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虞洽卿，半部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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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有姿态地说』
周海滨(微信：zhouhaibinweishuo)
闯荡上海滩
虞洽卿，原名虞和德，字洽卿，1867年6月19日出生于浙江宁波府鎮海县龙山乡山下村（现属慈溪市）。父亲虞万峰以裁缝营生，养家糊口。虞洽卿7岁丧父，靠寡母方氏做农田和针线活养育他和弟妹3个。因家境贫寒，老大虞洽卿自小便跟随大人到海滩上捡拾退潮时遗留的蚌蛤、泥螺等贝类海产以补贴家用。途经村里的私塾门口时，他经常在门边听先生上课。塾师虞名世先生为族中饱学秀才，见他虽家贫无力上学，但聪明上进，便允他在雨天不下海时进去免费听课。如是几年“雨课”听下来，聪慧的虞洽卿已经初通文墨。
1882年，15岁的虞洽卿循着宁波帮前辈的足迹，闯荡上海滩，经族亲介绍到沪上一家宁波同乡开的瑞康颜料行当学徒。瑞康颜料行是一家经销进口染料、资金仅有800两银子的小店，正是从这里起步，虞洽卿发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巨大商机。工作之余，他每天晚上到青年会夜校学习外语、算盘和书法，几年下来，居然能左右手打算盘，还写得一手柳公权楷书。为提高口语能力，他利用节假日到城隍庙、张园等热闹场所为外国游客导游购物，用外语同洋人交流，时称“露天翻译”。他因经常为德商鲁麟洋行的大班当翻译，两人结为友好。由此，他很快就升任了瑞康颜料行的跑街。
有一年年底，虞洽卿在拍卖行低价拍进了一大批德国鹅牌染料，这批染料因洋铁桶生锈，卖相难看而滞销。奚老板看到账单时，见数额之巨，不禁大吃一惊，忙责问阿德：“这批货洋铁桶外面全生了锈，一点没有卖相，其他同行都勿要，侬为啥统统吃进？”虞洽卿答道：“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看到过货船失事后被海潮卷到岸边的洋铁桶，虽因海水腐蚀生锈，但里面并没有进水。我心里有数，这批货价格便宜，保侬赚铜钿。”然老板不信，脸有怒色，说他人小心大，自作主张，以致店里银根紧缺，弄不好要关门大吉。虞洽卿见状，只得告假返乡。其实他对老板并没有把话说透，进这批货前，他从鲁麟洋行大班处获悉，因欧洲局势变化，海运不畅，供应中国的染料将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断货。果然不出所料，上海市场进口染料价格因缺货而疯长，瑞康囤积的那批低价货奇货可居，结果卖了大价钱。奚老板大喜过望，亲自回乡将阿德恭迎回沪，并许以店内股份。
虞洽卿以工作勤快、应对敏捷、善于招揽生意而在同业中引人瞩目。虽然同行高薪竞聘，店主赠股加薪，他还是感到难以施展抱负，于是在1892年跳槽到鲁麟洋行，以后又服务于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从跑街升至买办。30多年浸润于3家洋行的买办生涯，使他谙熟契约、税收、报关、公债、商贸、仓储、码头、货运等一切与内外经贸有关的路数，同时也积蓄了相当的资本和可观的人脉，列身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华董，为其在实业上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基础，一跃成为浙江财团后起之秀。1930年代，上海《字林西报》在报道中称虞为“上海工部局首席华董”“租界华人社区领袖”，《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出版的《中国名人录》则称虞为“商业领袖”和“公益活动家”。
“民气压倒洋气”
宁波人以善于经商闻名遐迩，所谓“无宁不成市”。五口通商后，由于上海港的崛起和经济迅速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云集上海，开创金融、工业、商贸、文教等各项事业，将十里洋场视为鱼跃天空的平台，逐渐形成实力雄厚、名扬四海的宁波帮。虞洽卿在宁波帮中崭露头角，则缘于1898年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四明公所创建于1797年，原系宁波同乡议事和聚会的场所，也是宁波旅沪同乡殡葬和寄柩之地，在1862年被强行划入法租界内，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曾做出不侵犯四明公所利益的承诺。1874年，租界当局却推翻前议，以修路为名，企图武力征用以迫使四明公所迁出租界。经由宁波同乡的流血抗争，最终迫使租界当局放弃筑路计划，签约不再占用，是为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事隔24年后，1898年5月，法租界撕毁协议，故技重施，以修建医院学校为名，又欲强行征收四明公所地产，派法兵强拆围墙，武装镇压抗议民众，再次与宁波同乡发生激烈冲突。7月16日，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命令水兵和巡捕武力占领四明公所，限令四明公所必须在6个月内全部迁走。沪上宁波人为保护公所义冢，发起大规模抗议游行。17日早晨，白藻泰悍然下令镇压，法国水兵枪击示威者，酿成打死17人、伤20多人的血案，引发旅沪宁波人全体停工罢业抗议。32岁的虞洽卿血气方刚，自告奋勇地出面与白藻泰交涉。因其久涉洋行，深知洋人的软肋，便巧妙地利用英、德、日、法诸国列强的在华矛盾，鼓动上海洗衣业领袖、宁波同乡沈洪赉，带领全市洗衣业工人拒绝为法国人服务，并由此推动组织在法租界谋生的全体华人罢工、罢市。租界内洗衣业、车夫、厨子、女佣、杂役等都拒绝上岗。时值酷暑，租界法国人的衣食住行均受到严重影响，苦不堪言，只得服软。在虞洽卿等人的全力调解下，最终中法双方达成协议，迫使法国领事撤兵让步并抚恤伤亡华人。上海道台蔡钧答应划出八仙桥西首空地给法人造医院，四明公所地产则仍归上海甬人所有，法租界当局声明不再征地，并划定四明公所地界，立碑刊石于四明公所角上。
此次事件维护了沪上宁波同乡的利益，也大长了国人的志气，使“阿德哥”在宁波同乡中有口皆碑。事后，虞洽卿在论及此次同洋人斗争成功的原因时说道：“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义。这次成功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正是虞洽卿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过人的处事能力，使他获得沪上宁波帮耆宿们的一致赞赏，不久即全票当选为四明公所会董。
与太古轮较量
虞洽卿出道后，其经济活动涉及面极广，先后经营过钱庄、银行、证券、进出口、房地产、矿山、造船、航运、公用事业等，其中他最钟情的事业还数航运业。他从航运业起家，乃源于一场同洋轮太古号的较量。
身为在上海的宁波人，他很早就发觉宁波到上海这条航线的巨大商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英国太古外轮公司长期以来基本垄断了沪甬航线，并经常任意抬高客运票价，船长、大副、稽查等无不以洋人充任，他们态度恶劣，查票时在拥挤不堪的统舱里横冲直撞，仗势欺侮打骂乘客是常事。对此，虞洽卿早年因经常返甬探母，深有体会。
1909年，太古轮宣布将底层穷人乘坐的统舱票价由5角提高到1元大洋，而当时的1石米价仅4到5元，船票如此漲价，实为贫民乘客难以负担。为此，虞洽卿曾以宁波同乡名义要求将船票降回原价并改善服务，但对方不仅置之不理，还与法轮东方号互订密约，拒不让步。虞洽卿乃邀集宁波、绍兴两帮商人，并发动同乡集资，成立由他任总经理的宁绍商轮公司。公司从马尾船厂购入宁绍轮，在船上挂牌统舱票价“立永洋5角”，以示永不涨价。该轮员工均操宁、绍乡音，专跑沪甬线，且服务态度好，结果天天客满，使票价高、态度差的外轮无客可载。不久，宁绍公司又先后增添甬兴轮和新宁轮，运力大增。
洋轮不惜血本，忍痛将票价直降至2角，每客还随赠肥皂、毛巾等礼品，企图以此招揽乘客，挤垮宁绍公司。谁知民气不可侮。虞洽卿在其亲戚、旅日侨领吴锦堂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宁绍航业维持会，每张票由维持会补贴2角，实收票价3角。宁绍航业维持会总计贴出十几万元，而沪上华商各业又约同将沪浙货运都交宁绍公司承揽，众多宁绍同乡也宁愿多付出1角钱坐宁绍轮，也拒坐洋轮。最终，太古公司不得不低头与虞洽卿协谈，双方都将票价恢复至5角。在宁绍同乡和国人的支持下，宁绍公司大获全胜。
虞洽卿抓住港口航运这个契机，劈波斩浪，乘胜前进，在上海创办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复又扩展为三北航运集团，拥有轮船30余艘，航线遍及长江与南、北洋。到1925年，三北的分公司遍及江苏、浙江、安徽、重庆、湖北等地，在各埠之海员及职员不下万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华资商办航业集团，终于在被洋人垄断的中国航运界杀开一条血路，发展成为民营航运业巨头。虞洽卿本人也当选为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
缔造民国不落人后
20世纪初，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宁波人仗义疏财、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为中华民国的缔造作出了重要贡献。虞洽卿出钱出力，不落人后，积极支持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当他获悉陈其美主持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缺乏活动经费时，当场倾囊取出手头8000元现款以解燃眉之急。他还与朱葆三等甬商联合发起，在英租界六马路成立宁商总会，经由港英政府注册，以此取得“护身符”，掩护革命党人作安全集会场所。他又与镇海籍巨富方樵苓发起募捐，所得悉数购置枪炮，支持革命。
1911年11月3日，上海发动起义。原先由虞洽卿、朱葆三等商界人士发起成立的上海商团武装，在攻占上海道署和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月4日上海光复，当晚，虞洽卿即筹款100万两，会同上海地方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亲自携往苏州，成功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易帜。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任都督，委任虞洽卿为首席顾问，后又出任闸北民政总长。为解决新政府财政困难，由虞洽卿经手向荷兰银行借银100万两。
尽管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虞洽卿劝说下于苏州宣告独立，但是驻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仍举棋不定，首鼠两端。虞洽卿亲到南京见张，“谓苏、沪相继失陷，金陵孤守难，请宣布独立免战”。张人骏心有所动，但属下保皇派将领张勋首表抗议，反对“不战而屈”。于是沪军都督府决定组建江浙联军会攻南京。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亲赴上海虞洽卿宅中求援，虞一口答应“暂借10万元以充军费”。为进一步充实军需，朱葆三、虞洽卿等14人联名登报发布启事，号召劝募。11月30日，虞洽卿还与李平书将从吴淞炮台拆卸下来的2门大炮，及募购的武器弹药粮饷，亲自押送至南京前线天堡城下劳军。此时镇海同乡李徵五捐出百万私财，募兵五千组织光复军，自任统领，亦在南京城下配合江浙联军攻城。12月2日发起总攻，53发炮弹怒发城中，守军大哗，非逃即降，次日南京遂告光复。虞洽卿与同盟会领袖在南京决推程德全以江苏都督名义移驻江宁，并愿意承担军需财政。12月6日，虞洽卿率商团武装陪同程德全从上海乘专车抵南京就任都督，时局乃定。
“唯独秦桧不可做”
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虞洽卿的抗日立场十分鲜明。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虞洽卿即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赞曰：“戚继光打倭寇，十九路军打日寇；蔡廷锴是当代戚继光。”宁波旅沪同乡会除发动会员捐款捐物，还设立伤兵医院以救护国军伤兵。为响应“航空救国”号召，虞洽卿发动全市宁波帮成立募捐队，并出任募捐总队长和反日援侨委员会主席，募捐购置“宁波号”飞机以资抗日。
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从前线撤下大批伤兵。虞洽卿发起救济伤兵运动，自认负责筹款25万元，又将上海各界为纪念其旅沪55周年时捐赠“洽卿医院”的3万元存款拨借伤兵医院，还主动以自己公司的轮船转运伤兵到后方。他还增调海轮，将因避战难的16万同乡难民运回宁波。租界沦为孤岛后，大批难民涌进租界。1938年10月18日，在重庆国民政府授意下，虞洽卿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会，自任会长，下设收容所，内有学校、工厂、医疗等设施。该会一直维持到日军占领租界，4年中捐款收入达千万，共救济难胞十余万人。
由于难民陡增，遂致食米紧张，不法米商乘机哄抬米价，造成民众空前未有之恐慌。为此，虞洽卿通过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申请外汇并特准免税进口，用以到西贡、仰光购买东南亚大米，并发起成立由他任主席的民食调节协会和平粜委员会，设立公仓储备粮食，还向重庆政府和沪上各业争取和劝募购米基金。当时从上海到广州的海路已全为日本海军控制，为保证运输安全，虞洽卿先是购进挪威华伦洋行两艘远洋货轮，又与意大利富商泰来那齐合办“中意轮船公司”，这样就可在运米的货轮挂上该两国的国旗。经虞洽卿的精心筹划，一船船的大米从仰光和西贡运回上海，以市价的五至七折销售，从而暂时遏制了米价的疯涨。当然，在此过程中，虞洽卿通过赚取货轮的水脚运费以及搭购压舱米的销售，也为个人赢得了不少利润，以致引起舆论的质疑和不法米商的攻击。但是就事论事，进口洋米，平粜济民，总是一件有利广大难民的好事；而这样的事，也只有虞洽卿才想得出，做得到。
孤岛时期，虞洽卿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1938年，日本海军服务部逼迫要与虞合办航运，他在报章公开答复，以“盖在这次中日不幸事件中，实难共同经营海运”为由拒绝。为抵御日舰入川，他义无反顾地将独资的三北轮埠公司旗下12条轮船沉入长江。他坚决抵制出任日方主导的伪上海特别市长，对人说：“人生在世，百样事可做，唯独秦桧不可做。”不失国格人格，民族气节令人钦佩。虞洽卿不仅拒不附逆，还支持参加中共地下党员茅丽英发起的支援新四军的募捐活动，并多次暗中帮助“军统”地下组织，甚至在租界公开祭奠被日汪暗杀的郁曼陀、邵虚白、曹炳生等反日志士。1940年12月5日，戴笠从重庆致电虞洽卿，称赞他“在敌伪势力重重压迫之下”，应付环境煞费苦心”，并感谢虞对“军统”在沪工作的“暗中臂助”。
1941年3月下旬，汪伪76号特工总部放言，要对拒不配合的虞洽卿采取行动。迫于日汪压力，虞洽卿放弃在沪上的庞大实业，在蒋介石的亲自关照下，于4月12日经香港飞抵陪都重庆，立即受到蒋介石接见和宴请。经过深思熟虑和实地考察，根据大后方各类物资奇缺的实际，他决定弃海登陆，开发滇缅公路货运，雄心勃勃地开始第二次创业。
虞洽卿先是在重庆与王晓籁、朱联馥共同出资100万元，购买300辆道奇卡车，组建三民贸易公司；后又在昆明与缪云台合作，成立三北运输公司，向财政部申请贷款，购进120辆福特卡车。车队来往于滇缅和川滇道上，向国内抢运战略稀缺物资和五金、西药等生活必需品。为此，蒋介石特地颁发手谕一道：“虞洽卿先生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为抗战需要，沿途军警不得留难。”虞以76岁望八之年，谢绝家人的劝阻，飞到仰光，直接同洋商谈价进货，再亲自押运装满货物的卡车结队返回昆明。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有大小桥梁529座，涵洞1443道。为躲避日机轰炸，车队昼伏夜行，栉风沐雨，一路劳顿，历尽艰险，逾半月方回。
1945年4月，因操劳过度，虞洽卿不幸罹病。重病之中，他仍不忘抗日，对子女遗言：“铜钿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捐黄金1000两，用于抗战。”
虞洽卿与蒋介石
毋庸讳言，虞洽卿与蒋介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人从辛亥革命就开始交集。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从日本返沪，因其有在日本接受专业军事教育的背景，出任敢死队的总指挥官，率敢死队突袭浙江巡抚衙门，最终攻占抚署。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奉命返沪。虞洽卿在上海商团筹措4万元经费，支持蒋介石成立沪军第5团，由蒋出任团长，积极训练部队，准备北伐。
1920年7月1日，在虞洽卿、闻兰亭等人的运作下，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锣。蒋介石、陈果夫在该所占有第54号一席之地，系恒泰经纪号的经纪人，而交易所的理事长正是虞洽卿。1923年，蒋介石在交易所投机失败，濒临破产，向虞洽卿求助。是虞洽卿指点迷津，让其拜在沪上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才得以摆脱债主追债的困境。虞洽卿还雪中送炭，资助8万元，帮蒋介石远走广东追随孙中山。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进占上海，立即免除虞洽卿由段祺瑞“执政府”任命的淞沪商埠会办，并在次年上海市总商会改选时扶持亲孙的傅筱庵出任会长。虞洽卿以成立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之对抗，并联络上海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社会团体，成为中共上海区委领导的3次武装起义的同盟者。当时，虞洽卿被认为是“左倾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共计划建立“自治政府”的争取对象和合作伙伴。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一度频繁出入虞宅。然而，当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中共及武汉政府的矛盾公开化，以虞洽卿为首的浙江财团的立场便迅速转向。
蒋介石挥师北伐攻下南昌后，沪上浙江籍资本家推促虞洽卿秘密赴南昌行营拜谒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已摇身成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欲实行清党、反共与北伐，需要以虞洽卿为首的浙江财团的奥援；浙江财团也需要蒋介石这个同乡新军阀作保护伞。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甫进上海，当天即召见虞洽卿商议筹饷，意欲委任虞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虞以“以商言商”婉辞。次日，虞洽卿、王晓籁等沪上巨贾又结队赴龙华见蒋介石。蒋介石致答词曰：“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拟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公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的态度。”给上海资本家吃了定心丸。3月31日，虞洽卿以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会长的名义，支持官方“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筹集经费，认销债券。以虞洽卿为首的浙江财团从经济上的输诚，确是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抵沪后，特地贈送虞洽卿一帧全身戎装的大幅相片，上书“洽卿先生正存，蒋中正赠”的题字。虞洽卿将这帧相片配上镜框，悬挂在三北公司写字间的墙上，以示他与北伐军总司令的特殊关系。此时的虞洽卿已成为蒋控制上海的重要助手之一，也成为上海工商界与蒋及其未来新政权联系的重要通道。1927年7月，为帮助蒋介石募集军饷，江苏省财政厅要求上海所有的房东必须捐出两个月的房租作为军饷来支持北伐。因此事涉及面大，蒋介石特地致电虞洽卿，要其出来主持成立“爱国捐劝募委员会”，以推动房租济饷一事的进行。虞洽卿尽管自己在上海闸北拥有不少房地产，仍然积极配合房租济饷的实施。虞洽卿支持蒋介石，反过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虞洽卿获取可观的政商利润。北伐战争中，国民军曾多次征用三北航运的船只，蒋介石支付350万元的航业公债抵偿，由财政部担保发行，三北航运所享受的优惠政策，竟然比轮船招商局还要多，令世人瞠目结舌。
1936年适逢蒋介石五秩寿辰，虞洽卿以“委员长之寿，即我中华民国之寿，而购飞机以固国防，实为我国家祈年永命唯一要著”，主动出任宁波旅沪同乡购机祝寿委员会委员长，经过在同乡中层层发动，最终集资购得飞机一架。
虞洽卿认为，商人不问政治，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则会被时政所害。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浙江财团的利益和个人经商的便利，从不贪图一官半职。南京政府时期，虞洽卿接受的唯一正式政府职务，便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中央银行监事。他只是热衷于担当政府与商界、商界与商界之间的调停者，并不依仗蒋介石的权势欺压同道，为非作歹。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急性淋巴腺炎病逝重庆。在追悼会上蒋介石送来大花圈，亲书“虞洽卿先生千古”7个大字。国民政府送了“输财报国”匾额一方。中共中央南方局也派代表参加吊唁，《新华日报》发了“商界巨子虞洽卿病逝”的报道。1946年11月，虞洽卿灵柩由三北轮埠公司派出瑞泰号专轮运回上海，24日在四明公所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公祭仪式。国民政府发出明令褒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手书“乡国仪型”挽额，表示悼念之情。不久，虞洽卿的灵柩归葬于故乡伏龙山。
综观虞洽卿大节不亏的一生，其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爱国爱乡的博大胸怀、热心公益的无私奉献，确实令人敬佩。他的功绩远胜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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