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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学术研究能否毕其功于一役？
题目是否已经差不多做完，与所谓“问题意识”相关。现在很多人爱说我们学界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问题意识”，我倒觉得恐怕是对问题的“意识”强调太过，而“问题”的产生则出了大问题。就史学而言，我们受两种影响太甚，一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乐观思潮，一是二十世纪我们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其结果，学者写一篇文章、一本书，总想毕其功于一役，全面彻底地一举“解决”某个“问题”。
当年中西都有相类的时代风气，欧洲人曾经希望，把所有古史材料都整理好，让后人可以直接使用“可靠的”史料著史。学贯中西的蒙思明曾提出：历史研究的目标，就是“研究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已经研究之后的问题，后人就没有再研究的必要”。在童书业看来，民初社会史论战中有些人就“非常性急，一心要把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在自己著作的一部书或一篇文章里完全决定”。
上述思路是持续的，迄今仍相当流行。这背后隐伏着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基本预设，即很多人似乎以为史料所述的就是历史真相本身，而现存史料所反映的历史意义应该有一种，也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任何题目只要搜集到充足的材料，将其中的历史“真相”再现出来，亦即产生出上述的“正确认识”，那就真是史学之能事已毕了。好些人未必这样说，甚至也不一定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却已把这见解作为一种众皆认可的观念接受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一个题目真可以一次性解决吗？盖“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钱大昕语）。“一家之书”或可一次性完成，“千载之书”就未必然。治史者当存此远虑，然后既可减少琐碎之近忧，还要努力不断改作重作。李大钊就认为，“改作历史，重新整理历史的材料”，可以“得到许多的新知”。同时还要“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经过这样不断的改作重作，历史知识才能发展和深入。
既往的历史本来相当丰富，我们如果没有那么盲目乐观，不那么具有英雄气概，可能会对自身的认知能力具有更清醒的认识。往昔就像钟鼓，不叩不鸣，小叩小鸣，大叩大鸣。有西儒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意味着对同一历史事件，每一代人或许都有其特别关注所在。不同的发问，可能得到不同的回答。
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事件，就很能提示这一点。记得当时质检方面的人自辩说，因为三聚氰胺是工业原料，理论上不应出现在作为食品的奶和奶制品中，所以常规的检测没有这项内容，当然也就不会从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来。
这个辩解很多人不能接受，在学理上却甚有启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想要看的。如果根本不往某方面想，大概也就不会看到那方面的现象。我们若不向历史或具体的史料提出某方面的问题，通常也就不会看到那方面的历史“真相”。人们常说，大史家能从常见书中看到非常有用的材料。这就意味着有些既存材料已经被很多人视而不见，能“看见”的人不过是对史料提出了新的或是更“确切”的问题而已。
历史本身在变，史学提出的问题和需求的答案也在变。不同时代的人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也可能提出不同的问题。当问题不变时，也许特定的题目真可以获得众皆认可的“解决”，但也往往不是一次性的。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史学就是问题和答案不断演变的进程。如傅斯年所说，既存的题目可能被解决，也可能被解散；因为新认知的事实证明了原来的问题不成为问题，也会进而逼出新的问题。学术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问题的解决，也体现在既存问题的解散，并致力于解决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