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信仰的重建比物质的构建重要百倍
“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利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
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二百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 “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这也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最深层次原因。
不过，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是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
就在甲午战争发生四十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
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中国南方出发时有八万多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四十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还是信仰。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六十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
建国以来，特别是经过了“文革”的浩劫，中国很多人包括不少共产党人在内，信仰再度丢失了。信仰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信仰更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一样。有段子说，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的扫盲。比如，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种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因为道德的源头是信仰。
正因此，信仰的重建在今天比物质的构建要重要百倍。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反复强调我们党一定要重新找回初心的重大意义所在。精神一变天地宽。我们相信，一旦我们的党员都有了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人民都有了真正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将再度显现无疑。
作者｜刘亚洲 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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