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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滨：我访问李立三夫人李莎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一个贵族家庭。1931年在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毕业后，赴苏联远东工作，在海参崴加入苏联共青团。
1936年李莎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结婚。同年考入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法语系，1941年毕业，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
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李立三入狱，李莎努力营救。
1946年李莎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来华后，李莎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
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文革”中，李立三被迫害致死，李莎也受到株连，后被平反。
李莎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童年，在阅读安徒生童话《夜莺》时，插画里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自此，中国在这位俄罗斯少女的心中留下了绚烂迷人的色彩。 然而，中国给她带来的消息却是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之间引发的混战，直到革命者李立三的出现，让她重燃了对中国的美好憧憬。 此时的李立三正处在逆境。李立三曾告诉李莎：“六大”以后，我被选入政治局，走上了高层领导岗位，当时才二十几岁，毕竟年轻幼稚，缺乏经验，加上后来又掌握了很大的实权，更是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中国革命完全可以在一夜间一举成功，到处组织罢工、游行，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谁知犯下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0年12月1日，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接受批判，承认有罪。 在了解李立三的际遇之后，李莎并没有远离他。李立三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些认识，该有多好啊！”不过，李莎并不想与李立三结婚。“我并不是考虑立三在国内已有妻儿，我只担心他在苏联呆不长，如此匆匆来去，最后撇下我一人。” 李立三在认识李莎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并育有两男三女。 李莎陪伴李立三度过了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一生。在李莎与李立三的后代看来，李莎“为了爱情的远行”，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生无悔。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样的问题，李莎的回答是：“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2010年3月28日，在李英男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李莎家中。当时，96岁的李莎与女儿李雅兰生活在一起，她依然阅读俄文报刊，更愿意说俄语。 1986年7月，李莎写给胡耀邦的信中说：“我知道中国有‘结草衔环’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李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语版审订、《周恩来选集》俄语版审订，但是与中共高层的交往并不密切，李立三因为“立三路线”早已淡出了核心权力圈，而中苏交恶又让苏联人李莎处境尴尬。 不过，这并不影响李莎对中共高层人物的观察，尤其她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让这种观察更耐人寻味。作家王蒙讲述过李莎的一个小故事，“李莎说立三与她在文化上的差异。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
1936年2月，22岁的李莎与李立三结婚。按照中共党内规定，李立三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于是，在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李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王明。 李莎回忆说，“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也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我还注意到他和立三讲话的语气相当冷淡，立三也同他保持了距离。两人貌合神离显而易见……王明在柳克斯公寓占据了一套宽敞的套房，平时深居简出，高高在上，对普通同志不屑一顾，只愿和大人物们打交道。” 虽然王明的态度冷淡，但是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婚姻。随后，李莎与李立三办了两次简单的婚宴。第一次是在柳克斯公寓，这个只有中国人的婚宴一共宴请了十几个人。瞿独伊曾告诉笔者：她和母亲杨之华参加了婚宴。“我当时还不到14岁。那个房子也不大，就是一个通房，里面一个帘子挡着的便是睡觉的地方。”参加婚宴的还有陈云等人。后来，李立三又亲自掌勺，在李莎母亲家里炒了一桌子中国菜，款待她的亲友。
1949年春，中共中央告别农村转移至北平香山。李立三一家也在同年5月住进香山别墅。 在香山，李莎总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吃饭了吗？” 李莎回忆说：当我带着孩子出去散步时，无论何时遇到什么人，总会听到同一句问话：“吃饭了吗？”他们为什么对我吃饭了没有这么感兴趣？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但出于礼貌每次我只得按实际情况回答，后来才慢慢明白，这是中国人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大多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吃饭问题至关重要，最受关注。” 李莎解释说。 在香山，李莎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城内办公，刘少奇此时已秘密前往苏联。不过，李莎见到了刘少奇1948年8月21日在西柏坡新婚的妻子王光美。“有一次，我和立三在香山散步，迎面走来一位女性，她身材姣好，面庞清秀，穿着合身而得体的裙子和白色的短上衣，妩媚而端庄。她停下步来，温文尔雅地与立三交谈了一会儿……我和王光美虽然交往不多，但我一直佩服她的教养和品质。”
中共高层从香山迁居中南海之后，李立三经常去开会或者看望老朋友，李莎陪同看望了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蔡畅等人。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为高级干部举办舞会，护士和文工团的女演员前来伴舞。中共领导干部跳交际舞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窑洞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籍医生马海德的夫人带来第一部留声机，开始在自己的窑洞内组织小型舞会，并教会了毛泽东跳舞。 李莎说，毛泽东的舞步独特，腰杆笔直，表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带着舞伴伴随着音乐节奏慢悠悠地走动着，始终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只手还在上下摆动，仿佛在指挥乐队。朱德也有军人风度，严肃认真，不过是原地前后踏步。周恩来在舞厅中则显得十分娴熟，移步换形，游刃有余，想和他结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长队。“在苏联，一般都是男性请女性跳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性如此主动地邀请男士跳舞，觉得有些不习惯。首长们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交谈着，而那些姑娘则成群结队地在周围转悠，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有机会就凑到跟前，笑眯眯地拉着首长跳舞。” 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演出，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剧种。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座，全场一片寂静。“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毛泽东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在双清别墅，李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记录下的观感是：“他的外貌与正式的肖像一模一样：蓬松的头发、高高的额头，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下颚上还有那一醒目的标志性的黑痣。他体态略胖，身材高大，略有点驼背，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的缘故，肩上披着一件棉袄，脚上穿着一双厚厚的毡靴子。”
相比伟大领袖，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在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有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我教江青完全是义务的，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作为酬劳。 1966年夏，李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江青时，“她的娇柔、轻盈已全然不见，目光冷酷，声音僵硬，有时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泼妇相。” 李莎说最不能原谅的是江青对孙维世的迫害：江青将孙维世列入“仇人”名单，给她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由于报私仇，把孙维世定为“关死对象”，而最大的“证据”就是她经常和我们一家来往，并替我们搞一些话剧演出的门票。 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夫妇参加了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李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李莎在北京俄语学院任教。 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李立三更是众人眼里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参加。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入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李立三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 李莎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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