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谦平︱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动荡与危机
编者按
作者从“日本侵华”“中国对西藏之主权”“苏联与新疆乱局”等方面概述了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本文出自《民国时期的边海疆交涉》,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契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北伐战争于次年开始。国民革命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日本自华盛顿会议后对中国采取币原外相的不干涉政策,英国成为主要打击对象。随着北伐军攻城略地,最终攻下杭州、南京和上海,推进到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流域,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亦愈加明显。
南京事件的发生使西方列强干预国民革命的可能性倍增,同时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分裂。随着四一二“清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分共,标志着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开始衰退。
日本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大赢家。南京事件发生后,尽管日本官民在南京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但日本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的联合军事行动。同时,日本努力说服英美不要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坚持认为南京事件是武汉政府内的过激派策动的,其目的是要“使蒋陷入困境,促使蒋下台”。币原向英美保证蒋介石会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颜面”。
日本的支持使蒋介石一度对其抱有高度信任感,为此,他于1927年11月5日在东京拜会田中义一,希望日本对国民革命军的继续北伐给予支持。但田中义一明确告诉蒋介石“应该专心致志于南方一带的统一”,“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彻底击碎了蒋介石对日本的幻想。二次北伐期间,由于国民革命军仍然存在危害欧美侨民生命和财产的“暴行”,欧美列强不仅在济南惨案事件的态度上倾向日本,最终还与日本取得协调: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阎锡山率部进驻京津地区,而将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队拒之门外。
1928年6月20日,杨增新宣布新疆易帜,服从国民政府。12月29日,张学良亦宣布东北易帜,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同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主动派遣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到南京谒见蒋介石,对新建立的国民政府表示祝贺,同时也试探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然而,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建立多民族国民国家的努力再次遭遇挫折。
日本侵华与中华民族的亡国危机
日本一直将南满视为其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十月革命以后,随着沙俄影响力在北满的消亡,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野心充分显露。济南惨案发生后,田中义一通过殷汝耕向蒋介石明确转达了日本不允许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信息:“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在蒋介石通过鼓励张学良易帜而间接取得对东北的控制权后,日本政府遂利用中东路冲突事件和中原大战爆发的机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将东北三省全部鲸吞,接着又侵占热河,发动对长城各口隘的进攻,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使得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危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国际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这在华北事变和抗战前夕尤显突出。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联盟的活动,力图通过国际联盟的压力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亦在进行抗日战争的经济和军事准备,整军备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方断定可以在三个月内摧毁中国政府、军队和民众的抗战意志与能力,但由于中国人民坚毅的抗日决心,加之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国军民独自抗击日本达三年零五个月之久,并赢得西方的尊重。
坚持中国对西藏之主权
同北京政府一样,国民政府坚持中国对西藏的固有主权。蒋介石于1929年1月复函十三世达赖喇嘛,指出:“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借悉法座高瞻远瞩,倾诚党国之决心,遥望西陲,至为佩慰”;并表示“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屹立于世界”。该信系1929年1月托大堪布罗桑巴桑携往拉萨。这是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第一次正式联络。国民政府向达赖喇嘛发出了和平信号。
达赖喇嘛委派的贡觉仲尼等三位代表于同年8月从北京出发,在太原拜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代表达赖喇嘛声明三点:
(1)达赖并无联英之事,其与英国发生关系,不过系因英藏壤地毗连,不能不与之略事敷衍;
(2)达赖仇华亦属误解,民六、民九、民十三达赖均有派员来华,并发有护照,内中言明中藏亲睦,现有护照可证;
(3)达赖与班禅感情素惬,其始之发生误会系因班禅部下行为不法,达赖逮捕数人,班禅遂惧而出走,非达赖所逼。
随后,贡觉仲尼等人到达南京,9月10日谒见蒋介石,“贡等声明达赖不亲英、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蒋介石则表示“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
1931年初因大金白利纠纷而造成的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使得中央政府与达赖的联系中断,尤其是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丧失了进一步沟通的良机。1934年2月,年仅24岁的热振活佛被推为西藏摄政。自此,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首先,西藏司伦噶厦致电驻京办事处将由热振出任摄政一事呈报中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月31日致电噶厦等,核准热振活佛出任摄政。而热振担任摄政期间,致力于西藏地方同中央政府间的密切联系。尽管1934年下半年在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期间未能同噶厦就解决汉藏关系,尤其是界务问题达成一致,但西藏地方当局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说明西藏地方并没有决定彻底背离中央。同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离藏前,将中央政府官员留驻拉萨,对抵制英国势力入侵西藏和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破坏均具有积极意义。
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自始至终主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确立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等事宜,并向西藏噶厦拨款40万元。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940年1—4月在拉萨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充分宣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亦对英印政府控制西藏并策动其独立的阴谋予以有力反击。
然而,英国在此一时期亦利用其在西藏的影响力,百般阻挠国民政府切实行使在西藏的主权。
其一,阻挠中央政府派军队护送九世班禅返回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九世班禅强烈要求中央政府派卫队护送其返回扎什伦布寺。由于担心中央政府的威信随着九世班禅的返藏而树立,使英印当局控制西藏地方政府、侵蚀西藏领土的活动暴露,英国唆使噶厦内亲英派出面反对之,同时亦由英国外交部和驻华使节出面交涉。后由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九世班禅暂缓返藏。
其二,利用日本对华侵略之机,落井下石,挑起中印边界争端,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公之于世,向西藏当局索要属于西藏管辖的门隅、珞隅和察隅大片领土,并从1938年起不断派部队侵入该地区,先后占领了达旺、瓦弄等,这种蚕食一直持续到战后。
其三,扶持西藏亲英集团。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后,英印政府鼓动西藏亲英集团对热振横加指摘,甚至以生活作风问题为突破口,迫使热振辞职。继任摄政达扎上任后,很快成为亲英集团的领袖,有意疏远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如阻挠国民政府修筑通过西藏的中印公路,擅自成立“外交局”,甚至利用外国干涉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其四,战后继续支持达扎集团,唆使其以“独立国”的身份参加亚洲会议,怂恿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英访问,其中最阴狠的一招,是向达扎密告热振活佛“勾结”中央政府,试图夺取摄政职位,最终导致热振被捕,被毒死在监狱里。
不过,由于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
苏联与新疆乱局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于国民政府来讲影响巨大。1927年蒋介石奉行的反苏反共政策导致中东路事件发生,但国民政府的反苏政策并没有得到西方阵营的支持和回报,相反造成严重的边疆民族危机。在东北,中苏的军事冲突使日本人渔利,日本关东军乘机侵占了东三省,并将苏联利益排挤出去。
在外蒙古,苏联军事支持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在新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政治背景,使得国民政府无力真正控制那里的局面,苏联、英国、日本的插手导致新疆在政治上陷入混乱。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要应付西方的干预和平息国内白党的反叛,加上杨增新本人注重同苏俄当局的关系,不允许白俄分子以新疆作为颠覆苏联的基地,总体上局势稳定。但从1928年6月新疆易帜以后就陷入持续的动乱中:1928年7月7日樊耀南刺杀杨增新,金树仁旋即平叛就任新疆省主席;1930年11月哈密发生回民暴动,甘肃回民领袖马仲英率部入疆向金树仁开战;1933年4月12日青年军官陈中等发动政变推翻金树仁,而推金的参谋长盛世才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
新疆从此陷入混战,东有马仲英,北有张培元,南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过去的说法是日本支持马仲英,英国支持沙比提大毛拉,国民政府支持张培元,但由于苏联最终支持盛世才,派苏联红军入疆作战,先后打败了张培元(1934年1月)、马仲英(1934年2月)。然令人费解的是,马仲英部败退到南疆时“顺便”消灭了“东突”政权,随即由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官员陪同,率280余人进入苏联,最后不知所终;而南疆的“东突”政权垮台后,其“总统”霍加尼牙孜和“总理”麻木提从苏联返回莎车,将沙比提大毛拉逮捕,交由苏联人转给盛世才。
苏联选择支持盛世才的原因十分明显:(1)遏制日本侵略势力由东北延伸到新疆;(2)阻止英国侵略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3)防止国民政府强化在新疆的统治;(4)建立一个亲苏的地方政权,有利于苏联同中共的联系,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使陕甘宁边区与新疆打成一片。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盛世才致函蒋介石,“决心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三民主义,誓愿竭诚拥护中央,忠实钧座”。1942年9月,盛世才在新疆全面“清共”,并下令驱逐在新疆的所有苏联顾问、专家及在星星峡的驻军。这为国民政府收复新疆打下坚实基础。1943年9月,第十八混成旅进驻哈密;1944年5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分别进驻伊犁、迪化一线。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得出一个教训,即无论是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还是少数民族领袖,均不可靠,于是苏联转而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培养新疆少数民族革命者和反政府人士,为在新疆地区策划武装暴动提供军事干部。
随着苏联在对德战场局势的好转,斯大林可以腾出手来在新疆制造事端。
1944年4月,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策动下,“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为艾力汗·吐烈,其成员大多为宗教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富商、地主和牧主。11月7日,苏联正规军或化装入境支援,或直接参加作战,会同当地游击队进攻伊宁政府机关和军队驻地,国民党军退出伊宁城。11月12日,该组织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1945年4月8日,三区游击队改编成民族军。苏联军官团团长帕里诺夫任总指挥授中将衔。民族军兵力有6个团又3个营,约1.5万人。6月初,在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民族军制定了北线解放塔城、阿山两专区;中线以精河、乌苏为目标,进而向迪化挺进;南线至南疆开展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至9月中旬,民族军先后占领塔城、承化、乌苏、精河,驻守乌苏和精河的第四十五师全军覆没,师长郭岐被俘。
蒋介石认识到:“十五年以来,新疆几乎已等于第二之东三省,完全成为俄国囊中之物……然而该省政权虽已统一于中央,而伊犁、伊宁则已为俄匪占领,今后新疆之动乱必多。应对俄速定具体之方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