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外孙：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吃饱过|首发文史博览

Original 2016-09-25 周海滨 周海滨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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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有姿态地说』

『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然而，通过孙儿们深情的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三年自然灾害，爷爷种菜补定量不足

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妈妈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为了让妈妈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对妈妈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

爷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孙，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叫他'爷爷'。虽然现在有些文章中给改成'外公'了，但我们一直按习惯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我叫朱老总“姥爷”，爷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我小时侯很讨爷爷喜欢，他走到哪儿总愿意带着我。疼归疼，爱归爱，爷爷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要求。我渐渐长大后，爷爷循循善诱地告诫我：“你可不要成为滑头滑脑的'小泥鳅'！”

爷爷对晚辈是非常关心的，很少对晚辈发脾气。他都是用很温和的话来告诫我们。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差一些，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要重考。爷爷就对我说：“看来你没用心在学习上。”我说：“我就差一分。”爷爷说：“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你不认真，就会办什么事都不认真。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知识和人才的。你在学知识上不用心，不按照毛主席又红又专的要求去办，这可不行。”但他没有对我发脾气。

我和弟弟刘康在爷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几乎与两位老人形影不离。我们上学之前，爷爷已经退居二线。他用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除台湾、西藏、宁夏，他几乎走遍所有的省区和直辖市，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当爷爷和康克清奶奶外出视察访问时，人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伴随其间，这个小男孩不是我，就是我的弟弟刘康。

爷爷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图报的厚道兄长。当年他能读到书，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供他读书的费用。解放后，爷爷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由秘书负责保管），但因为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一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爷爷自1955年授元帅军衔以来，却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爷爷去世，他拿的工资仍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有400多元，这已是中国行政工作人员最高的薪水标准了。这笔不能算少的钱光爷爷自己用，是足够的，可是因为家里人多爷爷从来没有宽裕过。

在爷爷家，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有了荤腥。爷爷年纪大了，厨师想方设法单独给他老人家做一道油水多一点的营养菜。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爷爷也自报了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绝大多数男性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有粮票才能买粮食，所以家中就立了一个规矩，凡休息日回家吃饭，每人都要交粮票，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国家取消票证制度才结束。

爷爷把自己的定量缩减到26斤，在副食品匮乏而且全部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个定量标准就是爷爷一个人吃都不算宽裕，更何况家里还有二十来口人，又都是年轻人。但爷爷却胸有成竹。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已成为他长期的习惯。艰苦的生活，锻炼了爷爷识别野菜的本领，长征中他还教会了很多指战员如何识别野菜，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保留了革命的种子。

困难时期，爷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孙辈们，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茄子、白菜、辣椒这些都种过。爷爷还很会用地，中间种些什么，边上种些什么。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还带领我们采摘野菜，如荠菜、苦菜、榆钱叶等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

爷爷是种菜高手。在历次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北京，他都亲自开荒种菜，他还亲自纺线织布。每周休息日时采摘鲜菜后，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会餐”。

我当兵了，爷爷说“不要变成'兵油子'”

早在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法战争时，爷爷就是靖国军少将旅长，38年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当年，爷爷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时，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问他：“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爷爷的回答简短而干脆：“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我在爷爷的影响下，1970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新兵。

1971年底，部队领导考虑到爷爷年岁大了，派我回北京出公差，顺便看看爷爷，并代表部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问候。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临走时，部队首长--爷爷战争年代的老部下让我给爷爷带了点礼物：两瓶汾酒，两瓶老陈醋，还有一些小米。我没有多想就带回了北京，送到爷爷家。一见爷爷，我立刻行了一个军礼，爷爷惊喜地说：“我们的娃娃兵回来了！”当看到我带回的东西后，爷爷、奶奶就不高兴了，问清了情况并严肃地批评了我，告诫我他们从不收礼。但最终为了不伤害部队领导的好意，爷爷奶奶没有让我退回部队领导带来的礼物。在我回部队时，爷爷一定让我把钱捎回去，并要求我把购物发票邮回来交给他们，以防我从中作弊。

爷爷当了一辈子军人，最关心部队的情况。战士们在想什么？吃的怎么样？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有没有沾战士的便宜……我把在部队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爷爷嘱咐我说，要成为一名好战士，不要变成“兵油子”。爷爷说的“兵油子”是指那些国民党老兵，打起仗来，枪口提高一寸，领起赏来，胳膊伸的最长。爷爷常告诫我，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他还说，当兵一定要从普通战士当起，和战士一起，和基层干部一起，又经过机关，再走上领导岗位，你看问题就更全面了。提干后，我每次回家探亲，爷爷总是倾听我这个小排长的汇报。他说：“部队打仗是靠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是靠官兵一致。”爷爷亲历了旧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这是他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得出的真谛。

存放德国巨款为国买书

1922年，爷爷到德国留学之前，已经是战功赫赫的护国名将。护法战争失败后，军阀混战。在茫茫黑夜中，爷爷感到迷惘。“五四”运动的爆发，使爷爷看到中国光明的前途，他断然放弃了高官厚禄，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上海，在闸北找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爷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没有答应爷爷的入党要求。他的冷淡态度使爷爷感到非常痛心，但是爷爷要求入党的决心没变，他坚定的表示：我一定要成为共产党员。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 …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我会成为共产党员的！爷爷决定到马科斯的故乡去学习寻找革命的真理。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爷爷学习社会科学和哲学，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共同的革命意志使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经由周恩来爷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抛弃过去的一切，爷爷重新走上一条艰苦卓绝的，但是充满光明的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89岁高龄的爷爷又一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勉励自己，激励后人，他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他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普通人，脚踏实地工作。

爷爷逝世之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物，他把节余的工资都交了党费。爷爷生前多次特别谈到接班人的问题，要我们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多接触群众，要接班不要接官。

爷爷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那是史沫特莱写爷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稿费。史沫特莱1950年逝世前，曾经留下遗嘱，要将稿费转交给爷爷。国外有关机构按照死者的遗嘱办理了稿费转交事宜，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爷爷知道这件事情后，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将她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且在墓碑上题了字。以后他对稿费没有再去过问提及。1958年2月，爷爷接到中国驻德国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大使馆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书籍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

中南海里闻名的兰花“先生”

爷爷一生都非常喜欢兰花留下了不少吟诵兰花的诗句。因为种养兰花而成为中南海闻名的兰花“先生”。当他在南方视察时，只要有机会爬山就会去寻兰花。

很多照片都记录了他整理兰花的情景。他经常到中南海的花圃里，一蹲就是半天。四川的夏蕙、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类和无锡的各种春兰，大约有千余种兰花在温暖的花房里争奇斗艳。爷爷沉浸在万花丛中，这或许是他最为舒心的时刻。

爷爷喜好兰花可有历史了，他20岁左右从军云南时，非常喜爱一种开着白色花朵的野兰花。每到春夏交际，这种野兰花漫山遍野，清风吹过来，阵阵芳香袭人，特别招人喜爱。因为经常作战，流动大，不能种花，他就用瓶子养着采来的野花。再后来，他提升当官了，就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在山里采集野兰花，移植到他各种简易可携带的“花盆“中。时间一长，他认识了许多兰花，能准确地辨别它们的品种。

1928年，爷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他又一次在井冈山上看见了久违的野兰花，并且记住了井冈山生长兰花的主要地点。相隔30年，爷爷到井冈山地区视察工作，仍然记得当年井冈山的野兰花。他利用空闲时间，爬上山找到野兰花生长地，将花移植到瓦盆里，带下山，带进了中南海的花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的中山公园开始养育兰花。爷爷知道这事后，一天坐车突然来到中山公园的花圃，一边参观兰花，一边和栽培兰花的园丁们聊天，将自己多年养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以后遇到有什么新品种，或是有什么花展，公园总是第一个告诉爷爷，爷爷有什么新品种的兰花也经常带去给中山公园管养。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爷爷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山公园看望他的兰花。一进花圃，看见熟悉的兰花，好像看见久别的老朋友，眼眶都湿了。

爷爷长期患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所以要少食多餐。冬天我们经常和厨师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滕干。爷爷饿了的时候就拿点干馒头片吃。

爷爷喜欢吃四川泡菜和回锅肉，但是后来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的很严格，每顿基本上都是保健菜，过瘾的菜都不让他吃，爷爷这个简单的要求就也被“剥夺”了。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来看爷爷，到饭点了，奶奶留他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廖公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肉”。其实，廖公和爷爷一样，都被医生管着，在家里又被夫人监督着，和猪肉无缘。爷爷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奶奶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爷爷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我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这以后，“吃肉的”成了对我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每次我回家，保准会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词。吃饭的时候，爷爷边吃自己的边看着回锅肉，自己一点也不能吃。奶奶就得老打岔，引开爷爷的注意力。我在饭桌上看到爷爷实在想吃，就偷偷夹一块放到爷爷的嘴里面。

爷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奶奶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