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向毛主席要“雅量”——儒学大师梁漱溟

引

1988年6月23日，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逝世。

他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早年潜心佛学，后见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遂出佛入儒，入世求解中国治道。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且看“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狷狂、担当和傲然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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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学业

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祖籍桂林，先祖为元朝宗室。自曾祖科举中进士开始，宦游北方，定居京师。祖父、父亲中顺天乡试。祖母、母亲亦出身书香世家。

6岁入家塾，7岁入读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

（图为家塾师生合影，右二为梁漱溟）

8岁后，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

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

1911年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特借长兄方留日归来所带回日本大学生的服装鞋帽留影纪念。

北大授课

1916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即聘请梁漱溟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后在北大哲学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1918年10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风骨传承：其父言“国性不存，我生何用”，乃自沉以激励社会

梁济（1858—1918）

1918年，梁漱溟之父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梁济殉道引起思想界热议，亲朋至交为之立碑纪念。左二为梁漱溟。该碑在“文革”中被毁。

人生转向：出佛入儒，宣讲中西文化，成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佛学研究，两度自杀未成，后欲出家为僧，但经几年沉潜反思，他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并逐步转向儒学。1920年秋，他在北大主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起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

1921年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在此书中，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此书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而28岁的梁漱溟也“暴得大名”，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儒家的代表。他开始在现实层面上追求一展抱负，在随后的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的努力中，逐渐成为一个“行动的儒者”。

儒者之狂：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36年暑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留影于济南。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虽语带狂妄，却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文化使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担当。而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梁漱溟亦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关怀是超越了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而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于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起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

1953“雅量”公案：为农民问题犯颜进谏，遭严斥后直问毛主席有无雅量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图为梁漱溟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向毛泽东要“雅量”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大公案。毛泽东与梁漱溟这位“民主人士”一直有着良好互动，直到1953年因梁漱溟的一次发言而彻底中断，从此梁漱溟由毛泽东的“座上客”变为“反面教员”。事情发生在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极大不满。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极为恼火，在会上对梁漱溟进行了尖锐批评，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又说：“假若明言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要求注重农业和轻工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原谅。但梁某则不是，他是恶意的。”梁漱溟不服气，先写信与毛泽东争辩：“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在之后会议上，他更是多次抗辩，与毛泽东顶撞，“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梁漱溟，从青年到晚年。其脸上的神情，正是不同生命阶段的梁漱溟的内心写照。青年时的迷惘，中年时的坚毅，晚年时的傲然，至人生晚景，道出“我生有涯而愿无尽”，仿佛是与自己、与世界达成了一种和解。

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探寻一生的“中国问题”还需后人继续求解。

梁漱溟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他一生都在孜孜以求两大问题：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儒家学说最终缓解甚至解决了梁漱溟的人生问题，而另一个“中国问题”，梁漱溟探求了一生，行动了一生，没能真正得到解决。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不为过。尤其是后者，一代又一代“新人”不断加入了求解的行列。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发问，始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杀之前问儿子的最后问题。而百年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虽然如梁漱溟当时回答的那样，“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但这个问题仍值得我们一遍遍追问。因为只有如此，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才能更自觉地承担起对国家治道的不懈探索。

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20/11/7020310_3307174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