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一度吊打整个东欧，沙俄远非其敌｜文史宴
文/威廉·麦克尼尔
乌克兰曾经是哥萨克的大本营，哥萨克极其热爱自由，且基于自由的天性，战斗力一度十分强大，如果不是进入了近代各大帝国装备了火枪，哥萨克人或许能够掀起类似维京人的狂飙也说不定。但哥萨克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建立起健康的政治组织保护自己，最终被俄国统治，遭受几百年不间断地压榨。只要能够利用国际局势建立健康的政治组织，哥萨克的战斗力将会极其强大，不惧怕任何恃强凌弱的帝国。
请输入标题 bcdef
本文欢迎转载。
乌克兰专题：
哥萨克的组织形式
鞑靼人在1571年发动了一次规模庞大的袭击，洗劫莫斯科，前所未有地、彻底地破坏了它的周边地区。同一年，莫斯科公国和波兰开始着手组建有效的边疆防卫系统。
这两个政权建立了一系列简单的防御工事，辅之以一系列的由“注册的”哥萨克人驻守的前哨点，这些哥萨克人充当边防军，他们服从远方君主的代理人的指挥，以换取每年少量的现金报酬。
这种边疆防卫系统是昂贵的，且时常欠饷。也不能总是保证这些“注册的”哥萨克人的服从：因为虽然他们愿意与鞑靼人作战，但完全没准备好拿起武器对付自己的同胞——那些未注册的哥萨克人，后者袭击他们熟知的鞑靼人时，他们熟练的掠夺之手经常直接对着那些基督教贵族领主。
尽管这些困难和缺陷令乌克兰在一个多世纪里处于大规模动荡中，这两个大的东欧斯拉夫君主制国家建立的边防仍足以抑制鞑靼人的袭击行动。
结果，流入到奥斯曼帝国成为奴隶的农业人口数量大大减少：生活在草原地带变得更加安全——至少对于一个睡得不深且装备着马和枪的人来说是这样：人口开始剧增，冒险家和叛乱者都从北方涌人这里，他们逃离原来的农奴制的践踏，在南方的边疆寻求自由生活，成为哥萨克。
集战士、商人、农民于一体的哥萨克
狩猎、捕鱼、养蜂和打仗是这些哥萨克人的主要职业，他们首先自我适应南部草原地带的危险生活：新来者涌人这些职业特别是成为战斗人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愿意(或者因战利品过少而被迫)过上耕作者的生活，同时声称拥有哥萨克人的全部自由，不用服从任何主人。
这种粗糙且随时就绪的边疆社群的增长，对波兰盛行的贵族政体构成严峻的挑战。然而，哥萨克总是处于内部分裂状态，从来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稳定的政治机构来对抗文明化政权的机器。
尽管哥萨克拥有非凡且覆盖面极广的军事实力，尽管个人英雄能够有效控制和指挥大量的哥萨克军队，但哥萨克从未克服一种根深蒂固的、如水银般不稳定的状态：因为要克服它，哥萨克社会所赖以建立的无政府个人自由将首当其冲被削弱。而哥萨克战士从来没准备自愿做出这样的牺牲。
哥萨克政治组织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
在荒野草原，哥萨克人习惯以五到十人的小团体协作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身份包括渔夫、猎人、养蜂人，以及随兴而为的强盗。这样的团体经常在春天离开他们在北方村庄的家，秋季带着他们在夏季的冒险所得回去。
在这样的团体，领导能力取决于个性，至少在探险的初期，那些无处不在的危险、收获、损失，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团结感。
这样的人们出发去冒险的村庄通常是自由社区，没有主人，通过非正式的共识选出长者——“头人”(starosta)，处理与外界打交道的事务。
这种原始的平等主义政体吸引着来自北方村庄的逃亡者，北方的贵族在地方实施农奴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稳步扩大实施这种制度的地理范围。
从农民(不管是已经臣服于农奴制的或担心自己很快会落人地主魔爪的)的角度看，大规模商品谷物种植所要求的义务劳动，是贵族们完全无理攫取的结果。他们对这种压迫的仇恨使得哥萨克政治反复出现一种革命的色彩。
哥萨克政治组织的第三种特色是因特定事务而围绕特定领头人形成的作战团伙。
起初，这种作战团伙可能是为了当地临时的事项而在草原地带聚集的各分裂小团体：例如攻击商队或骚扰带着抢劫来的赃物和俘虏回家的鞑靼人。在某些情况下，作战团伙的领头人也是村庄的头人。
在1577年后，第聂伯河边的大村庄或者说是小城镇切尔卡瑟(Cherkassy)的头人——季米特里·维什聂维茨基(DimitriVishnevetsky)在第聂伯河下游，在激流中的岛上建立了一个要塞式的避难所，可在距离河口几百英里之处中断船舶航行，作战团伙取得新的重要性和稳定性。
17世纪的哥萨克分布区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个谢契（哥萨克的据点）成为向四面八方发动袭击的中心。
一套相当成熟的规则支配着踏足于其界线之内的男人们的行为。比如，不能以任何借口接纳女人：以数百人或千人组成军团按照军事规则集体生活。每个军团选出代表们参加咨议会，咨议会选出一名任期无限的“盖特曼”(hetman)”，尽管他的权力取决于普通人是否愿意跟随他所做的决定。
任何出现在盖特曼面前并服从一个以画十字架为特色的简单仪式的人，都可以成为谢契的成员。这种规定排除了穆斯林和犹太人，其他任何人都受到欢迎，不论此前经历。同样，个人可以自由地离开谢契，在休战期无事可做时，只有一些人留下来保卫军营。
扎波罗热谢契制度化的作战团伙在几十年内保留了平等主义的同袍情谊，这是星星点点分布在草原和河流沿岸的第一批小规模的、分散的哥萨克渔猎团体的与众不同的生活。
但是，当人口增长，耕作的比重增加，旧的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不可避免地衰退。的确，哥萨克袭击团伙的成功为这种改变作出贡献，因为一个成功的海盗能指望利用他新找到的财富，以波兰—立陶宛贵族为榜样让自己成为一名地主：而且很多人都这么干了。
例如，维什聂维茨基的继承人们在对抗哥萨克人时，在维护他们自己和其他贵族所宣称的权利的过程中显现出能量，以此脱颖而出。
因此，从一开始，哥萨克社群的顶端就开始逃离其核心的平等主义价值，由其下层的各种逃奴和冒险家供养，其下层主要来自俄罗斯西部，但实际上包含欧洲各民族。
这种掠夺引擎和社会加速既类似，在某种意义上也逆转了鞑靼—奥斯曼土耳其式的奴役和同化模式，这种模式最近几十年中在同一地区曾经非常有效地实施过。
文化模式已经明显改变。不是奥斯曼穆斯林，而是波兰一立陶宛天主教，以及稍后的俄罗斯东正教文明风格，才是那些非常成功的哥萨克老兵们向往的模式。
此外，哥萨克人掠夺的目标主要是货物，而非鞑靼袭击者心仪的人口和牲畜。这意味着，城市和其他文明所在地，比如波兰贵族的房屋，是袭击的最佳目标，而农村地区那些情同手足的农奴和贫穷农民则无法激起哥萨克人掠夺的热情。
因此，这种对比也许可以表示如下：在鞑靼一奥斯曼土耳其模式崛起的时代，城市居民猎食村民，而在哥萨克模式的高峰期，村民们攻击城市及其居民。
在前一种模式下，同化的过程是明确的：人和生活方式的运动都明向一个中心，这一中心的优势地位是这一过程的所有参与者都认可的。然而，在第二种模式中，情况发生了转变。哥萨克们珍视他们朴质的战友情谊，任何离开哥萨克社会并加入贵族阵营的老兵，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其早前忠诚和自我形象的叛徒。
特别是在1619年至1648年间，波兰和新近波兰化的贵族们主张其对于乌克兰农民的领主权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刻薄，部分肯定是因为在贵族当中有大量的哥萨克精神的叛徒。
这些人可能是不情愿地和他们的哥萨克伙伴们决裂，觉得更有责任对以前的同胞施加极端的措施：唯有如此，他们对于自身和老贵族们的新身份才能得到证明。
哥萨克武德极其充沛
哥萨克历史的第一个英雄时期从1582年延续至1638年。在这段时间，哥萨克作战团伙的名声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整个黑海之滨传向莫斯科和波罗的海。
波兰政府发现他们与这些作战团伙的关系模糊不清。
一方面，当哥萨克作战团伙威胁贵族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时，他们是色姆极端不信任的对象。但是，就哥萨克随时准备将一支顽强且高效的战斗力量投入到有希望获得战利品和丰厚报酬的战场这一方面而言，哥萨克的力量成为波兰王国宝贵的资源，只是不能安全地挥霍。
鉴于上述处境，波兰政府对哥萨克的政策处于剧烈的摇摆中。当波兰需要哥萨克军队时，他们就向哥萨克盖特曼做出让步：当和平处于破裂的危险中时——很少发生，他们努力限制、调节和控制哥萨克的力量，这经常导致波兰王室的代理人和哥萨克作战团伙之间发生冲突。
波兰一度是欧洲大国
今天则成为欧洲良心所在
与波兰当局发生冲突时，两个弱点困扰着哥萨克人。
第一，赃物很少或从未得到恰当的分配，哥萨克人因而难以继续其劫掠行动。必须找到火药、枪支、衣物的供应，可能还包括食物的供应，如果诸如此类的供应都受阻，那就算是最勇敢者的军事效力也会迅速下降。
一些波兰人在与哥萨克劫掠战队作战时取得胜利，可能是由于波兰贵族的军队在获取火药和枪支供应上有优势，其程度可比肩任何他们公开的军事行动。
哥萨克的第二个弱点是以下事实：“注册的”哥萨克人和其他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稳定，因而他们在面临选择支持一支起义的哥萨克战队还是服从波兰当局时，往往犹豫不决。
他们的选择大部分基于当时的情况和特定首领的个人魅力，但力量的均衡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自谢契成立延续至1638年。
当时，奥斯曼帝国在黑海沿岸建立了防御工事，而波兰当局压制未经许可的洗劫行动，这使得主张维持现有秩序力量和社会等级制的维护者在十年内占有上风。
在哥萨克的劫掠行动得到或多或少的有效控制前，他们行动的范围及能量让整个欧洲惊叹不已。
他们第一个了不起的杰作是对抗奥斯曼帝国保卫黑海的谢契和城镇的战役，当时斯蒂芬·巴托里（波兰国王）赢得了对俄罗斯的漫长战争的胜利(1582年)并解散军队，哥萨克人的胜利是这一事件的后续。
在大规模地扩张和更专业地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方面，曾经为斯蒂芬国王服役的哥萨克团伙充当了先锋。
到1590年，哥萨克人在突袭那些观测及保卫黑海沿岸的城镇的行动之外，也派出同等不受欢迎的觅食分队对波兰贵族和城镇采取行动。
1596年，波兰军队击败并几乎歼灭了一支曾在白俄罗斯横冲直撞的哥萨克军队，他们的势头才第一次受到抑制。但哥萨克军队很快恢复了人数和士气。
哥萨克军队在摩尔多瓦对抗勇敢者米哈伊(1600年)和在利沃尼亚对抗瑞典人(1601年)时，都是为波兰人服务：但这些仅仅是他们支持伪季米特里联合波兰贵族冒险家在俄罗斯的伟大征程的序幕而已。
哥萨克的行动并不局限于陆地。河流船只足以将这些无视法律的军队带人黑海，他们在那儿对沿岸的城市发起一系列大胆和戏剧性的袭击。瓦尔纳在1606年遭到洗劫，锡诺普和特拉布宗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外围地区在1613年至1615年间遭到袭击。
与此同时，其他的哥萨克军队在蹂躏俄罗斯的乡村，而莫斯科公国的混乱时代令莫斯科的力量暂时瘫痪。
这是哥萨克人的巅峰时刻。如同过去的瓦良格人(Varangians),从第聂伯河的大本营开始，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从伏尔加河到喀尔巴阡山，都有哥萨克的足迹：掠夺赃物和进行贸易两手并进。
热爱自由与失去自由
这种军事实力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他们卷入政治：彼得·萨哈达奇尼(Peter Shidchn)被哥萨克视为领袖，他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似乎要建成一个半独立的哥萨克乌克兰政权。
萨哈达奇尼在突袭黑海南岸的锡诺普时(1614年)获得非凡的成功，从而引人注目。随后，他成为扎波罗热谢契和“注册的”哥萨克的盖特曼。
萨哈达奇尼利用他非凡的地位在乌克兰重建了东正教等级制度，从而为波兰复合教派的成功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他也代表波兰王室(或联合波兰王室)利用哥萨克的战斗人员。因此，1616年，他派遭一支哥萨克先遭队去襄助国王拉迪斯拉四世(Ladislas IV),后者当时正在俄罗斯作战；1621年，他亲自前往霍蒂姆解救被占绝对数量优势的奥斯曼兵力包围的波兰军队。
萨哈达奇尼在这次战役中受伤，不久之后死去。但是，在这场奥斯曼帝国总动员(苏丹奥斯曼二世御驾亲征霍蒂姆之围)与波兰王国的战争中，他所统率的哥萨克军队决定了结局，从而将哥萨克的势力推向巅峰。
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哥萨克势力迅速衰落。
个中过程从细节来看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简单。波兰和奥斯曼帝国开始合作以抑制哥萨克和鞑靼人的袭击。作为回应，某些哥萨克部落和鞑靼人派系有过一些附带一定前提的合作：但这种联合从未稳定过，因为双方整个的传统都抵制与其世仇合作。
在他们的霍蒂姆对峙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兰人达成和约，双倍承诺限制各自臣民的不定期袭击。由于不信任波兰人控制哥萨克的能力和意愿，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建立了新的边境统治，强化了旧工事，新建了一些工事。
一名被称为坎特米尔的诺盖鞑靼酋长被指定负责以 后被称为“巴得霍克”(Budjuk)的地区——在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河口之间。第二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着手更强硬地控制克里米亚鞑靼。
然而，这一举措从一开始实施就适得其反——被君士坦丁堡解职的可汗拒绝俯首听命，并且围困前来将他解职的奥斯曼帝国指挥官。面临威胁，奥斯曼帝国用服并再次授予这位发起叛乱的可汗权力的宝杖，因为当时奥斯曼政府正忙于对抗波斯的大规模战役，内政官员只能暂时接受他们无力改变的现状。
然而，到了1628年，一支新的海军特遭队从君土坦丁堡出发前往克里米亚。由于坎特米尔可汗在陆地提供的支援，尽管哥萨克先遭队前来为叛乱的可汗效力，这支奥斯曼帝国远征军仍成功废除了叛乱的可汗，重新任命继位者。
1636年，麻烦再次发生，当时克里米鞑靼粗和坎特米尔可汗发生争执，要求解除坎特米尔可汗的职务并且从克里米亚撤出奥斯曼军队。
但第二次叛乱被迅速扼杀在萌芽之际。1638年与波斯的和约使和奥斯曼帝国可腾出主力军队：加里沙尼军团支队被派往黑海的海岸线加强警卫。尤其是1637年被哥萨克占领的城市亚速，奥斯曼帝国正规军正收复当地并加强驻军。
与哥萨克性质类似的克里米亚汗国
克里米亚鞑靼社会的内部演化看来似乎是无法恢复的。也许变化不特别明显，因为克里米亚鞑靼是古老政体的继承人，这种政体适应了严格且传统地将社会按统治家族、贵族、平民、奴隶和外国人来分层。
然而，在1571年了不起地成功袭击莫斯科后，对奴隶及战利品掠夺活动的抑制，阻碍了新冒出头的部落军事首领的自由放任的洗劫行动，也相对增强了鞑靼社会的更和平(以及贵族的?)的因素。
在边境的基督教社群，自由战士和贵族领主之间反复出现紧张的状态，在穆斯林杜群可能也因之存在类似的情形：但是，西方学术文献所依据的个人及王朝争执的编年史，似乎还不足以支撑可信的猜测。
奥斯曼帝国针对鞑靼和哥萨克的混乱采取了预防措施，与北方势力对鞑靼和哥萨克的有力镇压相辅相成。波兰贵族瞥见在俄罗斯和他们自己土地上由哥萨克作战团伙激发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因而下定决心要控制这一危险因素。
然而，国王并不总是热衷于此，因为他将哥萨克看成可用的军事资源及平衡波兰贵族的潜在力量。
这种暧昧不清的内部情形使得波兰反对哥萨克的行动进行得断断续续。波兰卷入的外国战争也推迟了对哥萨克的行动，因而再次需要他们对付俄罗斯人和瑞典人。
然而，1634年，奥斯曼帝国和波兰之间一场眼看迫在眉睫的战争却没有发生，相反，这两大势力达成和约，在和约中，他们承诺要让各自的臣民遵守纪律且停止边境袭击。
结果，情况对旧式哥萨克独立的支持者极为不利。公开的叛乱只能使波兰人对不守规矩的革命者硬起心肠：并且很多哥萨克克制住自己，没有加人那些反抗波兰贵族和政府的极端主义者的行列。
到1638年，波兰军队和“注册的”的哥萨克人一道，似乎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所有不服从的哥萨克作战团伙被解散。因此，色姆可以随心所欲通过一系列新的哥萨克管理条例，减少“注册的”哥萨克人的数量，将他们置于波兰王权指定的贵族麾下。谢契被遗弃和空置：独特的哥萨克政治体制完全被镇压。
接下来的十年中，和平是社会的主流：看来好像庞廷欧洲毗邻的两大文明政权采取的行政和军事措施，足以遏制和制服乌克兰草原的边疆人口。
然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被第三种势力的存在所排除，那就是俄罗斯沙皇。
1642年，他拒绝从哥萨克接手亚速的宗主国地位，这种谨慎不足以衡量其力量和野心。1648年，哥萨克当中爆发了针对波兰领主的起义，这些领主们试图蛮横地用农奴制束缚所有未注册的哥萨克人，这为俄罗斯的介入提供了机会，因而庞廷欧洲草原决定性地驯化成农业的、等级社会的文明的进程，推迟了半个世纪。
尽管如此，波兰的武器和法律在1638年至1848年间所享有的暂时成功，不亚于奥斯曼帝国对海岸线稳定的控制，仍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地区社会演化的方向。
在哥萨克社群内部，社会分化为波兰人提供了盟友，他们帮助波兰人努力将平民降至奴役地位。旧有的作战团伙的同袍情谊，甚至被利用来维护“注册的”哥萨克人的特权，以对抗未注册的大多数哥萨克人的利益。
毕竟，作战团伙的精神是极其排外的。团伙成员的的确是手挽手的兄弟，其他人只不过是合法的机遇标的。此外，每一个团伙在特定首领之下为特定的事务而组成，在战役结束时，成员们分配赃物和回家后，团伙便自动解散。
这种政治制度将波兰贵族共和的脆弱(正如其偶尔的军事效力)加深到了其逻辑上的极端。每一个哥萨克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波兰贵族，只是因为缺少土地和衣奴，所以未曾变得做慢、苛刻，对其贵族团伙之外的人过度自负，正如波兰的众议院贵族(szlachta)长久以来变成的那样。
唯有东正教和哥萨克之间的联系才能为两极分化的波兰贵族和哥萨克平民提供一点点现实共存的机会，自那以后，这种两极分化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当中的一道深深的鸿沟。
波兰的体制与16—17世纪的哥萨克社群并无不同，也是从中世纪的作战团伙中出现：哥萨克发展的内部动力，很明显地将他们带向波兰式的贵族模式。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莫斯科如何反向干扰这一演化过程。
本文节选自《东欧：草原边疆1500~1800》，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是全球史奠基人之一麦克尼尔的大作，大司马今天读了一半，极其精彩，其重点不在于堆叠史实，而是摘出历史演进背后的原理，如果想了解1500~1800年的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奥斯曼、罗马尼亚、乌克兰，看这本书就够了，强烈推荐。
欢迎参加征文大赛！奖金多多！
欢迎关注文史宴
长按二维码关注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