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二十年来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研究综述

摘 要：近二十年来, “参与式民主”成为美国学者研究杜威思想的主要角度之一，以这个角度为基础，他们探讨了杜威的政治、实用主义、美学、宗教和教育等思想。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推进了对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的理解，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为结合“参与式民主”的角度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文章综述美国近二十年的杜威思想及其中包含的民主教育思想，为推进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杜威；参与式民主；教育；民主教育

作者简介:吴燕蕾，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约翰·杜威是美国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康马杰称他是“美国人民的向导和导师，是美国人的良心”，“在整整一个时代里，所有的主要问题都要等到杜威发言后才得以澄清”。[1]即便如此，杜威思想在美国也经历了一番历史沉浮。杜威的思想历经了50年代的沉寂，60年代的逐渐复兴，到7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其作为美国民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被大量研究。[2]他的思想包括政治、哲学、心理学、宗教、美学和教育学等方面，在这些不同的领域，或隐或显，民主都是理解这些思想的关键。杜威的思想强调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的问题”，在杜威的思想主线中，民主社会就是最重要的历史语境。通过比较传统对于民主内涵的理解，杜威强调了民主不仅仅是“关乎政体的问题”，不仅仅是各种制度，更是“一种伦理理念”，“那个唯一的、根本的人性理想与民主是同义词”。[3]

但是，以李普曼为代表的支持“精英式民主”的现实主义者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并不接受更强调伦理价值的“参与式民主”。随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的日益复杂，“精英式民主”日渐显示其局限，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重新被重视。[4]就教育而言，杜威认为区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键在于对民主的独特的理解和实践，现代教育与特定内涵的民主紧密相连,教育过程就是实践民主生活方式的过程。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就是强调通过教育过程形成适应民主社会的习惯和倾向，“通过培育新的人性的生长培育民主社会的新公民”。[5]本研究接下来要综述美国近二十年的杜威思想研究成果中包含的民主教育思想，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寻找可拓展的新视角。

一、不同视角下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研究

（一）从民主维度展开的讨论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斯布鲁克的研究《杜威与美国的民主》（2010）是近二十年杜威民主思想研究的集大成。①他从两个现实层面提出了深入研究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精英式管理模式并没有更好地解决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困境，由此引发了大众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另一方面，以杜威和李普曼为代表的政治形式的争论已经开始慢慢融合；即使是支持“精英式民主”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逐渐认可“受到精英最严密看护的特权——核武器的问题应由民众的权威来决定”。[6]因此在威斯布鲁克看来，“现在应该重新评估杜威在现代美国文化史中的地位问题”。[7]他把杜威的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行动结合，阐述了杜威民主思想的独特性，而杜威的教育思想正是其独特性的表现。杜威坚持民主与自由统一，使他被称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威斯布鲁克比较了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与杜威的平等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的不同，说明了杜威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的“激进性”。

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参与式民主”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他们对民主的态度就是：在政治层面，逐步接受了代议制民主；在社会层面，满足于“接受中央集权的国家约束、由管理专家指导的公司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提供最低水平的福利”；在文化层面，“由于难以找到一种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理解而形成的公众文化”而把这个问题推给保守派，放弃了在文化层面的民主理想。[8]而杜威的激进表现在政治方面是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诉求不能被其他团体或个人代表。而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平等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尤其被杜威强调，教育改革对民主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强调。威斯布鲁克基于这样的判断，把杜威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激进派”。他认为杜威已经认识到了“学校改革的局限”，教育不但要与传统教育做斗争，还需要“与牢牢控制了工业机器的反对派作斗争”。[9]这样的思想同样反映在《致力于工业民主的学校：杜威教育哲学的社会根源》（1992）中，他认为杜威思想的社会根源和强调工业民主的重要性一致，在职业中实践民主的方式被称为车间民主，这正体现了杜威的民主思想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伦理特征。[10]

埃米莉·罗伯逊的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仍然可行么？》（1992）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置于具体的价值立场中进行思考，他认为如何看待杜威的民主观点决定如何看待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通过阐述杜威的实验主义和理智的方法，回应了反对者对杜威式激进民主的批评。反对者担心杜威的激进民主会让美国的教育陷入科学专家化与官僚管理相结合的“社会工程”的危险中，罗伯逊从政治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多元文化与多样化、社会进步与人性等角度探讨了杜威的教育方案并不会导致这样的危险，他认为杜威通过强调经验与反思结合的教育过程培养有科学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共同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恰恰是避免以上危险的必要方式。在结论中，罗伯逊追问：“杜威的教育视角还可行么？”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杜威的民主教育理想是要培养公民的“民主参与的能力”和“探究的能力”，现实中的教育受市场及经济产出目标的主导以及官僚管理模式的影响，对“民主参与和社会理智的发展的重视远远没有他们理性地给予杜威的褒奖”那么匹配，因此他再次提出教育改革者的思想及教育实践多大程度体现杜威的教育思想取决于他们多大程度分享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并体现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11]

汉森借助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的视角反思了美国的教育实践。他编辑了《杜威和我们的教育视角：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思想的重要评论》的论文集（2006），从课程、社会化与社会控制、生长的教育目标、学生概念、教师指导和道德自我等方面重新发掘了杜威民主教育思想。他认为各种教学标准、测试达标，以及布什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推行的“不许一个孩子掉队”，这样的政策规定反映了美国教育管理与决策中的官僚管理模式，这样的官僚管理模式与美国民主传统中的自治是背道而驰的，对教育实践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需要借助杜威对民主与教育的思考去反思这种官僚管理模式对教育实践的不良影响。[12]

（二） 社会、文化、伦理与宗教的视角下的民主教育思想

1.社会、文化的视角。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对峙渐渐缓和，人的物质化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纷争。桑德尔、瓦尔策和泰勒等持有“社群主义”思想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个体仅仅作为消费人存在的社会成员的身份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感，真正满足感需要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生活体会其中的道德意义。对社群的强调遭到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质疑，他们质疑对社群的强调会侵蚀个体的自由。为了回应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们从杜威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思想中寻找合法性资源。当代比较活跃的持“社群主义”观点的学者塞尔兹尼克提出杜威就是一位“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要像杜威那样，“把自由精神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对有效的社区的负责任的参与结合起来”。[13]这种结合需要通过杜威的民主教育去培养相应的社会精神。

郝大维、安乐哲的《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2004）是跨文化研究民主共同体问题的标志性著作。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他们在全球化视野中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文化与东方的儒家文化关于共同体问题的讨论。这个研究主要基于对美国式民主的未来发展的关切，他们基本的共识是：如果美国式的民主仅仅关注经济和政治，而忽视社会不平等中包含的民主道德衰弱的责难，那么美国式民主将会走向衰弱。郝大维和安乐哲把眼光放到不同于西方的央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东方儒家文化，希望从其中找到不同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对技术合理化的信仰所构建的民主政治信仰的思考方式，以挽救美国民主道德衰弱的现象。他们认为儒家文化的社会“惯仪”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对以法律为主的“权利”的理解方式，儒家文化对于共同体问题的处理“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在这个研究的导言中，作者提及亚洲学术界关于“自由主义、社会与儒教的民主”等相似主题的研究推动了对“社群主义”主题探讨的新视角。在研究的最后，作者提及罗蒂和杜威都认为权利的基础并不在法律论证当中，“证明权利的基础必须在历史的共同体里去找到，而权利是在其中运用的。”[14]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作者通过讨论“传统、理智与教育”研究了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他们相信杜威的民主教育能够培养在变化的社会情境中理解传统的风俗、习惯，并对之作出反思和平衡的习惯。不同于以权利为基础强调法律制裁的自由主义者，杜威重视“民主共同体的培育”，落实到教育的理想中就是强调共同行动中生长起来的“理智”和“自我教化”的能力。[15]朱迪丝·格林在《希望之进步：在21世纪记住杜威的实用社会认识论》中也是从群体沟通的角度论述了要“超越种族中心主义”需要借助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尝试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在社会冲突频繁的当代社会，她提出我们应该在罗蒂的后现代的新实用主义故事和杜威的有国际意识的实用主义故事之间作出选择才能更好地处理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冲突。[16]通过教育培育沟通的能力与习惯是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的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得到研究。

结合美国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的教育实践，古特曼讨论了多元文化中的沟通与公民权利的界限。艾米·古特曼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1976年至200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04年至今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第八任校长。他在其著作《民主教育》（2010）中结合美国的教育实践对杜威的命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得到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等著名杂志的好评和推荐。他赞同杜威的绝大多数民主教育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在新的社会处境中思考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视角”，需要同时讨论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观点。

根据杜威的观点并结合教育实践中的复杂情境，他追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杜威认为所有明智的父母期待自己的孩子应该受的教育应该是期待共同体内所有孩子应该受的教育，那么作为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共同体是否必须要接受所有被认为是明智的父母提出的建议？这个说法根植于经常对立的两种看似都明智的家长提出的教育观点，这些家长的观点往往代表了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不同观点，其中存在古特曼认为很难去处理的问题。古特曼认为要面对这两种类型的家长提出的教育改革的意见需要处理多元文化与开放学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教育实践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古特曼认为处理这两种代表性的教育需求要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关于民主教育观点的分歧，通过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寻求彼此理解的基础。这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教育培养使社会免于失序的公民心智。[17]

李·本森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杜威教育思想中的共同体问题。《杜威的梦想——教育改革时期的大学和民主》（2007）是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比较有创新的著作。本森不局限单独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或者教育实践，而是把杜威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置于美国大学改革时期对大学与民主关系的讨论中。在全球化时期，恐怖活动及不安全因素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恐慌，要处理这样的局面需要重估杜威教育思想中的“参与式民主”的理想对理解和处理全球范围内各种冲突的意义。他认为，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纽曼推崇的英国式“绅士”已经无法应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了；在21世纪，要培养能够处理社会生活中各种冲突的公民。他通过几个问题的回答对杜威教育思想做了推进：“我们所说的‘杜威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把美国社会或者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成能够帮助世界成为‘伟大共同体’的参与式民主社会？”李·本森认为“杜威的问题”意味着杜威虽然提出了伟大共同体的设想，但是没有提供足够的经验去展现这个设想的可能性。他追溯了杜威在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三个时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以及通过描述21世纪“大学辅助型社区学校”的发展推进对“杜威的问题”的探索。[18]

2.宗教的视角。洛克菲勒的著作《宗教与民主人本主义》（2010）是与威斯布鲁克的《杜威与美国民主》齐名的著作，它是从宗教角度研究杜威民主理想的重要著作。洛克菲勒通过研究杜威的民主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探讨其中的宗教因素。他围绕个体和社会的价值分享来阐述杜威民主理想中的宗教性特征。个体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分享，在最广泛的个体与他人的沟通中共同拓展的自由及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真理的探寻，这些在洛克菲勒看来都是宗教性特征的表现。他结合杜威关于民主和经验主义的价值观念进一步阐述了杜威对宗教的独特观点：“宗教是人类经验的一种普遍表现”，“对于经验的精神意义的意识”，“在合适的时候，与民主和经验主义相关的价值观念必将导致新的文化的产生，同时提出其独特的宗教和艺术表现”。[19]杜威的民主教育理想试图通过个体经验与最广泛的经验的交流，实现人类对民主的普遍意识。

梅尔文.L.罗杰斯在《未被发现的杜威：宗教、道德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中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了杜威的探究概念、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概念，进而影响了杜威对变动的世界的宗教观点。罗杰斯认为要重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杜威整体思想的关系，这种思路提供了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宗教的双重影响中理解杜威的教育与民主的方式。[20]L.A.希克曼在《培育一种共同信仰：约翰·杜威论宗教和教育》中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宗教经验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杜威区分了宗教本身和宗教性，杜威并不是从制度化的宗教角度去讨论问题，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包含“经验必须被允许在没有外部干涉下自由发展，观念产生于经验”这样的主题。如果人类的经验能自由发展就使经验拓展出进一步生长所需要的“目标和方法”，“宗教性”是经验的一种性质，这有助于理解教育中包含的宗教性。希克曼认为从教育的角度理解，杜威的思想包含了“在爱与信仰的基础上教育全人类”，“追求真理、解决实践中的正义、尊重人类的尊严和每个人的价值”。[21]

（三）哲学与美学的角度

塔利斯通过探究杜威的“经验”概念论述了个体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杜威通过改造哲学中的“经验”概念突破主体和环境、经验与理性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以“参与者的经验观”代替“旁观者的经验观”。他强调经验“是一种生命的现象”，是“生命体维持自身的中介”；认知者不是被动的感觉接受者，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与环境作交流的代理人。[22]从“改造后的经验”出发，杜威的教育哲学打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在教育的目标、课程以及教法方面进行了改革。教育改革的关键是把科学、人文与伦理联系在一起，对抗“从某种固有的、最终的至善概念开始”的伦理观，强调“从生命体的实际经验开始”的伦理观，在这种转变中“必须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价值的问题”。[23]米切尔·埃尔德里奇在《从摩尔的“真的善”问题到杜威的好的生活问题》这篇文章从摩尔的“真的善”作为切入点比较了摩尔的“悬疑问题论辩”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更好主义”这两种伦理方式的不同。他认为实用主义为解决当代伦理生活提供了很重要的思路，摆在实用主义伦理学面前的是继续探讨实用主义思想的语境、涵义以及路径。在此他提及其他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如唐莎红努力把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结合讨论民主的问题，罗伯特·泰利瑟把实用主义的民主观点与当前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商谈民主思想”结合起来讨论民主的问题。[24]

托德·莱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解读杜威关于价值和目标的主要观点，重构了实用主义伦理学与“价值慎思”的关系。他批驳了实践知识中的固定目的说，以固定目的决定实践的意义和检验实践的结果，这样的方式扭曲了实践的真实。杜威以习惯为基础的实践知识观展示了实践过程中的动机、情感和意志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需要在传承的习惯和新环境的刺激之间保持平衡，“价值慎思”就成了这种平衡的关键。个体的动机来自现实环境对于个体需求的刺激，在新的刺激下个体行动的动机不是被动服从环境，虽然个体受到新环境的刺激需要作出反应，但是个体在这个新刺激下作出的反应的不同受到之前环境中形成的习惯以及其中包含的对特定价值的偏好的影响，这个之前形成的价值偏好成了再次行动的价值选择的直接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不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就会引发困境，困境需要通过“价值慎思”进行选择，选择中包含了对行为的外在的善与内在的善、普遍的善与特殊的善的平衡。实用主义道德观能够提供一种应对复杂困境并形成新的习惯的平衡方式。这一新的习惯以实用主义重构为基础，从个人的实践推广到社会批判，在分歧和冲突的沟通中促进民主参与的健康和活力。教育的意义就是“改善普通公众的整体教育水平”，[25]培养慎思的习惯，在教育中培养面对道德冲突的理解力和沟通的能力，在社会共同体中培养和促进“同情”的“心理承受力”。[26]

费什米尔强调经验中的科学与审美对民主的意义，把科学和审美结合在经验的探讨中是对杜威思想的全盘思考，为改造传统教育提供更深入宽广的哲学和伦理基础。杜威从习惯和性格的角度思考教育中的人性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视角。他认为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神学提供了理解人性的固有的方式，而是习俗与习惯提供了理解人性的方式。但是杜威强调的习惯包括习俗形成的习惯和对新的情境的反应所形成的习惯，前一种习惯是后一种习惯形成的背景和直接的反应动力，但是杜威更强调后一种习惯的形成，这是能够超越旧的习俗与习惯，对新的环境做出积极反应并改造新环境的一种新习惯。这种性格体现在经验中就是一种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体现了民主的审美特征。

人们在真实的环境中面临各种压力，无法真实实验不同的选择。在经验中形成的科学精神至少让人能够为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一种假设，假设不同选择及其手段的选择所涉及的后果。这种情况被称作形成了某种道德想象力，把各种不同的价值前提和方式与欲达成的目标之间进行“戏剧排演”，环境的出场中有社会上各种条件和他人的存在，还有个人以前的习惯和倾向的出场，这样的戏剧排练避免了盲目试错法。这是科学实验法的人文运用，是杜威对民主社会理想的构想。杜威所强调的道德想象力需要培养宽容的移情能力，过于个人主义让这种移情体察变得难以实现，民主社会讨论个人主义的两难，移情能力恰是个体对彼此之间具体性的尊重。[27]培养在变动的生活中与环境保持积极互动的新个体是民主社会理想的核心，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民主非常重要。教育需要改革以避免孩子陷入粗俗的个人主义，通过“将孩子那不知餍足的社交好奇心，培养成一种交往性的民主信仰”，“以便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潜能，成为仁爱的、有同情心的、积极主动的、有见识的社会成员——尽管这个社会常常对于其成员的利益漠不关心”。[28]

海瑟·凯斯强调通过行动中的习惯及想象力形成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成为形成道德的要素。他利用心理学最新研究提出“主体的福利”是“某种可以习得的东西”，处理困境时的“乐观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习惯的累积，“想象力是道德教育与行为的根本”，这些观点对于处理个体与他人共同生活具有重要意义。[29]

亚历山大·托马斯同样从“经验的审美维度”研究杜威的民主理想中人与人的沟通问题。经验中的审美性与哲学的关系体现在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中，经验的终极目的中具有的审美性说明了经验通过累积体现某种内部的价值，经验中的审美由此与哲学的最终关怀联系在一起。杜威关于艺术与民主的思想正在于艺术是社会的，社群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艺术与文化的合而为一，民主就是根据行为之艺术来理解自身的社群。[30]艺术是为了创造更多可能性而对生活的挪用，运用想象和反思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这样的生活方式保持着交流的特质，体现了“民主社群”的特征。教育成为这种个人“生活方式”的明显表达方式之一。[31]

拉里·希克曼的著作《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2010）阐述了民主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工具及其包含的伦理性，丰富了对科学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的理解，也丰富了对科学、工具和伦理的统一性的思考。他指出“杜威对技术的批判首先是一种对新奇的、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的批判”。[32]通过阐述杜威对技术史的观点，希克曼追溯了技艺到技术的发展表现了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技艺和探究的“逻各斯”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杜威把认知作为一种技术人工物，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多是需要某种技术形成的“产品”，“社会和人道的理想要求把政府当作一种真正的工具，以便塑造出一个范围广泛和友好联系的公共体”。杜威的民主教育理想正在于塑造一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实现广泛和友好的沟通，能够“解除过时的和不相干的习俗、惯例和习惯的限制”。[33]

在这种方案中，需要在教育中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净化公众的趣味”，以便个体能够“把情感能量投入到生活世界的特定对象上”。[34]虽然尼布尔认为大众很不理性，理性活动要有效，要利用人的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由此质疑杜威的教育方案，但是希克曼依然肯定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对处理复杂的社会情境中的公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除了依靠盲目的运气，没有比杜威所说的工具论的试验方法更好地解决察觉到的问题的方法了”。[35]

（四）教育的角度

吉姆·加里森在其著作《杜威与爱欲：教育艺术中的智慧和欲望》中，采用叙事等方式描述了杜威的反思性思维方式与教育情境的结合过程，这种阐述方式创造性地表现了杜威的教育方案对柏拉图的“爱欲”之教诲的领会和创造。结合杜威的工具主义哲学的审美维度和道德维度，他采用质性研究和叙事研究的方式重新阐述了杜威的反思性思维方式。[36]同类主题的研究还有博士论文《作为圆满经验的教学：杜威后期著作中经验的审美维度及其与教学、教师教育的关系》。[37]

还有一些研究论文从不同方面重新构建新的教育研究的方向，如赖希的《在杜威之后的民主与教育——建构主义教育学的实用主义意蕴》提出杜威的“共同体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含义，现今对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讨论应该在杜威原有的标准上再加上一个学习的标准。[38]理查德·巴越的《杜威、皮尔士和学习悖论》中强调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称作“基于观念的社会构建理论”比“问题——解决论”更能体现杜威面对这个世界的积极信念。[39]《杜威与“心理学的莫扎特”在莫斯科的相遇：不为人知的故事》，[40]以及波普凯维奇的《杜威、维果茨基与个体的社会管理：作为历史空间中观念体系的建构主义教育学》通过比较杜威和维果茨基的思想重新阐述文化历史理论在个人管理与社会建构中的作用。[41]还有研究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理论结合探讨在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时代，要改变传统中对婚姻和女性的角色固定的评价模式，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保持开放的评价，用崭新的眼光看待婚姻的双方，当作是一种“高级的社区义务”来共同创造。[42]

 二、研究特点及对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启发

（一）主要研究特点及其原因

美国近二十年的杜威研究无论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美学还是教育学等方面都“把”“参与式民主思想”作为思考的基本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中思考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以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沟通”的主题，杜威的“伟大的社区”、“参与式民主”和实用主义思想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得到深入多样的研究。杜威式民主重新被研究和时代处境有关，当前国际局势的意识形态之争渐趋微弱，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全世界不同文化群体和族群都面临共同的问题：生态问题、核武器问题、恐怖组织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呈现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变化、不确定以及危险的因素。以往人们在“科学与宗教”的视野中讨论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现在人们慢慢认识到这不仅是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43]

以杜威式民主作为焦点对杜威各方面思想展开论述，为研究杜威整体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虽然杜威的参与式民主在美国的民主实践中没有真正落实过，但是精英式民主的方式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使得学者的研究取向和大众的期待都开始更加强调“参与”而不是“被代理”。威斯布鲁克以历史的方式呈现了杜威的实践与民主思想是如何相互推动的，深入阐述了杜威与同时代人的观点论争，教育的功能在这些论争中的地位因此显得更加明确，教育要培养人形成自由良好的社会控制的习惯和能力而不是培养盲目的顺从或者不断革命的暴力倾向。有学者指出威斯布鲁克对杜威的民主的解读过于偏重政治方面而不是伦理方面，因而没有充分估量教育在杜威的民主社会理想中的地位和意义。[44]

郝大维和安乐哲采用了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方式，超越了仅仅从政治角度对杜威民主的阐述。他们指出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中的民主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中把个体和社会统一思考的特点有相似之处。杜威的民主思想不会把个体与社会截然两分，也不会不讲具体的经验而谈论抽象的权利，他的思想与儒家文化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需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形成参与共同体的习惯。把“理智”教育置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情境中讨论，这种观点拓展了对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理解。古特曼阐述了教育实践中个体之间及个体与不同群体间存在的沟通的困境，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待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核心问题依然是个体与社会的沟通中个体本身应该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社会中多元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李·本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描述了高校联合的实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阐述了杜威关于“伟大共同体”的设想。

在在杜威的哲学思想中呈现出思考其民主教育思想的几个角度：第一，通过重新阐述杜威的“经验”观念阐述杜威的民主参与和沟通的观念。塔利斯超越仅仅对杜威经验概念的讨论，关注杜威“经验的改造”实现了从“旁观者的经验论”到“参与者的经验论”的转变，由此提供了深入理解杜威民主教育理想的新角度。希克曼创造性地揭示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包含着民主作为一种认知是能够被塑造的，教育对塑造这种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通过阐述“习惯”的观念阐述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莱肯的研究论证了形成一种新的民主习惯的必要性，这种新习惯的培养很大程度取决于教育，因为教育能够在经验中培养开放性的实用主义道德。用沟通和价值平衡的习惯替代传统道德权威的习惯和浪漫派可能导致的任性的习惯成了杜威的教育改造的核心，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推进的主题。第三，“杜威美学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方面的深入研究是近二十年杜威研究的又一道新风景。”[45]

费什米尔的研究中提到“道德想象力”正是结合科学的实验方式与艺术的“戏剧排演”的方式，提供了实现莱肯的“价值慎思”的一种方式。托马斯从“经验的审美维度”说明民主生活正如艺术，就是形成具体的经验，民主教育理想要尊重个体的发展，培养有个性的个体才有可能参与民主生活形成不同的民主经验，正是这些不同的民主经验创造出一个共同体的生活。这种探索把杜威的美学思想与民主教育思想结合，推进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大体在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经验论和审美经验的视角下讨论教育的各个要素，试图重新建构杜威的“民主教育理论”。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就是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放到杜威民主思想的问题意识中得到重新阐述，深化了对杜威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深化了对杜威民主教育理想的伦理内涵的研究。

教育学领域对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讨论也是多样化的。李·本森提出在美国大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对实现杜威“民主共同体”的方式进一步展开思考。加里森阐述了杜威教育思想中的艺术与培养热爱智慧的欲望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杜威有关“兴趣”的观点与柏拉图关于爱智慧的思想联系起来。与其他领域的杜威研究比较起来，教育学领域对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需要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其他领域的研究为深入理解杜威的民主理想与教育的关系提供不同的视角，在教育领域研究杜威的民主教育理想也可以去回应在其他领域杜威研究中提出的那些重要命题，以教育学的方式作出阐释和回答。正如雷蒙·布瓦韦尔在《杜威：重新思考我们的时代》中提出要转变理解杜威的方式，不再试图用固定的框架去理解杜威，而是要进入诸如民主、生活、社会和生长这样的关键用语的内涵中去理解杜威所强调的那些对我们的时代同样重要的问题。[46]

杜威的教育哲学中最重要的也是充满争议的一个主题就是杜威的民主教育理论中的“生长”以外“无目的”，这个主题的回答涉及对杜威教育目标及其社会职能的实现方式的回答，因为杜威几乎把生长作为教育目标的核心标准，而生长的标准同样需要放在杜威的民主社会的理想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阐述。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入阐述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的背景和前提，那么就有可能对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做一个总体深入的研究，推动我们在现代社会思考教育与民主的问题。

这需要结合杜威的教育理论的文本和其他方面的文本，比如把《确定性的寻求》、《人性与行为》、《自由与文化》、《共同信仰》、《新旧个人主义》、《人的问题》以及杜威关于民主的文章与著作纳入到教育研究的范围内深入整体地思考，从教育学的角度深入阐述杜威的民主教育理想。系统阐述杜威的民主教育理想，不强调使用特殊的理论框架，直接把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放到杜威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要处理的问题当中去理解，如此才能更完整和清晰地理解杜威的民主教育目标和他的教育原则。

注释

①本研究中的文献来源是近二十年美国的文献，中文翻译的版本大多是2010年左右，但是英文本几乎是九十年代出版的著作。

②本研究在文献补充和论述结构方面很大程度受惠于涂诗万的研究。涂诗万.美国近二十年来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新进展[J].教育学报，201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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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第郁       

Review of U.S. Scholars’ Research on Dewey’s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last Two Decades

Wu   Yanlei

abstract: In last two decades,participative democracy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angles from which American scholars did researches on Dewey .Based on this angle, the thought of Dewey about politics,pragmatism ,religion and education and so on are discussed.These different fields give some new and important vision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tive democracy and educational thought of Dewey .This article is the summary of those researches on Dewey’s thought ,especially on his democratic educational thought ,which could give some new visions to the researches about Dewey’s democratic educational though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John Dewey; participative democracy; education; democratic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