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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唯一在世黄埔女兵周玉云:“我们黄埔人永远都年轻”

2017-03-23 周海滨微说

94岁高龄的周玉云老人,依然精神矍铄

在人类军事史上,很少有一所学校像黄埔军校那样,极大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从1926年在武汉成立分校到1949年,黄埔军校在大陆招收的女兵共有4期,毕业的女学员约800名。 
  
1938年,在国家遭受劫难之时,年仅19岁的周玉云成为黄埔16期女兵,毅然走上抗战之路。抗战胜利后,她和同是黄埔毕业生的丈夫选择隐居乡野,回到金坛务农。如今,周玉云已经94岁高龄,是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寻访到的唯一一位在世的黄埔女兵。 


  


1938年的长沙城 
  
坚壁清野,焦土抗战 

  
周玉云祖籍湖南长沙,1919年1月16日出生,在常州金坛生活了60多年,话语间依然有股湘味。在她种着灿烂菊花的北戴新村的小院里,她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她的“黄埔往事”。 
  
当年,周家在长沙也算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家境殷实。“祖父是清廷的官员,到了父辈,也有一些产业,家中六个子女,我是老么。”周玉云告诉记者。 
  
最小的孩子,自然最受宠爱。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临终时专门嘱咐几个姐姐,一定要把么妹带大,带好,要供她读书。“父母留下了一笔遗产,专门供我读书。应该说,在18岁之前的日子,我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周玉云微笑着说,举手投足间有股优雅的气质。 

  

1938年,周玉云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当时,江苏、上海先后沦陷,成为敌占区。长沙城里风声鹤唳,一片恐慌,日本军队要血腥屠城的传言在长沙城蔓延。 
  
为了阻止日本人把长沙作为南侵的战略据点,当时的湖南省政府要求所有市民转移到乡下后,11月13日凌晨,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成废墟。所有的交通全部中断,周玉云北上求学的梦想被战火焚毁。 
  
无奈之下,周玉云投靠了祖父的弟弟,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跟随他的部队去了江西。过年回到衡阳,她在大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愿意参加抗日的爱国热血青年,男女不限,都可报考。 
  
对于接受过西方教学,有着理想主义情结的周玉云来说,“军人”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在当时,黄埔六期“女兵三杰”中的谢冰莹,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更是鼓舞和激荡了不少青年知识女性。 

周玉云毅然从军,成为黄埔军校江西雩都三分校女兵(第十六期),1939年毕业。 
  
在此之前,黄埔军校只有两届女兵,此后还有一届,毕业的女学员总数约为800人。 


 不爱红装爱戎装 
  
跨出闺门参军抗战
 
  
周玉云告诉记者,在黄埔江西雩都三分校学习时,教育长是唐冠英。 
  
黄埔军校里,女子穿上军装,与男兵一样开始正规学习、训练。由于前线急需人员,当时的军校学习课程都是压缩的,学习和训练非常紧张。 
  
“一早出操训练,上午军事训练课,下午则是文化课,每天晚上还要夜行军,每个人的小腿上都要绑沙袋,每人发一双草鞋。一开始,也觉得训练好苦,也流眼泪,但很快就习惯了,只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来的,就不觉得辛苦。”周玉云说。 
  
由于当时部队急需人才,周玉云在江西瑞金的黄埔分校政训科仅学习一年,1939年11月,就分到上饶第三战区110兵站医院鹰潭分院政训室工作。 
  
政训科是搞政治工作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周玉云先后在江西贵溪、鹰潭、黎川等地的后方医院工作,有的伤病员刚从前线退下来,伤还没好就想着再上战场,周玉云要做好伤病员的安抚与教育工作。 
  
“那时,我们既是政训员,也是护理员、担架员,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我们必须把伤病员安置在安全的地方,或者立刻用一大块的隐蔽服将伤病员掩盖起来,甚至用自己身体掩护伤病员不再二次受伤。”
  
周玉云还记得,她随身都带着一个小铁盒,类似于现在的急救包,里头放着几块压缩饼干,一点水,还有一件隐蔽服,就连晚上也都背着。 
  
“那时的抗日前线,伤亡太大,内心受着煎熬。可能,也是那时候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如今,对生死看淡很多。”直至今日,周玉云仍笑称:“生死有命。生于何处,死于何乡。我是信的。” 
  
抗战胜利黄埔伉俪 
  
退隐金坛乡村种地 



  
1940年左右,周玉云被派往江西上饶的后方医院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来自江苏金坛的黄埔14期毕业生贺锁庆。贺锁庆比她小一岁,后来成了政训员。 
  
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上班。时局动荡,人与人之间最渴望温暖,加上都是黄埔出身,周、贺二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41年,周玉云和贺锁庆结成秦晋之好。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夫妇俩东奔西走,离多聚少。生下大儿子后,俩人根本无法照顾孩子,只好把儿子送到长沙的姐姐家照看。可是,1944年长沙沦陷之后,周玉云的姐姐带着几个孩子逃难,在逃难时,孩子掉入河中不幸淹死。姐姐与娘家人一直瞒着她,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周玉云才知道大儿子早已夭亡。


贺锁庆跟随部队去了前线,通讯隔断,周玉云无援无助,在广西柳州的食糖专卖局当售货员,在贵阳当过小学老师。直至抗战胜利,夫妻俩才再次团聚。 
  
很快,贺锁庆被调往徐州,之后周玉云也跟了去,1946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然而,随着国共关系恶化,战事又起。 
  
“当时国民党内部也分保守派与激进派两派,我们都属于保守派,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在周玉云心中根本不存在党派之争,他们不仅是同学,还是战友,是朋友。 
  
1947年,周玉云毅然请辞,带着儿子回到丈夫的老家金坛建昌镇排年圩埂村。周玉云被安排在天湖小学教书,过了两年她一生中少有的安稳日子。 
  
第二年,贺锁庆也主动请退回乡种地。 
  
夫妻俩在乡下过了40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直到1991年才回到金坛县城。10年前,贺锁庆撒手人寰,周玉云一个人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特殊经历牵连儿女 
  
从未后悔当初选择 

  
在金坛建昌镇排年圩埂村,贺锁庆和周玉云的老房子已经翻建了两层小楼,但现在一直空置着,与周围其他村民家的房子比,已显得破落了。 
  

如今,村民们还是经常会念叨起这两位老人:“他们很低调,很朴实,很有规矩,也很好强,很正直。毕竟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只是,他们在文革的那些年月,遭了不少罪。” 
  
“老太太一个人住,没人照顾,也没什么钱。希望政府能给她一些补贴,毕竟他们打过鬼子。”一位村民说。 
  
已经94岁高龄的周玉云,头发花白,耳不聋眼不花,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都显得铿锵有力。她每天6点起床,散步要走四五里路,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下午,她会约上几个老邻居,打上几局麻将,“动动脑子,不老化”。 


周玉云生活非常节俭,小儿子每个月寄给她500元钱,她用这笔钱维持着日常开支,不用冰箱、不用空调,能省则省,还用省下的钱去救济别人。老人每次去菜场买菜,看到乞讨者她总会给他们5元或者10元钱。 
  
说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周玉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虽然给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小的磨难,却让我获得了美好的姻缘,也磨砺了我的性格,更是让我这个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担当责任。”周玉云抬头看着院子外头的秋日暖阳,继而又低头沉思,“……只是让我的孩子们受了不少苦”。
  

在那特殊的年代,由于夫妇俩的特殊经历,儿女们都受到了打击,为此二儿子一辈子只能当临时工,在工地上卖苦力。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高考成绩高出其他同学好几分,却无缘大学,只得去工厂打工,后来下岗,以打零工为生。小儿子的境遇稍好,如今远在西宁当工程师。 
  
“这辈子那么多的苦难,怎么坚持过来的?”周玉云笑着回答:“我们黄埔人永远都年轻,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 
  
当初的选择,虽然给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小的磨难,却让我获得了美好的姻缘,也磨砺了我的性格。


文章来源:现代快报,记者 葛小林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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