海龙，现实中多数乡村青年还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片中，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幼子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葬礼结束，杜深忠哀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
杜深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攒了一把辛酸泪”。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正值壮年的他牙齿掉了13颗。
每次看片中葬礼部分，焦波都会湿了眼眶。他希望乡村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少些“人肉换猪肉”的悲剧。
乡村最需要被了解、理解和重视
因为该片的拍摄，杓峪村，以及许多和这个村庄有关的人，都在发生可喜的改变。
淄博一家绿色食品公司的老总在看过试映后，当即决定要在杓峪村建“乡村书屋”，让村民有好书看。
一些学者也对村中优美环境和悠久民俗大为赞叹，准备申请相关保护项目，留住乡愁。
更有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摄制组开拍以来，“俺们村里打架斗殴的少了。”
连曾经孤僻的杜滨才父亲杜洪法，也变得热情、注重仪表了。
被改变更多的则是摄制组的五个年轻人。入组之初，他们都不大明白：农村有啥好拍的？还指望拿龙标、进院线、获大奖？
而现在，他们懂了。
制片主任刘晓晨说，农村是中国的根，“希望将来能拍遍各省农村”；导演、剪辑兼摄像的剧玺博表示，“不管今后如何发展，乡村都会是我关注的对象”；导演兼摄像李梦龙则把杓峪村比作“第二故乡”；导演助理陈青和摄像小北川对未来还没有明确想法，只想跟着焦老师，把触摸乡村的路走到底。
总导演焦波感到任重道远。他想通过镜头，唤起人们对乡土的了解、理解和重视，从而推动乡村的进步。
“整个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了解而非想象，它不代表桃花源，也不代表脏乱差。那片土地，我觉得大有希望。”
“了解之后才是理解。农民面对困境会发泄情绪，比如有的嚷嚷：‘我看透了法律！’但她并没有恶意，相反，农民是最宽容的一群人。”
“只有真正理解农村，才可能对农村问题投以重视。保护乡村，不是保护贫穷，也不是把农民赶上楼房，而是让乡村真正宜居。总之，要实现中央领导提出的‘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
眼下，焦波团队正在由合作单位、淄博职业学院提供的办公室内，为影片剪辑不同版本，准备到国外参赛，让世界认识乡土中国。刘晓晨乐观地说：“如果在国外多拿些奖，可能日后国内公映时观众更多，票房大卖！”
许多业内人士都对该片表示盛赞。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艺谋的恩师司徒兆敦教授更是指出：“纪录片不追求短暂的即时性，而是追求永恒。《乡村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的成果。”
高峰说：“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在于社会认知。当下的纪录片有很大误区，只关注所谓历史文化，关注动植物却不关注人，尤其不关注底层人民，而这部影片体现了纪录片的真正价值。”
焦波的态度则十分谨慎。尽管拿到公映许可证已近一年，可对纪录片公映后的票房，他很没把握。“国内纪录片市场出现过三部片子加起来只有几十万票房的惨剧。”高峰也坦言，纪录片的票房可遇不可求，“国家政策层面应该鼓励建设专门播放纪录电影的院线。”
2013年纪录片蓝皮书显示，去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0亿元，纪录片票房仅130万元，不如热门电影一天的票房。被专业人士看好的纪录片《千锤百炼》在国内上映后，票房就曾遭遇惨败。
杨浪则认为，纪录片院线市场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破票房困局，或许可以从“口碑”起步，这也是他一直支持《乡村里的中国》试映的原因。
周六下午试映时“一票难求”的景象，给了焦波信心。散场后，他被观众团团围住，交流感受。几乎没人注意到他激动神情下发白的脸色——身患糖尿病的他为了影片宣传，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了。
与此同时，在杓峪村家中的杜深忠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他是全村唯一每天都看《新闻联播》的人。有人告诉他，焦老师的片子火了，“你可能就成名人了”。杜深忠说：“什么名人不名人，咱就是种地的。”
但闲暇时，他还是喜欢“不务正业”，推着独轮小车上山找好看的石头，根据花纹刻上不同节气名。他指着一块充满裂隙的石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些条条就像钻出土的虫子，所以我刻上了‘惊蛰’俩字。”
杜深忠对焦波说过，自己最渴望拥有一间书屋，有书架和明亮的窗户，门口再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四字。焦波说，如果影片影响力越来越大，杜深忠的这个愿望，离实现还远么？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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