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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弗伐口述:父亲冯玉祥之死,仍是谜团

2016-09-29 周海滨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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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有姿态地说』


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原委员,著名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冯玉祥先生的次女冯弗伐同志,因病于2009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

作者 冯弗伐 口述 承彬 整理 

文章来源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9期《纵横》


父亲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青县的贫苦农家,清末入淮军当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与组织滦州起义。入民国后,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政府。1926年9月五原誓师,响应北伐。1933年5月,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全身心投入抗日斗争。他一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抗战胜利后,他在美国发表著名的“反对美国援蒋内战”的演讲。父亲多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党的帮助下,最后转变为民主斗士和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共产党真挚的朋友。


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女儿,生于1913年,今年已95岁了。几十年来,父亲那高大伟岸的身躯,慈祥凝重的神情,在我的脑海中时时涌现,使我永难忘怀!


「钦敬孙中山」


父亲自幼饱经困苦,13岁即正式入伍当兵,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民国肇始,军阀混战不已,民不聊生的现象毫无改观。在苦苦找寻救国良方的过程中,是孙中山先生给他以亲切的指导、帮助,使他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


父亲一生中最敬仰的人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他就从革命党人那里了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早在1920年,孙中山先生就开始派人与父亲联系。他曾派人专门向父亲宣传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还派孔庸之先生给父亲送来他自己手书的《建国大纲》。1924年10月,父亲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吴佩孚赶下台,即马上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还请马伯援先生为代表,持亲笔信专程去广东迎孙中山先生北上。


孙中山高度评价父亲的革命行动。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由于交通不便及种种其他原因,加之旧病复发,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已是12月31日。这时北方政局已发生激烈复杂的变化。父亲为顾全大局,已辞职去张家口。他让我继母李德全夫人为代表持亲笔信前去谒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送给父亲6000册《三民主义》、1000册《建国大纲》、1000册《建国方略》。父亲将书分发全军各部,开设三民主义课,规定全军干部定时学习。他还亲自主持高层干部学习,父亲也“自承为一党外的孙中山主义信徒”。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父亲闻讯放声痛哭,命令全军戴孝、哀悼七日。他令在京的鹿钟麟将军负责整个丧事的保护守卫,称“国民军部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部队”。父亲还派人送去一万大洋,以补丧事之需。


事后,父亲曾动情地说:“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常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现在一代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岂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在以后的多年里,父亲一直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奉为自己的信仰和行动指南。多年来对孙先生的思念有增无减。他一直珍藏着孙中山先生的手书《建国大纲》。后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表示希望由她来保存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父亲即慨然应允,将其送交孙夫人了。


1948年1月,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父亲和李济深等一些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在香港召开,父亲被选为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父亲因在美国,未能出席)。他在美国积极地开展了向国民党反动派暴政的斗争,为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痛悼李大钊」


父亲最早结识和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即是李大钊先生。父亲对李先生十分尊敬、信赖,对李先生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十分佩服。


李先生在1924年初参加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时,从孙中山先生那里了解到父亲的近况。到北京后即与我父亲亲切会面,做了一次十分深入的长谈。这次谈话,使父亲对中国革命形势,对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对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使他的思想为之一振。事后父亲评价这次谈话是:“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接着李先生和徐季龙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父亲联合孙岳、胡景翼两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李大钊先生有着密切关系。父亲在以后的几项重大抉择中,都采纳了李大钊先生代表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议。如1925年决定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联合郭松龄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出师北伐的军事策略等。


李大钊先生调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国民军工作,还帮助国民军办了两个机关报。李先生还促成了苏联对国民军的军事援助。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派兵包围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先生等80余名革命同志。因当时战乱造成邮传不便,父亲闻讯较晚,他得知此讯,当即发出营救通电,以罕有的强硬态度谴责帝国主义及张作霖,并愤怒表示“苟张作霖一味残暴成性,胆敢危害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同志之生命,则本总司令实逼此处,亦唯有采取无可奈何之报复主义,而后以张作霖之残酷手段还诸奉方人员……”


1927年5月6日,父亲在潼关方得知李大钊先生早在4月28日已被残酷杀害,不禁放声大哭,悲愤不已。他令全军将士戴孝,各级部队、机关、团体均召开追悼大会。


父亲在悼文中,高度赞扬、评价李先生革命的一生,无比愤怒地声讨和揭露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的暴行,他坚定地表示:“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


父亲还在高级干部举行的大会上含泪诵读了自己所作的悼诗。诗中说道:“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继死者之志向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这首诗后来刻成石碑,现保存在潼关文化馆。


想起李先生,还有一件令我十分懊憾的事。记得1927年,赵亦云先生(摄影师)送给我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与李大钊先生在北京温泉的合影,照片中的李先生穿着长袍,架一副黑边眼镜。赵先生对我说,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要我一定收存好。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最终还是没躲过“文革”这场劫难,被红卫兵烧毁了。


「结交共产党人」


父亲一生中,交了很多共产党员的朋友,多次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秘密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父亲与吉鸿昌、方振武两将军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中有300多名骨干分子都是中共党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这支成分复杂的、各不相属的部队很快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抗日力量,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期,父亲与中共的联系日趋密切,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父亲始终采取与中共坦诚合作的态度,他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记得在抗战时期的武汉,父亲办了一家印刷厂,名叫“三户印刷厂”,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父亲还指示该厂印刷了《论持久战》和《列宁全集》等革命书籍。

这时的父亲,已坚定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决心。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总有共产党员。父亲依此与党保持直接联系,不断了解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工作重点,以便配合工作。这一时期,父亲勇敢地进行了揭露和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的卖国活动,阻止和反对国民党右派搞反共摩擦,支持抗日敌后游击战以及营救遭迫害、关押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说到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想起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父亲在泰山时期,听部下讲有一位中共党员遭到通缉,夫妇二人住在泰安城一位医生家里,处境十分危险。父亲当即派人接他们夫妇二人上山,安置在“三阳观”。这位共产党员就是刘思慕先生,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做地下工作,因秘密获取了蒋介石的机密电报,被下令全国通缉。刘思慕在泰山一直受到父亲保护,父亲还请他教英文。后来,国民党特务侦察到刘在泰山,欲上山动武,被当地驻军阻拦。父亲又给刘先生安置了另一住处,不久也走露了风声。情况十分危险,父亲征询了刘的意见,派李连海护送他们到烟台,转乘轮船去了日本。在以后的几年,父亲一直给他们寄赠生活费,直到抗战爆发。刘先生解放后在社科院工作,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曾著文忆述此事。


1936年11月23日,发生了“七君子事件”,父亲积极参与营救,他两次急电时在洛阳的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父亲又与于右任先生发起十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后因“西安事变”发生而停止。以后父亲一直不断要求蒋履行诺言,直到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


父亲还参与了营救廖承志先生的活动。1942年共产党员廖承志被捕,应何香凝女士的恳请,父亲当即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其他如浦化人、张申府、楼适夷、张公干、周茂藩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遭迫害逮捕时,父亲都曾直接出面营救。


父亲还曾经营救过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在1942年再次来中国,不久在广西被捕。周恩来得到消息,马上找我父亲设法营救。父亲与苏联顾问团的人商定了营救方案,即约李宗仁一齐去见蒋介石。父亲对蒋说:“胡志明是法国共产党,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逮捕他们?”父亲又说:“越南支持我们抗战,如果把支持我们的国际友人当敌人,我们的抗战是真的还是假的?”李宗仁先生接着说:“为什么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边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无言以对,当面答应释放胡志明。事后听说张发奎也要求释放胡。这样,蒋在拖了一段时间后,终于释放了胡志明。


父亲营救胡志明的义举,得到越南党和人民的赞扬,后来,胡的老战友黄文欢还写了“冯玉祥其人如玉”的汉字条幅以表赞誉。


正是因为父亲的影响,他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后来都采取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人民军队。如董振堂、赵博生两将军举行“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加入了共产党;高树勋将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位在内战前线起义,加入人民军队的国民党将领;在淮海战役前期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则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父亲的部属中,不少人明里暗里支持或帮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是众所周知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邀到习仲勋先生家中做客,习老回忆起当年父亲的旧部对刘志丹和他共同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帮助,其中讲到,部队有一个时期物资、军需匮乏,有一天忽见刘志丹同志在西北军中结识的杨慕时先生(字斌甫,父亲的老部下)带人送来了粮食、马匹和布匹,解了部队燃眉之急,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抗战奔走」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斗和工作中。有几件事我记忆犹新。


卢沟桥战斗打响后,突然有消息传来,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和我的哥哥冯洪国均在前线为国捐躯!父亲及全家顿时陷入悲愤之中。但失去多年的战友、部下,失去自己的长子,并没有挫伤他的抗敌心志,他于悲愤中写了《哭佟、赵两将军》诗及《悼儿》诗。在《悼儿》诗中说:

儿在河北,父在河南;抗日救国,责任一般。

谁先死了,谁先心安;牺牲小我,求民族大全。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国家,才对得起祖先。


此诗以通俗语句表达了父亲的失子之痛,又坚定地表现出父亲为国家为民族视死如归的精神!


后来得知,哥哥并没有牺牲,仍在前线战斗!原来,全面抗战序幕拉开后,全国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父亲历来力主武装抗敌,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入骨,放出这个谣言,是为刺激父亲,也是对中国高层主战人士的心理进攻!但是这种做法适得其反,父亲的抗战意识更加坚定了。


整个抗战过程中,日军从未停止过对父亲的袭击。据我所知,专对他的空袭就有4次。一次在苏州,两次在武汉,另一次在父亲检阅湘、黔、川部队的行车途中。其中第二次是我与父亲亲历的,印象极深。


那是1938年4月,我家住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有一天突然响起警报,父亲便带我们躲进防空洞。那时的防空洞极简陋,就是在院墙边用圆木搭成木房,顶上和四边抹上泥培上土。我们刚入洞,就听到远处传来敌机轰鸣声,我看到远处形状像雪茄的炸弹,颗颗落下,爆炸声震得我们双耳欲聋,洞顶上灰土下落。大家恐惶不安时,我发现父亲平时严肃凝重的面孔,此时反而显得和蔼慈祥起来。父亲轻松地说:“这是无目标地乱投,离这里很远,不要怕!”但是飞机的轰鸣声更大了,炸弹就落在洞边,震得大地都在颤抖,父亲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平静地说:“不要怕,不要怕,已是尾声了。”其实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次空袭,敌机绝对是有的放矢,很可能是冲他而来的。而身经百战的他更清楚,这种防空洞只不过挡一挡飞过来的弹片。


空袭后的第二天,敌人电台竟播出:“冯玉祥已在昨天被炸身亡!”可见敌人是得到情报,有目的而来的。父亲在空袭中那种临危不惧、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精神、气质,使我终生难忘!日军的这些袭击不但没使父亲退缩,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不顾危险,到湘、黔、川等地检阅军队,鼓舞士气。武汉失守后,父亲从衡阳连夜赶到长沙,劝说蒋介石坚定信心,抗战到底。蒋随后让父亲在长沙电台发表了坚持抗战的广播讲话,算是蒋表示已听从父亲的意见,继续抗战。父亲不久又为督练新兵,专门制定了《国仇问答十条》的教材。


父亲在大敌当前时,号召举国上下团结抗战,他同样积极支持、鼓励子女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在武汉时,邓颖超和李德全两位女界名人呼吁各党派各社团联合起来,共同救助战乱中流离失所、饱受困苦的儿童。她们提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得到了妇女界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保育会很快成立,宋美龄担任了理事长。我参加了这项工作。


保育会开展活动的最大困难是资金奇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募捐。父亲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工作。


当时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父亲,每天要接待多位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我与父亲商定,凡登门拜访的客人,先由我出面接待,向客人宣传保育会的工作,然后当场请客人签字、认捐。有时有的客人不肯认捐或想讨价还价,这时父亲就会适时地从里边走出来,先在客厅门口咳嗽一声,客人闻听后都会迅速接笔签字、认捐。


父亲平时一贯教育我们要有志气,要时刻想着国家、民众。在泰山时,他亲笔给我写了“爱国学良玉,服务法南丁”的条幅,鼓励我要献身国家,服务民众。


「父亲遇难」


1946年,父亲作为“水利考察专使”,赴美考察水利。父亲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父亲分析反动派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到美国,是想呼吁和平,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正如李济深先生劝我父亲出国时所言:“民主派有人在国外是最好的!”二是父亲确有考察美国水利,以为中国发展水利借鉴的动机。


1948年7月31日,父亲带领在美家人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踏上归国的航程。这是父亲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后,应中共的邀请归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


1948年9月1日,轮船行驶在黑海海面时,船上突起大火,父亲不幸遇难!


我在北平闻此噩耗,万分悲痛!父亲那慈祥刚毅的面孔、亲切而深情的教诲,永远印记在脑中,铭记在心窝里!


关于父亲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怒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


到底是一起什么性质的灾难?现在实难做出定论。记起继母李德全夫人向我们讲过父亲在舱道窒息后,被抬到甲板上,已不省人事,但他的面颊上有一块以往从没有过的灰色圆形痕迹!


「永远的怀念」


父亲逝世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均发来唁电。在父亲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送来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周恩来的挽词是:“纪念冯玉祥将军的最好办法是坚决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朱德的挽词是:“焕章将军千古:为民主而牺牲。”1953年国家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泰山。


60年来,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改革开放后,父亲的事迹和著作传扬得更广泛了。在1982 年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我们全家人,他深情地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很长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乌兰夫副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冯玉祥将军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父亲逝世的60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父亲必定是含笑于九泉了!



冯弗伐  :“儿童保育会的大功臣”

作者 杨万里


在北京西城靠近中南海的一座幽静的四合院中,居住着一位已96岁高龄的老人。她曾任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和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第二个女儿冯弗伐女士。她曾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邓颖超说:“冯弗伐委员是儿童保育会的大功臣!”




1926年,年仅13岁的冯弗伐与哥哥冯洪国,姐姐冯弗能一同随父亲访问苏联莫斯科。父亲将冯洪国、冯弗能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弗伐因年龄太小,不能入大学,父亲便将她送到莫斯科一家飞机制造厂半工半读。约在1928年初,冯弗伐回国,在北平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1929年春,又被父亲送到德国学习。1935年,冯弗伐从德国魏玛的国家工程学院机械专业毕业,回到祖国与父亲团聚。随后又进入同济大学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冯弗伐被父亲接回武汉家中。   


「加入儿童保育会」


1938年初,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众多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倡议,希望社会各界抢救在战火中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难童。周恩来同志亲自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玉祥家中造访,希望冯将军支持救助难童的工作,并请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出面主持此项工作。冯氏夫妇表示完全赞同。后来,邓颖超、安娥再次到冯将军家,商谈此事。不久,救助难童的筹委会成立了,李德全女士出任该会主席。邓颖超又托人持函面见宋美龄女士,敦请她领导保育难童的工作。宋氏亦表示同意。


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界限路圣罗易女子中学举行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主持全面工作。保育会下设六委一处,其中经济委员会由李德全亲兼主任,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女士为副主任。该委员会设有征募部,负责募捐工作。当时冯玉祥亲笔写下了开幕贺诗,诗中说:“战时儿童,大家保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力全出,爱国行为方彻底。战时儿童,大家保育,任务伟大,贵在妇女,前方军民,对其子女免惦记……”


保育会成立后,首要的事就是解决救助儿童的经费问题。政府确实无力全部承担。因此除各机关支持一些外,向社会募捐,就成为保育会的主要经费来源。当时保育会的安娥女士(田汉夫人),常去冯家找李德全夫人,不久就结识了冯弗伐,并郑重地向李德全建议:请冯弗伐参加保育会参加募捐!后来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商议后,同意了。   


「积极为保育会募捐」


冯弗伐在父亲的支持下,主动参加了为保育会募捐的工作。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副委员长就是冯玉祥。冯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经常有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商会人士以及昔日的老朋友、老部下来拜访他。这就为冯弗伐提供了募捐的好机会。她与父亲商议出一套募捐的巧妙方法。做法是:今后,凡事先约定来拜访或谒见冯将军的客人,先由冯弗伐了解清楚来客的身份,与征募部商议后,随即写好向他们募捐款项的数目。客人来时,一律先由冯弗伐在客厅门口接待,客人到后,冯弗伐即上前致候,接着话题一转,马上宣传保育会的宗旨,动员客人捐款。


许多来客深明救助儿童工作之大义,慨允捐款,主动提笔认捐。当然也有人借口困难不想捐,或者尽量少捐。冯弗伐每逢此时,必不放过,尤其对那种吝啬的有钱人,坚持软磨硬泡,在讨价还价的关键时刻,冯玉祥就会适时地出现,他迈着大步,在快到房门时,总是先咳嗽一声,客人们对这声咳嗽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们知道冯先生到了!为怕在冯玉祥面前失面子、难堪,就都匆匆提笔认捐了。


冯弗伐很清楚地记得,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募捐的有趣经过:冯弗伐先让父亲的秘书给何应钦的秘书拨通电话,说明“冯副委员长的女儿冯弗伐要亲自到府上拜访!”冯玉祥从来不准家中人称自己的儿子、女儿为少爷、小姐。故秘书直言是冯的二女儿。何的秘书一听,不敢怠慢,赶忙请何应钦亲自接电话。何知道冯的二女儿在保育会负责募捐,就在电话中说:“请转告冯女士,给保育会的捐款,我一定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冯弗伐并不就此罢休,接过电话,表示谢意后,即追问捐款数目。何说出捐款数目,冯弗伐马上说:“您说的钱数,不够募捐委员会给您定好的数目”;然后再三说明保育会的困难,为难童恳求救助。而且还果断地说:“改天登门取款。”何应钦早闻冯弗伐苏、德两国留学,见过大世面,聪明能干口才又好。当然知道冯弗伐来后不好对付,只好答应募捐委员会预定的数目,约定随后送来。不久,何果然派人将捐款如数送到了。对其他军政大员如陈诚、曹浩森等人,冯弗伐也以这种方法完成了募捐任务。


有时,冯弗伐也亲自登门募捐。不过,那一般都是先谈妥后,上门取款,同时也有拜望的意思。这样的人士,多是冯玉祥的老朋友、老部下。例如,冯弗伐曾亲自到霞飞将军道上的一幢小楼里,拜望宋哲元将军。宋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又是在抗战前线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自是十分支持保育会。冯弗伐清楚地记得宋哲元当时身体不好,但仍热情接待她,而且主动按预定数目拿出捐款。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过之翰、谷良友等也都向保育会捐了款。


冯弗伐为保育会募捐,可谓不遗余力。她不但向社会人士捐款,还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征募。更有意思的是,她也不放过向父亲本人募捐的机会。她常在父亲心情好又闲暇无事时,凑到他身边,先替他研好墨、拿好笔,然后笑咪咪地递上捐款册,直到父亲写上满意的数目才离开。冯家的子女,亲属也向保育会捐了款。   


「亲自交送捐款」


冯弗伐还担当起亲自交送捐款的工作。每隔几天,她把捐款和账册一份份捆好,送交保育会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过目后,用粗布单包裹严实,自己亲自送到保育会总会所在地汉口黄陂路女青年会邓颖超处。每次送款,冯弗伐都是十分紧张的。从家门到长江边,冯将军派车送。上了渡船,就只有冯弗伐一个人了。她把包袱放在两腿间,坐在舱内,保持高度警惕。风平浪静时,她索性站在甲板上,而两脚间就是包袱,寸步不离!当时她穿着蓝布旗袍和球鞋,一位普通女学生的打扮,谁会想到她的粗布包袱内会有上万元的巨款。


下了渡船,冯弗伐就一人抱着包袱,坐上黄包车,径直奔向黄陂路女青年会。每次到达女青年会,邓颖超、张霭真等人看到冯弗伐,都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对她表示热烈的欢迎。看到大宗的捐款,大家都为冯弗伐取得的又一次成功欢呼及庆贺!


随着战局的恶化,日军的前锋已逼临武汉,大战在即,保育会决定西迁四川。冯弗伐与其他工作人员一道紧张的参加了迁会工作,她要与大家一齐奔向四川。船票已经买好,行李已运到车站。冯弗伐和大家上了车。车还没有开动时,突然有人对她说,家中打来电话:冯将军生病了,要她马上回家。冯弗伐不明内中缘由,匆匆赶回家中。后来才知,父亲为她物色了一位有才华的青年军官,希望两人结为终身伴侣。此事已先与邓颖超等人暗中说明。冯弗伐回到家中,尊照父母的安排,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她离开了保育会。 但冯弗伐始终惦念着保育会,惦记着难童,直至新中国成立。


「冯玉祥的婚姻与家庭」


冯玉祥有过两次婚姻。1905年,冯玉祥与刘德贞结为夫妇,二人共育有两男三女共5个孩子:长子冯洪国、次子冯洪志、长女冯弗能、次女冯弗伐、三女冯弗矜。冯洪国曾与张自忠、吉鸿昌等一道抗日;冯洪志与蒋经国是留苏同学,后为美籍科学家。刘德贞与冯玉祥共同生活近20年,勤俭朴素,从无半点官太太的架子。平日里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出门从不坐轿。因此,被人们称为"平民夫人"。


1923年秋,刘德贞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冯玉祥中年丧妻,身边带有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急需重新组织家庭,尤希望有个基督徒贤内助相夫教子。不久,他与贝满女中教师、北京市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相识,彼此情投意合,遂于1924年结为夫妇。婚礼后,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答曰:"我喜欢你的天真率直"。随后反问李德全为什么要嫁给他时,李笑答:"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冯玉祥和李德全共养育了一子三女:冯洪达、冯理达、冯颖达和冯晓达。冯洪达早年留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司令员;冯理达,著名病理学家,曾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颖达留学于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幼女冯晓达,1948年不幸与父亲一起在黑海轮船上遇难。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冯玉祥的戎马生涯


1914年7月,冯玉祥担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918年11月出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8月担任陆军第11师师长、陕西督军,其军队被称为"西北军"。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击败河南督军赵倜後,接任河南督军。同年10月,改任陆军检阅使,驻防北京西苑。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编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5年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8月兼任甘肃军务督办。1926年1月赴苏联考察,8月回国后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17日,率部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加入中国国民党,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冯玉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1929至1930年间,因军队编遣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爆发了蒋冯战争,失败后下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1933年,与吉鸿昌、方振武和佟麟阁等人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率部将日军赶出察哈尔省。1935年4月,冯玉祥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2月,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6年以后,冯玉祥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冯玉祥赴美国考察水利。从1947年起,他开始抨击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由美国返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当轮船途经黑海,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行驶途中,轮船突然失火,冯玉祥和女儿冯晓达一起,不幸遇难,时年65岁。


1949年9月,在冯玉祥罹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的一生。1953年,毛泽东亲自选址,将其葬于山东省泰山西麓。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赠送了挽联,郭沫若题写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名字的由来」


冯玉祥原名叫冯基善。“冯玉祥”的由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冯玉祥的父亲在保定府五营练军当兵。这个地方实行父缺子补。父亲没退伍,儿子自然不能补缺。但由于冯家生活拮据,家人都希望冯玉祥补上,多挣几两银子。这时营中恰巧出现了缺额,一位姓苗的管带是冯玉祥父亲的好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提出:“这次补冯大老爷的儿子吧!”旁人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这一问,姓苗的管带愣住了,他也不知道。接着那人就说:“让我问问去。”姓苗的管带生怕他一去问,耽搁了时间,缺额被别人抢去,灵机一动便说:“别问了,我知道。”于是,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苗管带这轻轻一笔,不仅给冯玉祥取了一个吉利、好听的名字,而且对他一生的命运作了决定性安排。这一年,冯玉祥11岁。


「贤内助李德全」


在冯玉祥将军的后半生,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便是他的夫人李德全女士。


1923年12月15日,冯玉祥原配夫人刘德贞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留下两个儿子:冯洪国、冯洪志;三个女儿:冯弗能、冯弗伐、冯弗矜。


冯玉祥中年丧妻,子女还未成人,需要重新建立家庭。由于他握有重兵,举足轻重,因此想和他攀亲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最显赫的是陆军大元帅曹锟。


一天,曹锟派副官来到冯玉祥的陆军检阅使署,说,大帅认为您为人倜傥,带兵有方,前途无量,想与您结亲。


冯玉祥从骨子里看不起曹锟,一听曹的副官来说媒,直倒胃口。但他又不好明拒,只得对来人说:我是个穷小子出身,大帅厚爱令我受宠若惊,如大帅千金不嫌弃,过门后须做到三条,第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第二,会纺纱织布;第三,精心抚养前房子女。这三条曹家小姐是当然无法接受的,好事自然告吹。


冯玉祥不肯攀龙附凤,拒绝曹锟提亲的事,在部属中传为美谈。驻通州的第7旅旅长张之江,常和其他官佐到北平贝满女中听课,认识了女教师李德全。在一次闲谈中,张之江向李德全说起冯玉祥用“三个条件”拒绝曹大帅的求婚的故事,李德全听后非常赞赏,对冯玉祥更是景仰。冯玉祥本人勤勉好学,也曾听过李德全的课。


生于1896年的李德全也是穷苦出身,父亲是一位牧民,从草原逃荒到了通州。李德全长大后,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1911年,她考入北平贝满女中。1915年进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贝满女中任教,并任青年会总干事,是个豪爽、泼辣、刚毅、质朴的女子。


后来,张之江便在冯与李之间穿针引线做红娘。事情进展很快,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与李德全在南苑举行婚礼。婚礼不落俗套,新娘穿蓝色棉布大褂,头戴白纱。没有丰盛的酒宴,待客的是家常饭菜。次日一早,李德全即陪冯玉祥骑马来到操场观操,全体官兵欢呼雀跃。


从此以后,李德全用宽容和爱心为冯玉祥挑起家庭的重担。她总穿蓝布大褂,不施脂粉,作风与当时的官太太、阔小姐全然不同。她精心照顾好已故夫人留下的孩子们,粗茶淡饭,安于简朴的生活。冯玉祥的“三个条件”,虽然不是对她提出的,但她完全照着做到了。


冯玉祥无论是春风得意、风云际会,还是受到打击和挫折,李德全始终与他在一起,风雨同舟。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和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爱女冯理达的婚配 」


1925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的长女冯理达出生。这个可爱的小天使的降临,为冯玉祥夫妇带来极大欢乐,被视为掌上明珠。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道:“坐小凳,赛谁美,孩子叫妈梳头发。评一评,论一论,真正美的是理达。”


冯理达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从天津到泰山,从泰山到张家口,从重庆到武汉,从南京到美国,一直到冯玉祥将军回国途中遇难,她始终都在父亲身边。父亲常给她讲生动有趣的故事,教育她洁身自爱,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


40年代,冯理达就读于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在学运中她与大学生罗元铮相识、相恋。后来,罗元铮赴美留学,主攻经济。1946年,冯理达也随父亲去美国。同去的还有母亲李德全,妹妹冯颖达、冯晓达,弟弟冯洪达。


1947年9月,旅居纽约的爱国进步人士赖亚力、吴茂荪、王枫等人,给住在美国西部的冯玉祥发了快邮代电,请他即刻迁居纽约,领导大家开展反对美支持蒋介石的工作。冯玉祥当即回电,说“双十节”前一定赶到。


1947年9月28日,冯玉祥从加州伯克利出发,这一天是中秋节。冯理达与担任父亲秘书兼翻译的男友罗元铮轮流开车。冯玉祥与李德全坐在后排。


出发不久,冯理达听到父母在窃窃私语。一会儿,冯玉祥郑重宣布“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和大家商量!”冯理达想,这次父亲去东部的计划,早已详尽地讨论过了,还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商量呢?


这时,李德全开口了“理达和元铮相好这么久了,为了这次帮助你父亲工作更方便一些,你们现在就结婚吧,今天是中秋佳节,正好是你们的吉日。”听了这话,冯理达与罗元铮感到有些突然,他们谁都没吭声。


“理达,你同意吗?”冯玉祥问。


 “你问元铮吧。”冯理达紧握方向盘,轻轻地说。


 “那么,元铮你的意见呢?”

 “我尊重理达的意见。”年轻英俊的罗元铮回答。


“那好,既然你们俩都不反对,加上我和你们母亲的两票赞成,就等于民主通过了,这次去纽约,就算我陪你们旅行结婚了!”


于是,冯玉祥让理达把汽车停在靠近路旁的一个小花园,等钟楼上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拉了路过的一对美国青年当证婚人,为女儿、女婿拍了一张合影,并请过路人为他们一家四口拍了一张合家欢。这就是冯玉祥将军为女儿举行的婚礼!


当天,李德全便独自返回伯克利。


这时,冯玉祥以军事家固有的风度,打开了美国地图。不过这次,他可不是在寻找作战地点。而是想在公路沿线选一个吉祥的地名,好让女儿和女婿欢度新婚之夜。啊,Lovelock,找到了,这个地名译成中文就是“爱锁”,于是他们决定到那里投宿。


当晚,他们投宿在爱锁旅馆。冯将军兴致勃勃地买了一束鲜花。又在涂有银花的大红纸上,用隶书苍劲地写了一副对联,作为送给女儿女婿的新婚贺礼。那副对联是:

民主新伴侣

自由两先锋

珍贵的遗产


1948年,在美国的冯玉祥,得到从祖国传来的消息,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由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决定回国。和冯玉祥将军一起回国的还有李德全及冯理达夫妇、冯颖达、冯晓达和冯洪达。但在乘船回国途中,冯玉祥将军不幸在黑海遇难身亡,享年66岁。


时隔半个世纪,冯玉祥和李德全的爱女冯理达已是74岁的古稀老人了。她的兄弟姐妹都已先她而去。每每他人提及父亲冯玉祥,她的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冯玉祥留给女儿的遗产中有两个纸张泛黄的本子,一个是1948年2月10日在纽约写的遗嘱;一个是他在1948年1月23日写给“贤婿元铮的几句话”,还有就是理达新婚时,父亲送的对联。


冯将军在遗嘱最后一部分说:“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冯理达正是凭着自己的双手成为医学博士、免疫学专家。她曾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免疫学研究中心主任。她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她多次被海军总医院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及学雷锋积极分子;曾被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列为20世纪五百名人之一。冯理达的夫君罗元铮在经济领域也成就卓著,成为全国知名学者,并且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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