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吴晗著《朱元璋传》提意见：不要写得那么坏
核心提示：毛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朱元璋 资料图
写作为解燃眉之急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约请，仅以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的历史通俗介绍小册子。编写这册书的目的，与作者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因来回路费弄得几乎倾家荡产;家乡沦陷，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而此时物价又天天上涨。实在没有法子支持下去时，友人来约稿，报酬不低，有一万元，吴晗欣然同意了。这笔钱先拿到手三千，吴晗立即寄两千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一千元，做了妻子的医疗费。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写作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地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正是出于对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因素的考虑，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书稿。这本小册子先后印成两个本子：一为《由僧钵到皇权》，一为《明太祖》。多出一次，稿酬可多得一些，这是当时无可回避的现实。
《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吴晗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示了朱元璋大量诛杀臣属的情形。吴晗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批判。他还揭示了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国家的治理进行比照。
《由僧钵到皇权》写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当时资料匮乏，有些基本的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等书也找不到，只好利用些更普通的书籍。幸好吴晗作为专家，素有积存卡片的习惯，有一些重要资料还零星记在上面;更主要的，吴晗对明史相当熟悉，这使他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不失阅读兴味的小册子。尽管如此，吴晗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久，他就对此书表示不满了。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况下，他决定重写此书。1946年，清华大学迁返北平，第二年，吴晗便开始了对《由僧钵到皇权》的全面改造。由于资料比之前要丰富，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与前书区别，修订本使用了《朱元璋传》的书名。
毛泽东质疑“彭和尚”的结局
毛泽东与吴晗开始发生联系，正是因为《朱元璋传》的修订本。1948年8月，此书初稿写定。就在这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进入解放区。对于文化人而言，著述也许是最为自珍的，所以《朱元璋传》原稿也随身携带。当年11月，吴晗来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博览群书之人，会见中，他大约询问起吴晗这位明史专家的著述，吴晗便将这部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当全国即将解放，千军万马在前线激战正酣之际，领袖却在百忙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有了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给吴晗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显然，这次约谈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至于他在1950年2月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里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那么，毛泽东指出的“彭和尚”是怎么一回事呢？彭和尚是元末民间组织弥勒教的首领彭莹玉。此人借传教组织力量拉起起义队伍，成为首领。但起义成功后，他便没了下落，史料上的记载也不多见。当时的吴晗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也认为是应社会一时之需。他曾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所以，他认为彭莹玉和尚是“功成身退”了，在他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传》一书中，对“彭和尚”的结局，吴晗发出这样的赞叹：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对吴晗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毛泽东还判断：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这对史料阅读搜寻精细的吴晗，显然有很深的触动。在退回《朱元璋传》原稿时，毛泽东还特地给吴晗附上一函，除去肯定书的优长，还从整体上谈了对该书存在问题的阅读感受：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原信末的附言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故此信应是胡乔木带去的。虽然毛泽东提出建议，但大约当时工作匆促，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次年四月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朱元璋……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由于吴晗追求进步，早早进入解放区，并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约见，几个月后，他便与钱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行接管。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的他，大约是难返书斋，过他先前向往的那种读书生活了。1950年初，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检讨，写出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此文除去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求学以及做学问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外，对毛泽东指正的这部《朱元璋传》中的具体问题，也在思想上做了检讨：
我和（闻）一多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作宣传、组织工作，是西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叹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其实，吴晗的这些看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致都有的，似乎也算不得什么过错，但在当时如摧枯拉朽的迅疾形势中，这些想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吴晗走到这一步，除去性情因素，也是时潮推衍所致。
对于毛泽东当时对“彭和尚”结局的推断，这篇文章也有了回应：“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史料来说明为什么当时他会离开起义根据地。”当然，吴晗并没有把话说得绝对，结尾的一句表明他还存有疑点。
如此看来，这部《朱元璋传》就有按照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吴晗遵嘱开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在这段时间，吴晗一面紧张工作，一面思考。他并未立即开始动手修改《朱元璋传》，而是“蹉跎了五年”，到1954年4月，他才下定决心挤出时间，按当时的思路和对指示的领会，开始重写《朱元璋传》。
这是第三次修改书稿了，因为事务繁忙，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才将全书完成。现在已迈入新社会，新思想、新风尚，叫深受旧时代和学问熏陶的吴晗没有信心起来。所以，这次修改稿并没有正式出版，而是油印了一百多本，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以听取意见。赠阅名单中，毛泽东当然位列其中。当时反馈回来的意见，多和当时的时代风潮相关。尽管旧学人并不多么熟悉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乃至阶级斗争这些概念，但仍指出这个本子用这些观念来分析注意不够。对此书分量最重的意见来自毛泽东，毛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这，也许是吴晗始料未及的。
从前面的陈述看，吴晗当初写这部书，除经济原因外，政治上是为“影射蒋介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对朱元璋的描写，怎么会好得起来？何况朱元璋后来诛杀大臣，祸害百姓，用锦衣卫的特务手段制造社会恐怖，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正史、野史均有充分记载，这也是吴晗当初选他出来作为反面人物，以讽喻时世的基点。可眼下领导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建议，几乎有着对《朱元璋传》动摇根本，伤筋动骨的味道。
历史学家对史德的坚守
以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眼光分析不够，再加上这条被吴晗概括为“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的意见，让吴晗很是为难。以他当时的思想观念，以他所受的严格的历史学研究训练，一下子要将这些意见建议消化、吃透并立马改正过来，显然难度太大。
史料方面，此书运用大约已经很充分了，现在主要是思想、角度，即如何看待和运用这些史料的问题，这的确煞费周章。所以，吴晗比前次更难着手。因此，等到下决心修改《朱元璋传》时，已是再度“蹉跎”了9年之后的1964年。
1964年2月，生病休假中的吴晗开始了对该书的第四次改写。因为时间充裕一些，每天都可以动笔，经过两个多月，《朱元璋传》终于定下稿来。此番能够定稿，一是各方意见尤其毛泽东的意见征求到了;此外，如吴晗所说：“经过九年来的学习，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别关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学习得比较用心一些，也写了一些文章。同时，还有不少读者写信来问《朱元璋传》早已绝版了，何时可以重版？为了纠正在读者中曾经散布的错误论点，还给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在定稿的“自序”中，吴晗还谈到了重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具体人物的叙述，了解这个人物所处的时代;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总结，提供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尺度……”
那么，这个定本与先前的本子相较，有哪些明显的修改呢？在《由僧钵到皇权》这个小册子里，吴晗对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蓝玉等冤案作了详细的揭露;记录了他以此诛杀的臣属就达五万人之众，以致“杀得全国寒心，出现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此次改定本中，虽仍存留下被杀的重要大臣名单，及其被他滥杀的大致人数（十多万人），却对朱元璋作了一番“矛盾分析”：“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的因素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发展，冲突日益严重，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吴晗还勉强辩解：“他用流血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尽管如此，读《朱元璋传》，内中展示的随意诛杀官员乃至百姓的作为，仍让人触目惊心。这一点，吴晗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德。
对于毛泽东要把朱元璋“写得好点”的建议，吴晗虽然作了小幅调整，但整体读来，仍很难得出“朱元璋是个好皇帝”的结论。只是在结尾总体评价时，吴晗才运用当时人们熟悉的两分法，将朱元璋作了一番肯定：
最后定论：
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
1965年2月，这本吴晗费了很大心力的《朱元璋传》，终于再次由先前出版该书的三联书店印出，可时间距前次出版，已过了十多个年头。对于素称“快手”的吴晗，这内中的意味，颇难一一道明。
该书出版后，由于文笔生动简练、史料扎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毛泽东也表示了赞许。在文化方面总要借势充当内行的江青，1965年时却说吴晗出版《朱元璋传》是为了赚稿费，为了扬名，还扬言要批判此书。一本书，不从内容、形式上去分析，而从外在的钱和名上指指点点，这说轻点是无知，说重些未免有朱元璋的流氓霸气。
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在历史转变之际相遇合，注定这部史著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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