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毁了刺桐（泉州）万国商，蒲寿庚还是。。。|寰行中国@泉州
《寰行中国2：风从西边来》系列之十七@泉州|周海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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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谁毁了刺桐万国商
如果向前追溯，泉州人的人生是从海上开始的。
数百年间，日复一日，最先醒来的是这个城市的港口，他们是千里迢迢赶来还是风尘仆仆路过，这已经不再重要。我们只知道，沿海而生的人们，与这一片山水相遇的时候，就选择了留下，他们向海而生，繁衍、出海、迁徙、繁衍⋯⋯周而复始。
所以，泉州人比多数中国人更会疑惑，我姓“蒲”、你姓“丁”，我们的先人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已无法清晰地勾勒出泉州舟通异域的细节，但是从街巷的一砖一石中，还是能领略岁月浩渺和海浩无穷的张力。
这座遍种刺桐树的港口，外来商贾、水手以“刺桐”相称，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家弦户诵。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3—1377）在泉州发现船多，他说：“余见港中大船百艘，小船无数。”
泉州人对这倒是习以为常。
宋代，泉州造出“桐油加钉子”的“福船”。这种船舶模仿阿拉伯尖底造型，而非中国传统平底沙船。后来，郑和下西洋所用舰船部分造自泉州。
泉州既是百越旧地，又聚十洲之人，所以唐代诗人说这里是“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作为远东大港的泉州，侨居有数以万计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者和贵族，尤以波斯、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为最。宗教信仰普遍而繁杂，有尊神事鬼的原始宗教，也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在泉州传播。
古泉州是帝国的开放城市，“涨海声中万国商”式的景象，让人错觉一座城市会永远蒸蒸日上。我仿佛看见，阿拉伯人的商船运载着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远航外域。
漂洋过海而来的便是异国的香料、珠宝。
商品来了，宗教也来了
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药物香料见于典籍。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815年），被贬官至广东连州的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刘禹锡希望从天竺来的婆罗门医僧能用“金篦术”，治好眼疾。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果实入药，有补肾壮阳、补脾健胃之功能，并可治牛皮癣等皮肤病。
随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昔日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庙宇文物，甚至会出现在佛教的建筑里。
晋江万山峰苏内村有座草庵，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波斯人崇尚光明，摩尼教又称明教，明教的故事因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多了些亦正亦邪的神秘色彩。在开放的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摩尼教在中国获准公开传播。泉州的摩尼教是唐会昌年间（841—846）由呼禄法师从中原传入，“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呼禄法师属中亚摩尼教团，呼禄是僧职，其姓名已无考。据考证，呼禄就是呼卢唤，是古波斯语的音译，意为传教士。北山即泉州清源山。
大部分古泉州人的一生是往来的一生，他们涉海而来，望海而去，熟稔海性的泉州人甚至作为帝国的特使出使阿拉伯世界。一块元代奉使波斯使者的残存墓碑，讲述了一位奉使火鲁没思的泉州使者生前经历。一位名叫“詹思丁”的阿拉伯人，与当地人通婚，让“丁”姓开枝散叶。
由于元末的泉州阿拉伯人与朝廷开战，泉州城破，伊斯兰教衰落。在今天的泉州，开元寺是福建最大的寺庙。当我来到开元寺，一道紫云屏将尘世与佛门就此离隔，门外是喧嚷的西街市井，退回门内就是素静古朴的“桑莲法界”。
蒲团、木鱼、念珠，晨钟、暮鼓、青灯⋯⋯我们终于踱入大雄宝殿，殿前月台束腰赫然嵌砌着72方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这些源自印度教故事的雕刻融入佛教建筑。大雄宝殿后侧，则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的甘露戒坛。
寺内东有“镇国塔”，西有“仁寿塔”，东西双塔历经了700多年风雨侵袭岿然而立，金刚神将和罗汉高僧的人物浮雕，呈现着其乐也融融的西方极乐世界。
墓碑、垛石、庙宇的遗迹记录着刺桐城的繁华，述说着发生在这里的中西方文明对话。
还有沉船。
沉没的独桅帆船
1998年，印度尼西亚一位渔夫在苏门答腊东南勿里洞岛海域，潜水捕捞海参时发现了一堆陶器。随后，一家德国打捞公司闻讯而来，证实这是一艘沉没古船并命名为“黑石号”。
打捞直至2001年结束，6万余件中国瓷器和金银器由此重见天日。2005年，新加坡一家公司筹资3000余万美元购得这批文物。
根据沉船出土的唐代“宝历二年（826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瓷碗、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罕见的唐代专贡皇室“江心镜”、唐代皇家大盈库所拨器具以及唐代长沙窑的50000余件瓷器等，确定沉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虽然船上载满中国陶瓷，沉没于印尼，但专家推测这是一艘大食商船。由于沉船没有被泥沙掩埋，船体已经腐烂，这艘船究竟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一直没有定论。
大食与大唐（618—907）两大帝国，通过海路与陆路往来，而笨重易碎的瓷器，经不起车马劳顿，从窑口通江抵海，水路最便于运输。
“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古称“麻逸洞”，唐代属于三佛齐国，公元904年“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为宁远将军”。德国有学者认为，“蒲”为阿拉伯语ABU的略写，意为“父”。又有人认为，“蒲”为马来语的一种尊称，如“勋爵”“主人”“先生”。《宋史·大食传》所记载的大食贡使，大部分姓蒲。三佛齐国为唐朝以后南海大国，建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占碑，开往大食的船只，一般在三佛齐国修船、补给，转运货物，“其国居人多蒲姓”。蒲姓三佛齐人是阿拉伯侨民或后裔，也有一部分当地人受阿拉伯文化影响而姓蒲。
在泉州，最著名的蒲姓历史人物是蒲寿庚。
五代至宋元，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侨民几乎控制了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其中最显赫的是蒲寿庚家族。蒲寿庚本人不仅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还建言元世祖忽必烈对海神妈祖加封。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俘获5岁的宋恭帝赵。宋恭帝长兄赵昰，由江万载家族自募的义军和殿前禁军护卫，与母亲杨淑妃及弟弟赵昺等皇族人员一起，出逃婺州。皇族成员在婺州遇陆秀夫带部分朝臣来投，再逃温州，接着在陈宜中和张世杰等朝臣的保护下，登船入海到达福州。
1276年6月14日，赵昰即位，改元景炎，时年只有7岁。文天祥和张世杰等拥立赵昰，“欲作都泉州”，为此特意升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想借助蒲寿庚的势力抗元。然而，早在元军攻克临安之前，伯颜就派使臣赴泉州招抚蒲寿庚、蒲寿晟兄弟。
泉州蒲姓到了抉择时刻，而这个抉择在百年间让蒲氏豪族生死存亡，忽然之间。
“尽杀”南宋宗子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府建立南宋小朝廷，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徙迁京口（今镇江市）。因该地处于抗金前线，出于安全考虑，南宋建炎间（1127—1130），又迁至今浙江绍兴。朝廷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将宗室349人迁徙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随迁。
宗室日益繁衍，至庆元（1195—1200）中在院有1300余人，外居者达440余人，至绍定年间（1228—1233）则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到了宋末，宗室成员已达到3000多人。宋元鼎革之际，在泉州的南外宗子们，却被蒲寿庚杀害殆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
这是因为南宋孤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幼主抵达泉州，在这里的赵宋宗室子弟打算开城接应，但是蒲寿庚关闭城门不纳。于是，张世杰强征蒲寿庚的商船，“掠其舟并没其赀”，蒲寿庚将怒气撒在定居泉州的南宋宗子身上，“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次年，张世杰曾返回来围攻泉州城，但元兵赶来增援，宋军腹背受敌，三月围城不克，最后只好带着赵昰继续南逃。蒲寿庚因拒宋降元之功，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据《元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蒲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次年三月再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他的三个儿子都身居高位。
这让蒲寿庚的历史评价成了问题。蒲氏后人被朱元璋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蒲氏家族纷纷改姓。
对泉州人来说，对蒲寿庚的情感是复杂的，有人认为他参与灭宋，不忠不义；也有人认为他弃宋降元，延续了泉州港的地位，功大于过。
其实，这种为蒲寿庚辩护的观点立不住脚，如果为保护泉州，没必要在城内血腥屠杀，而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得益于奔走的阿拉伯人，而非世居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如果没有蒲寿庚，元主也会授意其他人来经营这座税收丰厚的城市。而蒲寿庚的降元，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地位和家族的自保，但他没有想到，家族裹挟进“色目之争”，再次重演与朝廷为敌的闹剧，这次兵败，家族成员多受酷刑而死。蒲寿庚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背弃宋庭宽厚对待穆斯林的作为，会遭到后世汉族帝王的仇恨。身后仅数十年，蒲寿庚家族或被剿杀或改作“黄”“卜”姓，并受唾弃编入贱籍。在元末，当地蒲家乃至许多西域人受无辜牵连招灭门之祸，蒲寿庚等族人更被掘坟戮尸，遍及泉州城内外的清真寺在战乱引起的宗教仇杀中悉数捣毁，仅存其一。
1277年，蒲寿庚主政福建广东市舶后，泉州市舶司恢复。次年，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交给了唆都和蒲寿庚。唆都不熟海路和南海风俗，出洋诏谕主要由蒲氏运筹。大元使团借助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和多个国家恢复通商，很快即有占城、马八儿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
由宋至元初，蒲寿庚家族在泉州有千艘商船，还依照波斯人的习惯，在晋江出海口建起“天风海云楼”和“一碧万顷亭”，可遥望海船出入。在泉州涂门街，蒲家拥有大量房宅，人称“半蒲街”；如今，在涂门街东鲁巷，已没几户蒲姓人家，仅立有一块刻有“蒲寿庚府第遗址”。泉州区域内的蒲姓，现已不足百人。
蒲寿庚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心经营，也逃脱不了身前热闹，身后灰灭的命运，这就是红顶商人的悲剧，远有蒲寿庚，近有胡雪岩。
我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看到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的珍贵石刻，看到了西域高昌国的居民千里迢迢来到泉州的记录，他们是唐、宋、元时期泉州的生老病死，是市井泉州的南来北往。
这只是古泉州的光环，今日的泉州早已没了当年的万国商旅，更没有了慕名而来的信徒。没有人会为泉州的历史让位惋惜，因为这样的命运，同样发生在扬州、安庆这样的水系城市身上。
火鲁没思地处阿曼湾和波斯湾之间、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滨海地区，当时是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伊利汗国的贸易港口。
大食，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为倭马亚王朝（661—750），因尚白衣称“白衣大食”，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750—1258），因旗帜尚黑，亦称“黑衣大食”。
依据《苏莱曼游记》《唐国史补》以及《宋高僧传》的记载，都蕃长有如下职责：负责藩坊内部事务的管理，包括清真寺的建设、穆斯林的共同祈祷、进口管理，当然还需依据《古兰经》以及伊斯兰风俗习惯处理一些诉讼纠纷。
据岳飞之孙岳珂所著《史》（“”者，即书斋里几案间的一根立柱，亦即“楹”，表面可以用来记事）记载：“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南宋时从广州迁居泉州渚港，运贩大宗香料行销海外。
宛如一艘远航归来、泊岸港湾的双桅帆船横亘在东湖之畔，它就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刺桐港的繁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发出了“余见港中大船百艘，小船无数”的赞叹。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作为东方大港的泉州，侨居着数以万计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者和贵族，尤以波斯、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为最。
“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港呈现一片繁荣， 商船运载着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远航外域，漂洋过海而来的便是异国的香料、珠宝。
随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昔日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庙宇文物，都是异域宗教完美融合的有力证据，也是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笔浓墨重彩。
明朝时，泉州的造船业已兴盛发达，形成了优良的航海传统，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所用舰船部分就是泉州所造，也是对处于巅峰时期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检阅。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最佳注解，映射着东方大港——刺桐港的发展历史。而泉州当时作为世界性经济文化重心的荣耀，而今可以在这里找到见证。
“刺桐花谢刺桐城，法界桑莲接大瀛。”来到开元寺，一道紫云屏将尘世与佛门就此离隔，门外是喧嚷的西街市井，退回门内就是素静古朴的“桑莲法界”。
踱入大雄宝殿，殿前月台束腰赫然嵌砌着72方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这些源自印度教故事的雕刻和谐地融入佛教建筑，正是泉州城不同宗教文化相互借用融合的精彩诠释。
大雄宝殿后侧，则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的甘露戒坛，坛之四周立柱斗拱和铺作间的24尊木雕飞天，坛顶正中的藻井交叠上收，似回纹织锦，结构复杂而精巧。
石塔双擎天浩浩，寺内的东西双塔历经了700多年风雨侵袭岿然而立，金刚神将和罗汉高僧的人物浮雕，呈现着其乐也融融的西方极乐世界。檐角铜铎，刹顶铁链，显得原本磅礴的双塔紫气飘摇。
泉州这个因海上丝路时代商业发展生长的海港城市，用它的包容为古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今天的GOPRO视角·文化之旅，穿梭回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刺桐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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