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痛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萧红与伍尔夫比较

女性的痛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萧红与伍尔夫比较
柴平
有一个古老的神话，讲的是女人原有一件仙衣，因在沐浴时被男人偷走，无法回到仙界，只好留在人间受尽压迫。妇女的早期代表——织女为父系社会的统治者牛郎所害，失去疏离俗世的安全保护屏障，自此被男权社会欺压、剥削和损害。女性多么想寻回自己的仙衣，逃离地狱的家，重返天堂。女作家是女性中敏感灵慧的一群，对这种痛苦有更深的体验，她们往往通过写作来慰藉自己在人间的孤独、焦灼与哀怨。萧红与伍尔夫便是这样的女作家，她们虽然身处于东西不同的文化圈，但她们同为女性，其创作都在20世纪上半叶，且资质和禀赋亦有相近之处，从而使对二人的比较成为可能。本文尝试对她们的女性意识加以探究和体察，解读两位才女的悲剧心理，以此探寻女人失去仙衣后的生活和情感。
萧红(1911—1942)是中国一位卓越的现代女作家，也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者之一，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①，她以诗的笔致，散文的技巧，将小说推向一个抒情化的高峰。尽管她的创作生涯不足十年，文学上的成就却引人注目。她文思鲜活，笔气疏爽，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散文集《商市街》等近百万字为中国抗战文学、妇女解放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伍尔夫(1882—1941)是20世纪英国杰出女作家，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女权主义批评家。《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标示她意识流小说的实绩，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和《三个基尼金币》证明她的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先驱的历史地位，散文的创作贯穿她四十年文学生涯，她的散文洒脱精妙，充满丰富的想象。这位文学天使的死给文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诗人托·斯·艾略特在悼词中将弗吉尼亚·伍尔夫视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化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萧红与伍尔夫虽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二人皆面临亲情缺失，萧红8岁丧母，18岁祖父病故，伍尔夫在青少年时期父母兄姐去世，且都备受疾病纠缠，加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使她们形成了一种抑郁型的气质。这两位女性在作品中描绘了单调的事件、悲哀的人物形象、压抑的环境、凄凉的氛围。孤独意识和死亡意识是两个女性的基本悲剧心理内涵。在这里我们打算对这两位女作家创作的趋同性及差异进行一番多向审视，以期在一个较深入的层面观照女性文学。②
一、孤独女儿，难遣寂寞
阅读萧红与伍尔夫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那难以驱遣的孤独感。由于人生坎坷，两颗女儿心在人世间难觅契友知音，无法找到慰藉，与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相疏离，既无援助又无照应，无从归属，寂寞的心态决定了创作内容的孤独。这女性的孤独来自女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因其日渐自觉的性别意识与父权意识形态撞击所产生的痛苦。它是男人无法体验也无法被男人理解的，实际上，它比男人的孤独更深、更强烈、更为复杂。
作品中平淡的情节，悲哀的人物形象、压抑的环境、凄凉的氛围透射出萧红与伍尔夫心境的苍凉落寞。二人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行动的具体展开，事件没有开端、发展、高潮，只呈现出平淡琐屑的生活断片，这种规避高潮的叙事读来令人郁闷。
萧红写老单身汉有二伯(《呼兰河传》)穷困潦倒，这个长工受地主压迫，被厨子戏耍，精神受尽创伤，他很喜欢和雀子、大黄狗谈天，见人却一句话也没有。寡妇金枝(《生死场》)对生活绝望，希望出家为尼以反对男权社会、阶级、种族的压迫。王大姐在人们讥语中默默去世，留下幼儿与父亲穷苦孤寂度日。五云嫂(《牛车上》)失去丈夫，成了寡妇，难捱时光。作者多写这些鳏寡孤独者的生活，选择了亲情、友情、爱情方面残缺者为艺术形象，与其达到深刻的情感共鸣。萧红笔下的翠姨(《小城三月》)所处的呼兰小城的环境是极其愚昧且令人窒息的。许多人都认为镇上男学生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是“念书念坏的”，这样的气候环境使作为文盲的翠姨虽心仪现代文明，却只能经常“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市影痴望着。”小镇居民抱残守缺，坚守“好女不嫁二夫郎”的封建贞节观，因循“自古至今，都是爹许娘配的”封建婚俗制度，翠姨也不得不默认这种思想。她不停地默背自己“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以男权文化凝固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形态，听任包办婚姻的安排，肯定自己的命运不会好起来，失去女性意识的主体性。翠姨暗恋上“我”的哥哥，小镇上压抑的空气令她不敢告诉别人，“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说出口”，她独自承担爱的忧愁，在婆家催嫁的恐惧中自残身体。翠姨的心事举动不被亲友理解，她的死因谁也不明白:“哥哥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纳闷。”萧红那难消难解的孤独就深深浸透在翠姨所处的心境和氛围中。
孤独的种子在伍尔夫心灵里深深扎根发芽。她常感叹人际隔膜，“我心苑结”，郁垒难消，无人为之解忧释愁，这种情绪早已弥漫了她的小说散文。她作品中多为内心独白，人物之间无顺畅交流，互相不能理解沟通，彼此孤独无人开解。《墙上的斑点》里的“我”厌恶“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因为对男权世界的彻底绝望，“我”宁可在内心中猜测斑点，独自冥想，也不愿走近墙壁去看清斑点。“我”只有在进行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个体精神活动时，才感到拥有女性世界的真实和自由，才不受男权社会的干扰。克拉丽莎(《达洛卫夫人》)婚前与萨利为挚友，婚后二人关系疏远，萨利觉得“即便对日常生活在一块儿的人，到底了解多少呢?我们不是都像囚犯吗?!”萨利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悲观绝望，认定心灵之间的隔阂无法消除，人无力突破自己设置的人际隔网。克拉丽莎感到“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虚，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在“我”、萨利、克拉丽莎等人身上交织着伍尔夫对人生残缺本质的哀怨与无奈，对充满惆怅的生命过程的彻悟与悲凄。首相驾到本是全书的高潮，也是宴会最热闹的景况，作者却进行了冷处理，首相由克拉丽莎、理查德先后陪伴，在宾客云集的宴会上绕场一周，本想摆摆架子，却遭人冷遇。这个政界要人“装出一副大人物的样子。看来挺有趣。实际上没人瞧他。大家继续交谈。”这个沉闷的场面揭示了资产阶级末落之感。首相的光临掩
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饰不住宴会的空虚无聊，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得意洋洋，“都有一种空洞之感”。当威廉爵士带来了塞普蒂默斯的死信，顷刻间，“光华焕发的盛宴一败涂地了”，冷冷清清的情景渲泄了作者孤悲难抑，心凋自伤之痛。
生活在纷乱的时代，萧红和伍尔夫的孤独感本质上基于男权文化的深重压迫及对国民苦难的忧患意识，她们已经进入了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对人类出路，国家前途，妇女的缧绁，及自己身世进行沉痛的反思与抒写，发出忧生之嗟。作家人格特征的独创性与超前意识，使她们有异于既成的文化传统，面对历史的尖利质问和无望叩询，她们注定要孤独，这女人的孤独是千年孤独。
萧红的“寂寞感是由于思想先行者精神的孤独处境，因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不被她的同时代人所理解。”③30、40年代，萧红为国家被侵略而急难，但没完全依赖武装革命来变革民族被侵略和不幸妇女的处境，而是注重通过改造文化来改变民族和女性的落后受欺。苍凉的心境决定了她的作品没有大团圆的喜剧，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剧。当时，大家都处在时代和环境的控制之下，许多女作家受题材决定论的限制，只写抗战而隐匿女性意识，“在丁玲那代女作家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是逃脱了这种程式化的写作和人生轨迹的，那就是萧红”。萧红始终清醒地把握现实，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把抗战与反男权主导意识形态结合。她坚决反对大男子主义这种封建遗毒，而当有些人主张以先解放社会再解放妇女时，萧红却要求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同步。这种女权思想与同时代的人显然是不一致的，从而使萧红感到透彻骨髓的寂寞。
伍尔夫生活在大英帝国由繁盛趋向没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产生信仰危机，伍尔夫对社会充满了怀疑，她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帝国战争异化人，积极宣扬女权主义思想。20年代，伍尔夫尝试使用意识流技巧，“力图寻找新的艺术形式和技巧，也是对占传统地位的男性文学规范的突破。她的整个文学努力，都具有向男性话语霸权挑战的意义。”伍尔夫要想突出男性话语统治的重围，确立女性话语的地位，无疑将面临历史压力和现实的限制，自然会有孤军奋战之感。30年代，虽然男女政治、经济、教育平等在英国法律上逐步实现，伍尔夫却看到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尚末完成，依旧为妇女解放奔走，足以证明其思想意识具有前瞻性。作为人类精神的先锋和社会历史的敏感者，在《三个基尼金币》中，她指责男人头脑里的法西斯主义这种男权意识，造成社会政治体制的异化，制造战争。由于激进的思想与英国男权社会产生对立，加上亲友的冷漠或敌意，使她的异己感日益加强。露丝·什瑞认为伍尔夫的孤独本源是家长制社会，由于父权的重压，抑止了女性喷薄的生命力，“不奇怪为什么伍尔夫在作品中表示恐惧，彻底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与外界全然隔绝”。与萧红的孤独不同，伍尔夫的孤独还在于她的神经质，自我疏远，个人肉体与精神、行为与思想感情产生严重冲突，使之人格分离，她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深受精神障碍的折磨。伍尔夫不敢照镜子，因为不愿成为自己而绝望，“她憎恨购物，试穿衣服，穿新装。她几乎不能忍受被拍照。”由于伍尔夫精神病屡屡发作，带来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她远离别人，对他人充满了怀疑和无法确定感。她臆断和夸张现实，在幻想中以求打破人与人交往的樊篱，但幻想与臆断只能加深她的孤寂。
二、慧质才女，省悟生死
萧红与伍尔夫都生活在战乱的动荡岁月，人命如蚁，朝不保夕，加之疾病的困扰、阶级冲突的加剧，这诸多矛盾和危险因素交织在生活中，使死亡随时可能发生。生存危机的加重，亲人的故去又深深震撼着箫红，伍尔夫的心灵，两人的生命在屡被摧折时，死亡意识更为激奋活跃，她们在孤独中参悟死亡，反省生命的无声寂灭但这更加深了她们的孤独。
对死的态度与对生的态度是有密切联系的，女性多愁善感的秉性使她们对痛觉敏感度高于男人，自然对生存的疲惫艰辛有更深切的体验，所以两位女作家都认为生本苦。根据海德格尔的命题，人的“向死的存在”意为:“人在活着时就在领会着死，就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他将如何对待自己的死亡。这便是此在的趋向其终了的存在。”⑧几个漏粉的雇工(《呼兰河传》)住在会响且马上要倒的草房里，“没有好鞋袜，没有好行李，一个一个的和小猪差不多”，住在漏雨的草房里，下雨吃房顶产的蘑菇，他们天天边唱歌边漏粉，但“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他们逆来顺受，自我麻醉，不敢直面人生苦痛。他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规律，不问生是什么，死为何物，对生命全无自觉地把握与主宰，这些劳苦大众对生的浪费和无意义消耗也即否定了死的意义。尽管衣不蔽体，食宿条件恶劣，生存所需的沉重代价和种种生活危机，但丝毫不能催促他们生成进取抗争的生死观。生命的否定性力量代代传承一直在吞噬他们的精神，面对死亡这个实在的最后挑战，冷漠的心在逃避着现实。伍尔夫笔下的《海浪》中每个人认真思考生的问题及存在状况，追问“我是谁?”“我究竟是个什么”，“我到底是什么人?”伯纳德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朋友们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记录生活，反思生活。苏珊对世界充满感情，喊着“我又是爱，我又是恨”。生和死的种种现象在这六个人内心激起层层涟漪，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进入了深层意义上的哲学沉思，试图给自己寻一个价值定位，这种行为表明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同样认真谨慎，而对生的想法的不确定性又导致他们缺乏战胜死亡的信心。
生命的痛苦和存在的苦恼使萧红与伍尔夫深深意识到人类面临深渊，人类本身的不完美、脆弱、无可皈依性。她们一般都通过女性人物来感受生活的痛苦。《生死场》弥漫着萧红关于生老病死的苦恼。在这里，农民的生存受到阶级、民族的双重压迫，民不聊生。王婆为缴地租，忍痛将老马送进屠场，“就是一张马皮的价值，地主又要从王婆的手里夺去”。日本侵略者对农民烧杀抢掠，建立伪满政权，以恢复大清国来毒化农民。菱花祖母在儿子为抗日战死后，老无所养便上吊自杀。瘫痪的月英下身腐烂，眼睛和前齿变绿，“孤独而无望”，受尽疾病的折磨。孩子不幸夭折，王婆一滴眼泪没淌，只顾麦子收成好坏，生存的需要已超过情感需要，母爱也难以消除生存的苦脑，通过描绘生老病死对女性的摧残，萧红伤感民众毁灭的轻易及对死的不愿感知。女人深受男权社会的压迫，苦不堪言。五姑姑的姐姐生育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生孩子疼得她想跳进洞里，吞下鼠药，这样煎熬还要被凶暴的丈夫用长烟袋、大水盆殴打，比受刑罚还要苦。月英被丈夫虐待，加速了死亡。金枝受到男性侮辱、歧视、虐待，她对男性的仇视蕴含着作者对男子中心社会的无边憾恨。
伍尔夫笔下的女性人物常忧愁于易逝时间，寂寞生活、异化现实的烦恼。《到灯塔去》充溢着作者的抑郁惆怅，展示出作者荒漠似的心境。拉姆齐家的女管家麦克奈布太太“每天从早晨起来到夜晚上，把东西搬出来又收进去，生活是多么机械单调。”她工作单调乏味，缺乏劳动的快乐。“她活了将近七十年，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安逸，舒适。疲劳已经压弯了她的腰。”莉丽与拉姆齐夫人的友情存在缺憾，莉丽喜欢独身，可是拉姆齐夫人非让她结婚，“硬要自作主张把她完全无法理解的命运强加于她”，夫人“永远不会理解她那种压抑感的原因何在。”作品写的感情矛盾很多，社会矛盾也隐约可见。拉姆齐夫人嗟叹在海边在伦敦“每时每刻都亲眼目睹那种贫富悬殊现象”，战争使人们痛失亲人，并开始憎恨资本主义社会。克拉丽莎“怕光阴似箭”，叹惋时光的流逝，“年复一年，她的生命一点一点被切除，余下的时光不能再像青春时期那样延伸”。
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伍尔夫写出女人除与男人有同样的苦恼外，还有在男性当权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自我价值失落、自我本质不能见诸现实的失落和抑郁。莉丽致力于绘画事业，被塔斯莱嘲笑，他反复强调“女人不能绘画，女人不能写作”，这种歧视女性的观点给女画家以沉重的精神干扰，阻碍其创作。萨利对休·惠特布雷德反对妇女拥有选举权愤愤不平，伍尔夫通过她们的经历批判了男性家长制社会剥夺妇女的社交权、教育权、话语权等，使妇女倍尝生活的羁绊和烦苦。
两位才女都借助女性来体验死亡。从王阿嫂(《王阿嫂之死》)被地主踢死，我们可以洞悉萧红将阶级意识渗透在死亡意识中。小玉的父亲(《汾河的圆月》)为抗日病死，小玉的祖母痛失爱子而疯，老妪的疯语中流露出对儿子反殖民侵略的支持，这表现萧红已将死亡意识与民族意识相融合。从女性角度来述说死亡，这是伍尔夫较为独特的视点。拉姆齐夫人的死在麦克奈布太太及莉丽小姐心中留下深深印痕。萧红伍尔夫都认为女人是感性的代表，富于直觉，比男性更能深入体验死亡的含义，她们高扬感性，推崇女性意识，表现出对男权社会及男人制造的理性黑洞的不满。
同时，我们也发现，萧红与伍尔夫对死亡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前者抗死，后者乐死。萧红面对厄运，个体生命意识迸涌，《生死场》、《北中国》等作品蕴含着作家对生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于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及对死亡的庄严正视，萧红的直面死亡表明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萧红赞扬王婆的女儿为抗日牺牲“那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在这个女英雄身上我们洞见出人类所显示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和绝不能被征服的尊严、正义，这种崇高的精神力量令死亡变得渺小，王婆之女使死亡成为向更高的生的突破。在这里萧红汲取了儒家的生死观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主张，充分凸现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取向，它昭示出人在死亡面前的气节和风骨，体现一种伟大的道德上的崇高美。
克拉丽莎在听到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时感到生活既无目的又无意义，她庆幸塞普蒂默斯逃脱了世欲羁绊，遗憾自己“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克拉丽莎想用死来赎回每天无聊的生之罪愆，找到“不要再怕骄阳炎热，也不怕隆冬严寒”的极乐世界，因此她要寄情于死，以达到真正的解脱，死在此成了褪尽痛苦，名利之欲并结束空洞生活的良方。这表现伍尔夫对生的期望极低，对死充满向往，想获得从天堂传来的消息，感悟生命的真谛。以夸大死的可爱来贬低生，说明作家已臣服于死，为死所左右。生为领受死的感召，所以伍尔夫本人和笔下的塞普蒂默斯都选择自行了断生命，弃绝红尘，自己给自己发布死亡的讣告。这虽是一种抗争，却是消极的，表明她生存信念已完全动摇，死殆误了生，个体被已度过的生命吞噬了。
她们对死亡的看法有所不同，是因为两人的文化积淀、自身性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对生命挚爱弥深的萧红继承了儒家乐观进取的生死意识，生与死都要善始善终，对于生存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儒家的观点加上萧红倔强叛逆的个性，使其在创作上持苦生抗死的态度，她的死亡意识中饱含抗争的积极因素。伍尔夫从现代派角度强调死亡对人类的威胁，人类无法逃脱这一悲剧性结局，她以灵魂不死来缓释生命的重负，不敢承受否定的痛苦，将死亡认知为生命的另一形态即看作生命的组成部分意在避免因肉体消亡而产生的恐惧。她的死压倒生的生死观与基督教对生死的态度一脉相承，基督教认为死是幸福的彼岸，生是充满罪过的此岸，这种向死态度使伍尔夫在创作上持苦生乐死的观点，对死亡的看法倾向消极。
萧红与伍尔夫的孤独感和死亡意识既是中英女性特有的痛觉，亦是女性文学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表现。远离中心的寂寞在二人作品中明确显示。无论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妇女运动都没能使女性离权力中心更近一些。华夏族和大不列颠的妇女皆是准人类和他者，妇女一直在权力的周边匍匐前行，女作家更是处在菲勒斯文化已严重污染的语言空间，无法掌握文学话语权。萧红与伍尔夫要想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长期压制，瓦解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中建构女性意识、身份、话语和特质，无疑会遭到现实和传统的双重挤压。特别是由于加上女性长期受男性本位文化支配，不仅生成个人意识十分艰难，女性集团意识更是非常淡溥，因此，萧红与伍尔夫要托举起沉落的女性，也极少得到同性的支持，只好在与男权文化的战斗中踽踽独行。这种痛觉是深重的，酸楚的。对于二人的悲剧文化心理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并且应在文学史上给予恰当评价，而不是简单把二人创作精神归于悲观，指责其女性情感泛滥，在作品中过份渲泄，不知节制。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卷第446页。
②T.S.Eliot，VirginiaWoolf:thecriticalheritage，editedbyRobinPaul，London，1975，p.431③季红真:《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读书》，1999年第9期。
④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6版，第181页。
⑤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的的瞬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⑥RuthSherry，StudyingWomen'sAnIntroduction，EdwardArnold，London，1988，p.65.
⑦PhyllisRose:“St.IvesandKensington”，CriticalEssaysonVirginiaWoolf，MorrisBeja，G.K.Hall&Co.，Boston，1985，p.173
⑧转引自陆扬:《中西死亡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相关内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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