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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岳凤梅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女性主义研究一直方兴未艾，这强大的势头源于英美女性主义坚持不懈的实践经验和法国女性主义源源不断的理论贡献。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重女性主义运动为女性所争取的实际利益，而法国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则从形而上的角度探寻父权制格局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找出妇女受压制的社会根源。
我国学者在英美女性主义研究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绩，但对法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尝试以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渊源为切入点，介绍法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对当代法国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艾瑞格瑞、西苏的影响，借此让读者更多了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精髓。
一、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之间一直颇具渊源。精神分析学是建立在对女性病人分析的基础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直所遵循的是他的第一个癔症女患者安娜所精辟命名的谈话疗法，拉康对精神分析的最初研究也是建立在对疯女人话语的分析上。女性对精神分析的迷恋是因为它解释了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地位，女性主义者就积极的参与和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和洞见来了解女性在文化中的构成。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都是分析女性的一种模式，都可以被女性用来理解父权的统治。女性主义一方面依赖于精神分析学对女性的社会功能和性的功能所下的定义，一方面对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和假设（比如，女性的“阉割情结”和被动性）进行挑战，尤其是精神分析学不言自明的男性视角和兴趣。
回顾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人们会惊讶的发现，女性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女性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反感来源于在她们看来，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天生地位低下、羡慕男性的阳具和他只描绘了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丝毫没有提及女孩；在拉康的理论中，拉康强调阉割情结对男孩主体生成的作用，把男根定义为最权威的能指，强调父名在整个象征系统中的作用，忽略儿童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对母亲的想象作用。
简盖洛普在她的著作《女儿的引诱：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中提到，朱莉特米切尔的《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做出了辩护。米切尔认为女性主义由于忽视对弗洛伊德原著的精读，已经偏离了真正的弗洛伊德。
伊丽莎白格若兹在她的著作《雅克拉康：一个女性主义者的介绍》中指出，米切尔强调“弗洛伊德并不是规定女性和女性的气质应该怎么样，她只是如实描绘父权社会对女性和女性气质进行要求”。她认为，精神分析在实质上是帮助人们理解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内化为男人和女人的生活准则。
米切尔认为吉门格力、凯特米莉特、贝蒂弗里丹等女性作家都错误的认为弗洛伊德在肯定而不是解释父权对性别的内化作用。在米切尔看来，弗洛伊德只是一位科学家和观察者而不是一位倡导者。如果没有一个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这样理论的发展，性别之间的区分就会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的层次上来考虑，就不会考虑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性别形成的影响。
米切尔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辩护引发了女性主义者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当代父权社会方方面面的浪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希乔多萝的《复制母亲》。乔多萝和米切尔都注重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精神分析对性别内化作用的描述，而没有对父权的核心领域——符号系统——在个体成为主体过程中的功能提出质疑，正因为如此，她们被戏称为“父亲的孝顺女儿”。
盎格鲁萨克森的知识分子的确对符号的象征作用比较陌生，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们对此却情有独钟，克里斯蒂娃、艾瑞格瑞、西苏等人由于精于理论，尤其是符号学的理论，被称作父亲的“研究理论的女儿”。她们在理论方面的贡献是，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对于她们受压迫的本质、性别差异的构成、女性同语言与写作的关系的认识。
不管怎么说，从她们作为女儿的地位来看，这些女性主义者的理论都是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衍生而来。下面将重点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拉康同克里斯蒂娃
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拉康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人物。许多女性主义者用他关于人类主体性的理论挑战男性中心主义，另外一些则对他的理论及其反感，视其理论自身就是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精英主义论调。拉康是否是一个潜在的厌恶女性者，他的理论是否为女性提高了突破男性中心主义樊笼的工具，这些都是悬而未决之事。
拉康用镜象理论质疑笛卡尔所认为的人类主体生而存在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人类主体是社会-语言生成的结果，拉康把人定义为“讲话的主体”，从而取代了笛卡尔“思考的主体”。
拉康对性的讨论使他认为父权制度下的主体只有正视“阉割情结”和“性的差异”才能获得一个可以讲话的主体的地位。另外，拉康在揭露意义或符号系统对于主体和社会制度上的作用功不可没。拉康思想中这三个主要的思想领域——主体性、性、语言——也是许多法国女性主义者的兴趣所在。
他对理性主体的解构，对那些认为讲话主体对自己所说的话有着充分理解的假设的颠覆，对“性是天生的”说法的质疑，都得到了法国女性主义者的认同，也在帮助她们摆脱形而上学意义上对主体性定义的桎梏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她们致力于研究男女主体性生成的不同，重点关注弗洛伊德和拉康很少涉及的母婴关系和母女关系，把这些当做超越和推翻父权价值观念的地方。她们强调力比多驱力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强调前俄狄浦斯阶段遭受压抑却恒久存在的古老力量。
克里斯蒂娃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她的符号分析学主要建立在拉康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结构符号学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拉康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修改了弗洛伊德的主要概念“无意识”，他强调儿童对语言的习得是建立在儿童与母亲认同分离的基础上，建立在儿童经由阉割的焦虑进入到由父亲的律法所代表的象征、文化领域。
克里斯蒂娃反对拉康的这个观点，她强调儿童的前语言经历在本质上是与母亲密切相关的，在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丢失，而是成为无意识中的一部分。这些遭受压抑又具体存在的心理能量将以不能表达的语言部分重新出现，对父亲之名主宰的符号领域造成威胁。她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革命》中就对拉康的语言的习得理论进行了修改，论述了语言的能动性和难以表达性。
依据弗洛伊德对儿童的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划分，克里斯蒂娃把个体的认知过程划分为“符号”和“象征”两个阶段，以区别拉康的“真实”、“想象”和“象征”。
但简盖洛普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内涵有流变为拉康的“想象”所包含的含义的危险。克里斯蒂娃的“符号”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它包括个别记号、痕迹、指示、图形、刻字等，同前俄狄浦斯阶段古老的各种驱力、多类型的性感应区相对应。处于符号阶段的儿童生活限于与母亲同步的母亲的身体范围。
符号为儿童将来所有的表达提供了最基本的原材料、推动力和颠覆的潜能，这些表意的、最原始的力比多物质一定要加以约束，进行合适的疏导，使其适应于社会的要求。
克里斯蒂娃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拉康给”象征“所规定的含义，它意味着儿童进入到俄狄浦斯阶段，面临父亲的律法，为规范、秩序井然的表达提供前提和依据。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象征“是建立在对混乱的”符号流“压抑和包容的基础上，它意味着稳定性，可以确保讲话主体或文本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符合分析学“研究意义在生成中如何被颠覆、讲话主体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和象征系统的崩溃对讲话主体身份的破坏。克里斯蒂娃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概念都来源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她早期的理论就是建立在拉康关于镜象阶段和阉割情结理论的基础之上，对她来说，”这两个时刻为主体获得一个讲话的位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镜象阶段提供了同他的生活经历分离的条件，从而使表意系统成为可能或被孩子所渴望，当事物不在孩子伸手可及的范围时，替代也就是象征就成为可能。对克里斯蒂娃来说，孩子同自己的生活经历分离是所有区分、表意、替代、用能指代替不在场的欲望的前提。阉割情结为“讲话的主体”的生成提供了第二个条件。
如果说镜象阶段是促使孩子同他破碎的生活经历分离，镜中的形象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统一的代表，那么，阉割情结则把孩子同镜中的完美形象割裂开来，把他与母亲的形象区分开，这种区分在能指和所指之间造成裂痕，于是象征功能开始发生作用。自我在镜象中的生成是以能指为表征的符号阶段产生的前提，阉割情结使主体与母亲的分离是以所指为表征的象征阶段产生的前提。
拉康的一些主要概念和理论被克里斯蒂娃用来考查表意传统的不稳定性，例如，拉康对婴儿发展和语言功能的描述中所使用的“真实，想象，象征，需要，要求，欲望”无意识作用中的“暗喻、换喻、能指、所指”，心理身份中的”崇拜男根的母亲、象征的父亲、女子的被动性“等概念。
但克里斯蒂娃对拉康的关系决不是一味的接受，她把精神分析学本身看成是我们文化中那些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或知识传统所显示出来的症状，对拉康的一些观点持批评的态度。
拉康在强调历史和社会在主体生成中的作用时，侧重形而上学普遍规律的意义，克里斯蒂娃却一直坚持历史和社会在主体性生成中的作用。拉康认为想象的功能只出现在视觉领域，克里斯蒂娃却认为想象和认同这双重结构同时存在，所有的感官都参与其中。拉康坚持阉割情结造成想象阶段和象征阶段的分离，克里斯蒂娃却坚持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对应于拉康“象征的父亲”，克里斯蒂娃强调“想象的父亲”，认为这才是孩子进入到象征领域中必不可少的第三个术语，缘于他为孩子提供了爱的可能性。
克里斯蒂娃强调弗洛伊德和拉康忽略的部分，例如前俄狄浦斯、自恋与认同的关系、婴儿对母亲的依赖、肉体的欢乐等心理因素，她还提出卑贱、多情的欲望、否定性、双性同体、前卫等理论。她还利用精神分析的理论理解现代问题，追溯惧外者的无意识心理，强调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内在的外来性。
三、拉康同艾瑞格瑞
艾瑞格瑞是一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同克里斯蒂娃一样，她也非常熟悉拉康的理论，并把她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她不同于克里斯蒂娃的术语谈论她所关注的领域:主导话语、性、欲望、权力关系或主宰关系等。
她认为，对于话语或文本的谈论不应该只局限于诗歌或理论，应该打破虚构文本和理论文本之间的界限，强调一个对另一个的要求。性，对她来说，不是模糊不清，也不是双性同体的，她既不倡导身份先天存在，也不追究性别差异如何产生的问题，她认为性的问题一定要在两性范围内才能谈论性的特殊性。
对于权力关系的问题，克里斯蒂娃通过对象征模式依附的程度来谈论，认为妇女遭受压迫的问题只是父权象征结构下众多压迫中的一种，例如阶级，等级，宗教等，艾瑞格瑞当然承认阶级、种族间的压迫，但她把问题指向妇女遭受压迫问题的研究，认为对此问题的透彻分析可为理解种族或阶级等问题提供一个不同于父权主导模式的视角，艾瑞格瑞的父权概念因此包含父权制的实践和女性对它的抵制。
艾瑞格瑞认为女性在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设计中没有立足之地，她试图为女性找到一种能代表她们自己的新的理论空间和话语，借此颠覆父权社会对表征领域的控制。
她认为，如果女性的身体被主导表征系统定义为缺乏或萎缩，女性就没有可能表达一种“自我决定的女性气质”，女性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限制并超越它。她质疑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话语，寻找它们的错误和盲点，用它们的范例反驳它们，所有这些都为了实现具体的政治目的：肯定性的重新刻画女性身体，重新建构女性的词态学，创造女人之为女人的视角、地位和欲望。”
与克里斯蒂娃不同，艾瑞格瑞在对主体性和知识发展过程的叙述中表现出对同时存在的两个性别、两个身体、两种欲望和两种认知方式的兴趣，她关注主体性别的特殊性。
艾瑞格瑞同拉康的关系比克里斯蒂娃同拉康的关系更复杂些，她曾师从拉康，曾因对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批判而被拉康开除，失去了教师的职位。她在自己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著作《其他女性的反射镜》中丝毫没有提及拉康。然而，这却是艾瑞格瑞的一个模仿策略，她效仿弗洛伊德和拉康在谈论俄狄浦斯情结时对女性置之不理。
她试图通过把性别的特殊性问题渗透到精神分析学最核心的假设和命题中来破解男性中心主义。艾瑞格瑞对于精神分析解释主体性在父权社会中的构成和再生能力深信不疑，但她抵制对主体进行精神分析的诱惑，把精神分析当成解释文本、质疑知识的工具，这同拉康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认为主体生而存在的观点的颠覆不无关系。
艾瑞格瑞借用拉康“想象”和“象征”的概念，并不照搬原义，而是把它们当成批评的工具，用不同于父权中心主义的术语来谈论性别差异。她认为精神分析只能从男孩的视角谈论想象阶段和象征阶段，却无法谈论女孩如何走过这些过程。弗洛伊德和拉康假定了前象征阶段里中性儿童的存在，在拥有象征阶段的差异性之前，女孩被认为与男孩没有差别。艾瑞格瑞却强调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女关系的独特性和女性的想象。她还利用弗洛伊德和拉康对无意识的经济、逻辑和产品的理解，用它来比喻那为社会秩序压抑为不容的女性气质。
艾瑞格瑞强化了拉康所看重的心理过程和语言过程之间的联系，否认拉康所认为的“男根能指”对主体生成的重要性。她同拉康一样拒绝用真实、自然、天然来谈论女性、性、欲望，而是从社会、现实、心理等方面来谈论女性的身体。她致力于重写拉康的理论，以女性的视角考查女性的身体，探寻把女性身体作为知识产生之地的可能性。
当弗洛伊德和拉康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代表符号“A”表达为”-A“时，艾瑞格瑞用”B“来表达女性，强调男女间纯粹的差异性。当弗洛伊德和拉康为精神分析学寻找科学地位时，艾瑞格瑞把精神分析学看做是男性自我表达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当弗洛伊德和拉康把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时，艾瑞格瑞却对精神分析学本身进行分析。她非常欣赏拉康关于隐喻和换喻的理论，却按照拉康自己的宣布，把拉康的话当真。
艾瑞格瑞并不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女性语言，她只是想利用现有的意义和表征系统超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和等级秩序，因为现有的表意系统就具有矛盾性、多义性、多样性的特点。她对父权制话语的攻击在于它们自以为普遍、周到，实际上却都是为了迎合或保持男性的利益。
男人，那些哲学家、科学家、作家、精神分析者，一直在替女人讲话，女人一直被排斥为讲话的主体。艾瑞格瑞也没有提出女性语言应该怎样，但却暗示女性语言不应建议在男性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表明“单一的意义、等级制度、两级对立、主-谓形式、概念不能转换”等。
四、拉康同西苏
西苏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巴黎八大的文学教授。她关注的是思想范畴和压迫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语言的二元等级对立形式主宰了哲学思想和叙述语言的结构，并为对女性的压迫提供了最基本的原理和手段。像阳刚/阴柔、理智/情感、文化/自然、父亲/母亲、积极/被动这类思想范畴根深蒂固的反映着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在这种有着明显等级关系的对立中，女性总是被作为否定的，缺乏能力的典型。
在争取表达权的斗争中，胜利总是等同于积极的男性，失败永远属于被动的女性。西苏认为这类思想范畴支持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她向这些使权力关系合法化的表达形式挑战。
对于西苏来说，女性是由文化建构而来，经过了大量神话、文学和传说的强化。在对希腊文学、莎士比亚著作、当代文学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她发现女性一直处于叙述和历史的边缘。她关注神话和传说如何决定我们思想范畴的结构，如何向我们提供社会关系和性关系的模式。
西苏相信写作可以颠覆女性的既有传统，教导女性”应该偷得只言片语，付之于诽谤性的使用当中“。她倡导写作应该再现歌曲的欢乐，展示声音的地质，重新探究身体。在身体写作的过程中，女性必须探索新的形象，寻找表达”性“的新方式。
西苏致力于解构指导话语和思想二元等级对立结构，在她的剧本中，她尝试建构能够超越这种对立的身份。在她看来，剧院由于不重复那些主导地位、具有等级关系的差异体制，成为建构这样身份的理想场所，并且剧院还提供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承认、认同和主体间性“。
西苏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是建立对拉康精神分析学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同前两位女性主义者一样，她也用”性的差异性“分析和反驳拉康关于主体性构成的精神分析模式。她坚持“清空拉康的那种自我或她认为多少带有概括性、统一性、自恋的主体”，但清空并不意味着推翻，而是要使主体面对其他的可能性。
拉康强调主体构成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西苏则强调那些古老的、原始的、非文化的、非历史的因素对主体生成的影响。同拉康强调欲望来自“缺乏”不同，西苏强调欲望来自对他人的“爱”，这种爱确保他人以“他人”的身份存在。
西苏试图展现另外一种女性秩序的景象，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述，批判拉康对女性的忽视，她相信女性身体的节奏和情感为推翻父亲之名的主宰提供了一种可能。拉康坚持“男根”的主宰地位，强调一种说话方式、一种性的模式，西苏强调女性身体的异质性、多义性、多种性取向。
西苏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也对女性同语言的关系感兴趣，但对拉康对语言的研究不同，西苏认为的确有一种女性语言存在，但受到父权制的压抑。西苏认为女性具有写作的素质，提出“女性写作”的概念，她认为女人较男人更接近于母语和创造，因此更具备成为作家的条件；另外，女人与身体紧密联系，她用身体讲话，用身体写作。
但“女性写作”又不仅指女性的写作，它指向更广泛的文本类型，它暗示了这类写作是建立在与他者相遇的基础上，包括一个身体、一部作品、一种社会环境、一阵激情等，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取消那些对意识限制的等级对立的思想范畴。
“女性写作”这个概念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和历史的角度对女性在人类主体社会中的边缘地位进行了描述，但她同时也提出了挽救的方法，即根据语言和经历的密切关系进行写作——“女性写作凭借身体与社会的和谐创造诗歌，破坏并重写她所洞察的社会实践”。
西苏主张女性文本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想范畴的禁锢，摧毁占主导地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那种对立，展现女性写作的快乐。她狂热的相信“女性写作”，却否认给它定义的可能。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委婉的提出，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声音”，而非“目光，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永远环绕在她和她的读者的周围。
西苏看重的不是作者生物学上的性别身份，而是写作中的性别身份，她强调不应该把作者的”性“同他/她写作中的”性“相混淆。她相信，在法国，只有柯莱特、玛格丽特杜拉丝、让热内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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