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告奋勇当“右派”——非常规的“右派们”

文丨丁耶

推荐上去的“右派”

有位女同志名玲君,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年63岁,比我大几个月,我称她为学姊。我知道她在大学里是学教育的，还是陶行知先生的信徒，对乡村教育很感兴趣。毕业后不上研究生，却要求到乡村去教小学，研究农民教育。她在教书期间，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老校长是位民主人士，很器重玲君，几次向市县推荐她为省模范教师，可是上级对她失去党的关系的事几年没有调查清楚，一时也找不到证明人，就没有批准给予她模范教师称号。老校长对此十分内疚。

1957年春天,她所在的县教育局通知这所全省著名的小学校，派一名代表去省城参加文教口召开的座谈会。老校长决定让玲君去，目的是让她出出名、亮亮相，也了了自己的心愿。那时上省城去开会，对下边来说是个光荣的任务，只有领导或模范人物才享有此等特权。我的老同学为人谦虚，百般推让，她的理由是：这份光荣应让给那些先进人物。可架不住老校长和同事们再三催逼，她只好遵命赴会。在省里的鸣放会上，她没吭一声，只使用一双耳朵。主持会议的人再三动员她讲话，她只是说：“大家的意见，我同意，再没什么补充的了。”事隔两月，反右斗争在全省展开了，县教育局下达指标，给这个小学校一个右派名额，并指定给那个参加鸣放会的玲君。老校长一听火了：“玲君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教师，要给她扣上右派帽子，我们这所学校就没有好人了！”老校长仗着自己是社会名流、民主人士，就和县长顶起牛来。这位县太爷一听恼了：“阶及斗争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呀，本来就给你们个右派指标，可你这个‘老民主’也跳了出来！”于是再加上一个右派指标，给这位老校长。

老校长连气带病，不久去世了，只有玲君，以一抵二，在农场劳改了10年!

自告奋勇当“右派”

这事发生在东北某大城市的作协。有一位全国著名老艺人的儿子“小金子”，在作协分会当管理员，平时好同作家、名流往来,人年轻,思想较幼稚。1957年反右过程中，他既没有鸣放，也没有参加什么会，因为他当时正好被派到外地办事去了。反右高潮已过他才回来。一位总务主任找他谈话了：“我们分会右派还缺一个，你当不当?”小金子平时对政治不关心，什么左啦右啦的，根本不明白，还当是好事情呢!便问道:“都谁是右派?”

对方告诉他都是些“名人”，列举了几个知名作家。他一听，这些人都是有学问的，而且在单位里都很受尊敬，便高兴地回答主任说:“他们是右派我也是。”“你够格吗?”“怎不够格?平时我们处得来,无所不谈。”“好,那就算你一个!”小金子松了一口气，据他说有几天没睡好觉呢！就这样，他争来个右派当。右派到底是什么人物，小金子根本不了解。反正作家名流都是右派，那哪能坏！三审定案以后，在发工资的时候，小金子一数人民币少发十来元钱，便去找会计：“这个月怎么扣我这么多钱呢?我没有借款哪！”会计板着面孔回答说：“你受右派处分了。但由于你自觉当右派，表现不错，才降你两级呢！”小金子火了，忙去找领导说理：“让我当右派就当呗，谁知当右派还扣钱,我不干了。”领导严肃地说:“你这是说笑话吗?”小金子也愤愤地说：“我当初真以为是说笑话呢，谁知道当右派还扣钱,真是笑话!

抓阄“右派”

某不大不小的单位，在抓右派中，抓来抓去还是不够上级下达的比例数：差一人。这可怎么办?书记查来查去，发现还有两个人“离右派不远”。因为这两个人文化程度都是大专，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可只需要一个右派呀，定他们谁好呢?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实在难办。书记是个老实人，不忍心胡定一气，最后决定把两位大专毕业生找到跟前，向他们交底说：“你们两个人都够右派。但是，上级所给的指标只缺一个，使我很难办，你们俩看看谁当合适?就算帮我的忙吧！”说完让他们回去考虑。这两位同志是很要好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发扬了“风格”。这个说:“我去,我爱人还有工作，条件比你好些。”那个说：“这不行，你家里人口比我多，我的身体比你棒。”两个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抓阄决定命运。而且订了个“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合同”,不管谁抓到右派，受处分，下去劳动，在家的那个一定要照顾好对方的家小。俩人合计好去找书记。书记一想也只好这么办，结果身体好的那个抓到“右派”了。书记很受感动，决定照顾这个抓阄“右派”,只给个“六类处分”，不降级降薪，仅下放劳动改造。

冒牌“右派”

在农场劳动时，遇着一个姓栾的青年团干部,才22岁,是个摄影记者。照一般理解，右派是有其政治见解的，好发表意见，头脑清楚，是非分明，这类人给个“右派”是很自然的，因为政见不同嘛！可小栾连什么叫“左、中、右”都分不清,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更不清楚，他怎个“右”法呢?20年后,他的问题才真相大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被“错划”了的右派几乎都得到改正了，小栾还没有得到通知。他自己以为可能还没有轮到他吧，再等等看。一等没消息，再等没人理他，小栾被逼得没法，硬着头皮怯生生地去找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回答得非常干脆：“你不是右派，让我们怎给你改正?”“我是右派呀,我在农村、农场改造二十多年，那里右派都能证明，怎能不是?！”负责人被他磨得没招使，只好把档案材料翻给他看。小栾一看可真火了：“当被批评时有我，下放时有我，劳动有我，改行也有我(他这个摄影记者已改行在县照相馆照相了)，右派所受到的罪，我一条没少，轮到改正没有我，这公平吗?当了二十多年到头来还是个假的，我连右派都不如，冤透了！”管人事的也很同情他的不幸，但也无能为力。

他最后到省里来找新上任的人事局长：“假的也得当真的，你就补我个右派吧，好给我落实政策。”局长只好应承:“给你落实,给你落实,回去吧。”

受照顾的“右派”

我有一位老友,1957年曾被扣上“右派”帽子，没想到他却因研究东北火炕得了科学奖，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他在“文革”中还没有摘帽子，但受到工、军宣队的照顾。不但没有“下放”他，还给他一套单元房。这在当时是只有老红军和某些有国际影响的大人物才能够得到的。这使我羡慕妒忌。我问他受照顾的原因是什么，他笑而不答。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公开这个秘密。

1968年,他和其他的“黑帮”一块被抄了家，抄出他一本日记来，造反派在检查日记时发现半首诗，如获至宝地骂道“真反动透顶！”于是就在墙报上披露出这半首诗中的最后句:“乐在天涯战恶风。”让全研究所的“革命群众”写大字报,批小李子这句“右派言论”。小李子当时没有在机关，早被送到农场去种菜了，也就是背靠背地批判。全所出了二百多张大字报，都是围攻这句“反动透顶”的诗。

有的在大字报上质问小李子：“你“乐’什么，你是想战’什么‘恶风’,这是黑话,‘恶风’是指东风,是指革命,你是甘心与人民为敌…半年以后,工、军宣队要撤点了。他到军宣队长那里，劈头就是一句：“你们工、军宣队不能走，要给那两句革命诗平反！”军宣队的负责人是个团政委，一听小李子的话，火冒三丈：“你想翻天！没有把你当现行反革命论处，就是宽大，你还敢……”小李子没有听他那个邪：“你一定要给这句诗平反，并且要向主席请罪!”“什么，什么，你说清楚些，让我们请罪?你说清楚点！”小李子一看是时候了，便严肃地说：“你批的这句诗，不是我写的，是我抄录领袖的原诗。”他这么说，把在座的工、军宣队员们都吓得呆若木鸡。还是那位部队来的老练：“小李你坐下慢慢谈。

你说这诗是伟大…”“是的,你们平时也不好好学习主席诗词,当然……”“那,在当时批这句诗时，你为什么不声明?”“你们把我押解到下边改造，我哪里知道?”“那,在群众场合下,你为什么不讲?”“你们已把诗批了半年，这时要讲出去，对你们工、军宣传队有什么好处?我只能为这句革命诗作辩护,而你们还说‘反动透顶…”

他们让小李子先回去，向任何人不要声张：“如果这句诗真是他老人家写的，我们向他老人家请罪，你维护革命诗，立了大功，这说明你的立场变了，马上请示上级给你摘帽子。”就这样，小李子的“右派”帽子很快被摘掉，又得到了不下放、安排适当工作、生活上给予照顾、房子小给予调整等等特殊照顾。(张发均摘自《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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