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康有为：写文章下笔千言，但治国之策却荒谬不已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读书人：满嘴仁义道德，暗地里却蝇营狗苟；写文章下笔千言，但治国之策却荒谬不已；谈爱国声泪俱下，但转脸便卖国求荣。在历史教科书及影视、文学中，一向被吹捧为伟人的康有为便是其中之一。卸下公车上书的领导者、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以及维新运动的领袖等光环，一个凡人形象便逐渐清晰。
《新学伪经考》抄袭《今古学考》
康有为早年政治抱负极大，但治学急功近利，了无建树。1882年，他第一次赴京科考落榜，归途路经上海，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接触了进化论和西方的政治观点。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入京参加科考，又以失败而告终。而立之年的康有为仕途坎坷，而且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问世。
对康有为学问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张之洞的门生廖平。廖平将其著作《今古学考》分为《辟刘篇》和《知圣篇》。由于张之洞的政治顾虑，这两部书稿并没有出版。据廖平回忆，1888年康有为二次赴京科考时曾拜访他，他亦曾将《辟刘篇》手稿拿给康有为阅览。
后来二人又有约谈，廖平是否也将《知圣篇》手稿交给康，暂时没有详细史料可考，但一年后，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思想观点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几乎完全相同。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他的书稿，康有为不以为然。随后，《新学伪经考》出版，观点仍与廖平著作类似，廖平由此大怒。
史学界对于康有为对廖平著作的“借鉴”是否到了“抄袭”的程度，一直没有定论。钱穆、朱维铮等史家倾向于康有为确有抄袭的行为。康有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前途，因此态度并不严谨。廖平认为，一部洋洋20万言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不可能5个月就写出来。除了抄袭廖平著作的嫌疑外，这部书还有一个问题，即并非康有为一人所作，而是在他一众弟子的协助下编写的。（见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走后门摆平《新学伪经考》弹劾案
康有为的言论中，处处彰显“吾不出山，奈苍生何”的士大夫责任感，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气质。在后人眼中，他是无视权贵、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和刚直不阿、忠君爱国的改革家。然而，史料背后的康有为却有另一副面孔。
仕途不顺的康有为一直没有中断在京的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攀附权贵，请求政治推荐；二是打着爱国救亡的幌子，向各级官僚筹钱。
为攀附翁同龢，康有为游历北京时写作了《广艺舟双楫》一书，将翁同龢父子吹捧为大书法家。翁同龢因此接见了康有为，还将他推荐给皇帝。除了攀附高官外，他每次进京都会给各级京官写信讨钱。若有人给他十二两银子，他就称其为“大贤”；给他八两、四两，他就称其为“大君子”。（见梁鼎芬：《康有为事实》）
康有为的结交权贵、四方筹钱的政治活动为他摆平《新学伪经考》弹劾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学伪经考》流入京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骚动。1894年，御史安维峻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弹劾康有为。弹劾语气很重，朝廷较为重视，让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
康有为让梁启超在京“多方奔走”，最终摆平了这件事。该案的结果是，两广总督让康有为自行焚毁《新学伪经考》。（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一桩“谋逆”大案，以自行焚毁书籍了结，让人震惊。梁启超的“多方奔走”居功至伟。
然而，到底是如何“多方奔走”的，康梁师徒只字未提。从梁启超的信件中，史家发现，所谓的“多方奔走”就是“花钱走后门”。当时，梁启超运作过的人有：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学政徐琪、翁同龢的高徒张謇。（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公车未曾上书
提到戊戌变法，首先会让人想到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提到，他领导18省举人上书，结果被督察院阻挠。然而，据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回忆，康有为确实写了“书”，举人们也的确开了会，但最终并没有上书。（见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康有为之所以没有上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得知自己已经考中了进士，担心上书会耽误前程。与康有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有大量官员上书，也有大量的公车上书。据后世统计，“公车上书”大大小小一共有31次之多，而这其中并没有康有为的那一次。对这些上书，督察院不仅没有阻挠，而是表示支持。康有为不仅伪造了历史，还污蔑了都察院。（见黄健章：《戊戌变法史研究》）
康有为一直认为，慈禧等保守派阻碍了改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朝野都呼吁变法。关于新政，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的指示是：“变法乃吾素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正是慈禧的这个表态开启了戊戌变法。（张建伟：《温故戊戌年》）可以说，变法一开始并未受到慈禧等所谓“保守派”的太大阻力，也没有康有为后来所称的“帝党”、“后党”，而只有“母子党”。
慈禧之所以后来反对变法，实际上是康有为变法政策过于激进造成的。戊戌年正月，康有为请人代他上了《统筹全局折》，呼吁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作为维新变法的机构。制度局下设的机构几乎囊括了一切政府事务。康有为认为，可以让朝廷大臣担任制度局总裁，但下设机构应该选维新派的通才担任。
康有为的这个建议是利用制度局架空六部，这让朝臣极为警惕，该建议未被采纳。此后，他又起草了《保荐人才折》，让徐致靖上书皇帝。这个折子的大义是，皇帝应把康有为安排在身旁做顾问，让康总揽全国大权。光绪皇帝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召见康有为。
面圣前，康有为遇到了保举过他的当朝权臣荣禄。当荣禄问实行了一两百年的法如何说变就变时，康有为的回答是，杀一两个阻挠新政的二品以上的大臣，法就变了。（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这与他的“断发、易服、改元、迁都”的激进观点如出一辙。
据康有为回忆，光绪召见他的谈话共持续了2个半小时，皇帝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然而，这是光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他。后人的研究认为，康有为在接见时间上撒了谎，光绪与他的谈话时间不过一个小时（马勇：《晚清二十年》）。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光绪只是肯定了康有为的发言，但没有给他升官，只是把他从六品工部主事的职务调整为同样是六品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可见，光绪皇帝并没有重用康有为。
在变法的过程中，康有为一直向光绪售卖自己“大变、全变、骤变”的变法思想。朝野同意康有为“全面改革论”和“速成改革论”的只有他康有为一人。（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幻想中日合邦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建议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希望靠变法马上实现强国梦想。他最极致的表现是鼓吹“中日合邦”。戊戌年四月，康有为曾就“中日合邦”问题与日本政客矢野文雄开过讨论会（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仅如此，康有为还试图劝说光绪帝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主导变法。
当时的中国人对伊藤博文并不陌生。就在几年前，在日本首相任上，伊藤博文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签订了《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经此一役，中日国运逆转，日本凭借中国支付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几十年的政府财政收入）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则从此一蹶不振。
康党的“中日合邦”理论来自森本藤吉1893年写的《大东合邦论》。森本藤吉是长期在华活动的日本政客。日本后来出台的“中韩合邦”、“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也都来自森本藤吉的这套理论。
戊戌年七月，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的建议。所谓“借才”，指的是聘请东西各国名士参与新政并委以实权，首推伊藤博文；所谓联邦，本意是中日两国合并为一国，像德国那样形成合众国，只是奏折中表意有些含糊。据史学家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考证，此奏章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同时，康有为联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光绪鼓吹“中英合邦”、“中日英合邦”。（见张建伟：《温故戊戌年》）从康有为建议邀请西方名士主政改革看，这种合邦并非外交结盟，而是政治合并。如果说汪精卫是在日本人的诱降政策下，半推半就与日本人合作的，那么在汪精卫之前40年，康有为是主动与日本合作，推行类似后来“大东亚共荣”的政策。
康有为的卖国政策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极大不满。在这个节骨眼上，伊藤博文来访，康有为、光绪皇帝先后会见伊藤。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见郭霞：《伊藤博文访华与戊戌政变》）
利用伪诏募款
慈禧太后不支持变法后，光绪陷入不利处境。于是，他让杨锐带给“军机四卿”一封《密诏》，大意是，如今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希望他们不要违背太后的旨意，想办法保全皇帝。这封《密诏》里并没有提到康有为。
光绪另有一封《密诏》让林旭带给康有为，大意是，让他迅速离京。康有为将光绪给“军机四卿”的《密诏》篡改为皇帝说自己位置不保，希望谭嗣同等人设法相救。之后，康有为又命谭嗣同拿《密诏》夜访袁世凯，策划“围园杀后”阴谋。（见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最终，阴谋失败。这也是中学历史书上袁世凯的一大“污点”——出卖谭嗣同等君子。其实站在袁世凯的角度看，与他人谋反，刺杀领导人，这种要掉脑袋并且成功率不太高的事，实在没必要冒险去做。
戊戌政变爆发，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军机四卿”被抓。同时下令抓捕的还有康有为及他的弟弟康广仁。结果康有为因为提前到了天津，听闻政变失败立刻出逃而躲过一劫，只负责通风报信的康广仁则被抓捕。连同与康有为联系密切的杨深秀，一共六人，在被捕三天后押赴菜市口砍头，史称“戊戌六君子”。这一切，康有为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他坐上出逃的轮船时，心情颇为轻松。史书记载，康有为在烟台停留期间，逛了近处风光，在海边捡了贝壳，还买了六篓烟台苹果准备路上吃。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和王照流亡日本，继续政治活动。参与“围园杀后”阴谋的人中，只有康梁师徒尚且在世，其他人都已被杀。唯一可能泄露天机的是谭嗣同临死前写下的《狱中题壁》一诗。这首诗的原文是，“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诗中的“掷刀”与“公罪”透露了康党的“围园杀后”阴谋。到日本后，康有为授意，梁启超执笔，将诗改为“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改后的诗，留下了慷慨赴死的豪情，但抹去了政治阴谋的痕迹。（见黄健章：《戊戌变法史研究》）
从1898年到1913年，康有为流亡海外15年。他靠伪造的光绪《密诏》成立保皇会，号称有百万人参加。他俨然成了光绪皇帝在海外的钦差。他借此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获得了当地华人的大量捐款。
利用这些捐款，他开公司、办实业、炒股、炒房，甚至还在墨西哥炒过一段时间地皮。康有为公私不分，将大量款项用于“周游列国”。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康有为住豪华酒店，吃喝用度奢靡。
他甚至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据为己有。回国后，康有为广造精舍，在上海、青岛、杭州的花园别墅颐养天年。他一家老小十几口人，有几十位仆人伺候，包括印度仆人。他们家每年下来需要两万银元的花费。这些钱多来自康有为在海外靠保皇会筹到的救国款项。（见李从吾：《康有为：虚伪丑陋的圣人》）
人是复杂的动物，这一点在康有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满腹诗书，却抄袭他人著作；宣扬仁义道德，却大肆聚敛海外华人财富；宣扬一夫一妻，一生却娶过六个妻子；一生宣称忠于光绪，却拿着伪造的光绪诏书欺骗他人，并间接造成了光绪的悲惨结局；力图变法报国，却把本来支持变法的慈禧推向了反对变法的一边。
康有为身上反映出来的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是士大夫情怀与商业社会影响交织的通病。一百年来，留在世人心中的康有为，是神化了的政治符号，是近代以来中国弱国心态下造神运动的自然结果。严格地说，康有为“封圣”，不是康有为骗了当代人，而是当代人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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