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共识与分歧｜中美印象第108期周报
第八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2016年6月5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作为奥巴马任内中美最后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各界都对此高度关注。现职《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兼总主笔曾仲荣表示，鉴于近期中美关系的紧张，此次对话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又一战场，注定火花四溅。在中美双方分歧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学者杜大伟认为我们应强调本轮中美“对话”的意义，不应急于寻找共识。
何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是中国前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4月共同倡导建立的，其基础是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当时中美两国已有的60多个磋商机制中，“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是双边交流的两个重要机制。其中，首次中美战略对话于２００５年８月在北京举行，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２００６年９月在北京启动。作为定期对话机制，前者侧重战略与政治层面，后者侧重战略与经济层面。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合作与沟通、扩大战略对话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
同以往的机制相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为两国加深了解、扩大共识、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了独特平台，被认为是在过去八年为双边关系设定目标和方向，帮助化解震荡、吸收压力、缩小分歧的“旗舰对话”。从2009年7月至2015年6月，中美双方对话的议题不断扩大，并逐渐衍生出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与中美人文对话，从多领域多层次促进了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成果清单丰硕。
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致力于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达成的共识，并为9月的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重要会晤作准备。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汪洋副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将与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克里国务卿、雅各布·卢财长将共同主持次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届时，第六次战略安全对话（张业遂vs 布林）和第七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刘延东vs 克里）也将分别于6月5日和6月7日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对话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的最后一轮对话，也可能是中美之间最后一轮这样的对话，因为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或许会取消这样的对话或者对对话的形式做出改变。由此杜大伟认为，这次对话的成败将直接关乎美国下届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次对话中建立一个稳定的高层交流机制、制定一个持续的交流框架将非常助益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然而，中国政府可能更想等到下任美国总统上台，看看与自己打交道的是谁，再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关的协调，以为未来的谈判储存筹码。
曾仲荣认为，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是奥巴马上任美国总统之后才促成的，今年已是奥巴马两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未来会否再召开，还要视乎新总统的取态。踏入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奥巴马的对华态度非常强硬，因此，此次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很有可能是最后一轮。
战略与经济，共识与分歧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围绕中美之间战略与经济层面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6月2日表示，本轮中美战略对话将就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围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深化双边务实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在亚太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发表声明表示，对话将就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广泛领域的近期与远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展开讨论。据估，此次战略对话将囊括南海争端、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朝核问题等议题。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本轮中美经济对话将讨论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金融稳定与监管合作等问题。此外，中美还将就二十国集团财金议程、全球经济形势与风险两个战略性专题进行讨论。美财政部副部长内森·希茨6月24日在华盛顿表示，美中两国将在本次对话中讨论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产能过剩、投资自由化等议题，重申了美国希望在奥巴马任期内完成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
中美战略领域的冲突：
南海争端与台湾问题
曾仲荣认为，在南海，中美之间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一边是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及军力部署，一边是美国加强其军舰和战机在南海的“自由航行”和南海仲裁案带来的军事与舆论压迫。然而，南海冲突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非美国与东盟的利益所向，所以，这次对话将成为中美管控南海分歧的一个机会。此外，外界相信，由于支持台独的民进党蔡英文在台湾出任领导人，中国会在本轮对话中提出台湾问题，希望与美国达成共识遏制台独。但加强台湾亲近美日、疏远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美国只会敦促中国克制及尊重台湾新政府，不会跟中国在遏制台独上有什么共识。
中美经济领域的过招：
中国经济改革、工业产能过剩、双边投资协定、货币战
首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缓慢将阻碍中美共识的达成。杜大伟认为，中国政府对政治改革的关注要远远多于经济改革，2013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宏伟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目标，但是除了金融领域的一些有限改进，中国政府并未触碰经济改革的关键领域。近期，中国政府正在着手整顿中国的僵尸企业、清理银行坏账等，但是具体的实施进程非常缓慢。中国经济改革的缓慢将成为中美取得共识的一个重大阻碍因素。
其次，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启动于2008年，迄今已进行了24轮。2013年7月11日，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过程中，中方宣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谈判，标志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015年6月，中国和美国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随后在2015年9月，中美交换了第二轮负面清单。2016年3月底本来应该是中美交换第三轮负面清单的期限，由于双方在文化、电信增值业务等领域的分歧而延期，中方认为“美国要价很高”。
沈大伟认为由于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开放竞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中国很多重要的领域仍然不对外企开放，外资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开放这些领域给外资、进行公开竞争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一步。然而至今，中国面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态度都不算积极。
曾仲荣认为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是中美双方最可能取得实质进展的议题。虽然中方觉得美方叫价过高，但双方已就此两次交换有关的负面清单，若中美各让一步，不难在9月二十国集团（G20）于杭州举行峰会时，奥巴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草签一个框架协议，成为奥巴马一项政绩。当然有关协议最终能否落实，还要看美国新总统的取态。
再次，关于中国汇率市场化与人民币贬值。美国已明确表明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关切，反对各国操控货币。曾仲荣指出，据中国坊间传，北京会在对话中追问美国是否将于6月加息，并会要求把加息延后至7月，以免影响人民币及国际金融稳定。杜大伟认为，五月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将会于6月3日公布，这将使我们能够看清联邦储备局有没有可能升息。不管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人民币保持外汇的稳定性对中美都有好处。同时，杜大伟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弊大于利。这将增加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有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而非服务业，而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型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中美围绕工业产能过剩而产生的钢铁贸易争端。对于中国钢铁频频遭遇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中方商务部已多次表达不满，认为美国近期连续对钢铁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不审慎的行为，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有分析称在G7会议前后，美国密集发动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主要是想推动中国钢铁贸易问题国际化，并在西方形成联盟，共同施压中国钢铁出口，钢铁贸易亦成为奥巴马“遏制中国”的一个新的支点，这也会让美国在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获得新的筹码。朱光耀也就此问题表态，认为一种开放自由的贸易原则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希望双方能不回避任何问题，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进行坦诚的沟通与交流。
中美合作 大有作为
作为囊括中美战略与经济的高层对话，中国战略与经济谈判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决定了双方分歧的必然存在。美方期盼战略与经济对话能为其关心的朝核、伊朗核、苏丹以及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资本市场限制等问题的解决带来促进。中方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亚太安全、涉台、涉藏等问题并希望在对话中详细了解美方关于放松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公平对待中国赴美投资企业、以合作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然而，正如多次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王岐山所说：“我们应当表明，对话不同于谈判，不以具体成果作为评价标准。”作为中美经济高层坦诚沟通与对话的重要平台与机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最大的成就是双方政策误判的减少，哪怕达成的共识有限，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有了坦诚对话的基础，经过多次谈判的磨合，中美合作的空间和领域也在不断加大。其中中美在非洲的合作便是中美可大有作为的领域。自第六轮对话开始，两国就讲共同解决苏丹和南苏丹问题与人道主义援助列为对话成果清单之中，成为中美对口磋商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中美关于国际援助的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也于2015年9月25日在华盛顿签署，确定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重点开展合作。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美计划与非盟及非盟成员国合作建设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与西非国家合作，帮助他们提升国家公共卫生能力。中美在非洲的政治与促进发展的合作已颇具成果，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核心元素，随着双方在非洲合作的开展，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必将得到不断的深化和加强。
编译：Hui
摘自：中美印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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