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应该让中国做主吗?——中美印象周报第126期

2017-01-29 中美印象网 中美印象网

特朗普获选是中共领导层的好消息


特朗普在当选后不久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通话令北京不悦,他之后关于对中国增加关税、货币操纵和南海问题的政策推特又引起更多的担心。然而,当问及对特朗普当选的看法时,北京的领导官员常常无法掩饰自己的的欣喜之情。


一个富有的媒体名人靠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就赢得了选举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北京的观点——美国的衰败已不可阻挡。若果特朗普言行一致,他将放弃结盟,放弃华盛顿几十年来经营的的亚太区域安全和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话,“美利坚独霸”的时代即将告终,中国将成为最大赢家。


至于对北京而言,只要特朗普对待外交的马虎态度能逐渐削弱规则导向的世界秩序并使美国盟友圈分崩离析,无论他是打破台湾问题的外交守则,加强贸易壁垒,斥责中国操纵货币,或是任何让北京当局举步维艰的动作,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在贸易、领土、和区域影响力等方面的争端,中国领导层对自己的最终胜利有着坚定的信心。


澳大利亚稍有懈怠,就有可能会在这场博弈中被出局。而不同于一些学者建议,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选择和北京同盟也并非明智之选。我们应该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时及时发声制止。


长久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对二战之后美国建立的规定准则、同盟阵线、和世界秩序十分不满,认为繁复的规则限制了中国的机动周转空间。他们坚称,华盛顿的法令如今不再适用于亚洲。在最近的一亚太安全政策报告中,中国领导层宣布“所有国家都有权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和区域规则,而非由一个国家单独支配。个别国家自己的规则不能自动成为‘国际法则’。”


中国也绝非受“国际法则”限制的唯一国家。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受到了区域安全统治的约束,禁止国家之间专制侵略性行为。例如日本的自主空间相较于中国就更为狭小。直到最近,日本民族主义支持者都被管控在极其严苛的战后宪法中,他们被美占领军严格监控,被迫实行自由民主的政府并正式宣布放弃发动战争的国家主权。然而,伴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壮大的姿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隐晦地表示战后的规则与约束也将无法禁锢今天的日本。在决定2016年12月访问珍珠港后,据传安倍曾向其同僚表示:“我访问珍珠港将标志着美日之间的战后时代画上句号。”因此我们不难料想,一旦中国跳出规则,其他各国也会马首是瞻紧紧跟随。


由于缺少实例支撑,中国对自身权益的争取方式又与日本截然不同。北京时常宣称美国的同盟阵线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开放的全球市场独为美国经济服务,人权问题是外界试图插手中国内政的阴险手段,居心拨测的美国市场操纵着国际货币波动,西方媒体的言论自由更是成为反华情绪的保护伞。事实上,这些指控都尚待考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建立了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全球范围内为所欲为,其核弹头导弹可指向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无人阻拦。


美国方面也指出,中国是美国保障下的亚太和平的主要受益者。中美关系新书《美丽国度和中央王国》的作者,美国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冷战结束后评论道:“美国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外界推动者。美国开放的经济援助、社会风气和大学教育,都是中国由一个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发展为全球经济主力的关键。”美方早期的慷慨解囊帮助建设了中国最优秀的医院和大学,结束了令人胆寒的日本侵占时期,美国外交确保了战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且其主张的开放贸易也为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石。美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承认中国现有成就并非一党贡献前,就可能已经摧毁了有美方参与奠定的中国繁荣之路。


澳大利亚方面可能对决心复兴民族的中国人抑或义愤难平的美国人并无过多关心。如果我们指出虚伪的美方违反了其为他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定会一呼百应,引来更多声援。尽管当今体制并不完美,澳大利亚仍需谨慎考量结束自由主义规则为先的国际秩序对本国的重大意义。


中国替代美国接管亚太并不会完全摒弃规则,而是发明一种新的秩序,建立在非普世价值观和非自由规则之上的秩序。不似美国,没有人会指责中国虚伪,因为中方政府无意违背其共产党国的独裁阶级体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利用地方媒体和其他渠道在澳大利亚等国宣传其价值观,违背了传统许多自由国家支持的人权和准则。


简而言之,中国政府推崇服从权利优先于自由,支持阶级统治优先于平等,要求个人和团体利益顺从威权政府。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这些优先权仅是纸上谈兵,但是当必须服从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时一切都会变为真切的现实。


哈德森学会的福特(Christopher Ford)解读了新地区秩序下延伸传播中共价值观对邻国的意义。北京当局希望以自己阶级分明、独裁威权、推崇服从的政府为雏形,重新构建地区政治秩序。在其预想的新秩序中,政治力量将“以最高首领全权统帅,等级森严,而非横向地由多方参与、竞争互动。”新秩序统治下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服从于以北京为中央领导的政治格局,并且遵守北京制定的规则。这对外国商业和文化社会的影响还尚不明朗,但作为服从的标志,各地区政府必须严格审查可能惹恼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为或言论。在中国规则下,对特定国家价值的尊重和表现出对北京政权仪式化的敬畏不可分割。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扩张和大力宣扬的历史佐证已使这一新秩序的实际操作初现雏形。中国官员多次向澳大利亚商界领袖和外交人员指出,澳大利亚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无利益牵扯,不该插手南海领土争端。事实确远非如此,澳大利亚未来的国防战略和领土主权都需要捍卫现今规则为先的国际体系,依靠规则来解决区域内陆地和海洋主权的争端。


北京当局的海洋权益主张并非凌驾于广为人知的国际海洋公约之上,仅依据特殊的中国历史渊源来裁定其主权。如果北京真的遵守国际法,那么当局一定会在尊重司法权的前提下捍卫其南海主权,通过列举具体证据来反驳2016年7月海牙仲裁庭上菲律宾的胜利。然而,北京选择完全无视仲裁庭的司法权。其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已经违背了国际法律与条例,却不正面应对,反而反复申诉无任何国际司法机构可裁定的历史证据。


中国政府追溯到几世纪前的史料,只为了明确南海岛礁和海域的历史所有权,证明南海是中华民族的祖产,中国便可以强制“收回”其领土。毕竟一个国家无法侵略自己,中国高层认为将占领称为收复,他国便无法谴责中国侵占公海和他国领海。


澳大利亚已退役的一代联邦领导人曾坚称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永远不会动用武力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北京对特定历史阶段的选择性解读似乎也在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前总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在其著作«危险的盟友»(2014)中毫无掩饰地提出了这一观点。然而无法解释的是,中国爱好和平从不借助武力侵略,如何能从黄河长江流域的一小块领地发展成如今幅员辽阔的世界力量?版图从中亚的沙漠横跨至喜马拉雅的山巅,北至西伯利亚。为何澳大利亚领导层倾向于支持中国的主张,或许中国古代的军事策略能为我们解释一二,例如«孙子兵法»中就提到了狡黠地欺骗敌方将领是致胜的关键。若是这种历史渊源也可作为宣布主权的证据,那任何依据岂非都能接受。澳大利亚政府若在中国南海的历史主权上让步,澳方又掌握了哪些历史证据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呢?在稳固的国际规则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也可以占领澳领土,却仍说着漂亮话,断言自己并没有“侵略”澳大利亚呢?


训练舰郑和号抵达悉尼港


2016年11月25日,中国海军训练舰郑和号停泊在了悉尼海港。据当地中文媒体报道,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顾小杰为欢迎郑和号发表了讲话:


“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庄严宣誓将永远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600多年前,闻名世界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曾率领中国舰队远赴重洋,为沿途各国人民带去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和友好情谊,未占他国一寸领土。今天, 中国海军的发展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和平,绝不会成为区域霸权。郑和号带着和平的愿望而来,并将满载澳大利亚人民的深情厚谊而归。”


总领事的发言缺少确凿的历史依据,中国事实上曾依靠武力扩张侵占他国领土。郑和当时的航程也不完全是追求和平的商船队。撇开历史不谈,中国海军正在南海肆虐横行,置菲律宾、越南等沿岸国的主权于不顾。中国一边宣传和平意愿和历史所有权的同时,一边在南海强占岛屿并建设军事基地,装备可覆盖包括美军基地和澳洲领海在内的军事硬实力。中国的军事武装循序渐进、逐步递增,同时保持低调避免冒头猛进,正如巴贝奇(Ross Babbage)所描述的,持续低于“西方势力介入的临界点。”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在战胜时蚕食邻国领土进行版图扩张,并于战败后签署短暂的和平条约。中国征服邻国时,就将其土地收入囊中,比如南方的云南和西藏。而外族侵略中国时,就将自己的领土并入中国,比如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时,就将宽广的东北三省纳入了中国版图。约在1750年,中国又强占了西方辽阔的土地,并将其命名为新疆。


中国当然也有武力征服。例如在1750年间的西征中,清朝皇帝下令屠杀了当地的准噶尔蒙古部族,史称准噶尔灭族。约有50万准噶尔蒙古人被杀害,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则强征为奴。由于新疆由中国接管,准噶尔部落又所剩无几,这场屠杀无人记载导致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在此三个世纪之前,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期,明朝皇帝跨过喜马拉雅山脉,大举进军东南亚地区。夺得的领土中一部分被划为云南省,另一部分则成为了现在的越南,经过越南人民艰苦的抗争才夺回了主权。郑和的旅程在历史上与这一系列十五世纪明代侵略行为不无联系。


郑和自己成为下南洋总兵正使的艰苦历程也与和平相去甚远。郑和出生在一个波斯后裔的穆斯林家庭,他的家族与明前朝的元蒙古统治者关系紧密。在他幼年,明军入侵云南,郑和被明军俘虏并阉割。朱棣作为明朝皇室最一员,蛰伏多年,通过军事政变从其侄子的手中夺取皇位,并处决了侄子上千名忠诚的党羽。郑和跟随朱棣,一步一步走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巅峰。


郑和传奇般的航海征程并不平静。他装备精良的军队在途中多次参与武装冲突并绑架当地原住民,在外国领土上旁若无人地立起防御指挥所。郑和还在马六甲和萨姆达拉建立军事基地,以掌控马六甲海峡的海洋通道。有一次,他们甚至俘虏了斯里兰卡国王并将其带回中国。


在法制的国际体系中,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故事,除历史学家外,无人会有兴趣一探究竟。但是当区域秩序建立在饱存争议的国家历史故事上时,中国对历史先例的解读开始对政府最高层的决议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2003年10月24日对澳大利亚国会参众两院的公开演讲中,中国主席胡锦涛,为最近郑和号到访悉尼做了铺垫:


“早在15世纪的20年代,中国明朝的远洋船队就曾经到过澳大利亚的海岸,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中国人飘洋过海,陆续来到澳大利亚这一片古老的南方大陆,他们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胡主席发表讲话的当时,中国大体上仍然遵纪守法。他所提及的郑和抵达澳洲海岸的传奇之旅虽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疑虑,但他的发言作为外交上仪式性的措辞也无伤大雅。但今天我们还能如此确定吗?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目前宣布的海洋主权建立在历史上其舰队曾穿越过的这片海域之上的话,那我们是否也可以将胡主席国会上的演讲理解为,有一天中国也可以宣布其对澳大利亚领土的主权?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北京开始同今天占领南海一样占领澳大利亚领海?


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


这样看来,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已经关系到全澳洲人。胡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过六百多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主动地与澳洲接触,并在澳洲名为“澳大利亚”前还曾拥有过这片土地的命名权,都与北京支撑其南海历史主权和军事扩张的论据如出一辙。在两种情况中,历史渊源都强调了政府海洋远征舰队在他国之前在某一海域航行,与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命名了他们的岛屿,并且在今后几个世纪维持了联系,直到欧洲殖民力量掌控了中国。在历史证据高于广泛接受地国际法的前提下,如果无法证明胡主席的历史论据不实,澳大利亚的领土主权便岌岌可危了。


胡主席提出的明朝海洋远征队成功抵达澳大利亚海岸并无史料记载,而是由一代代中国民间史学家口耳相传。这些传说甚至在中国之外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十年前,英国人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名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他在书中声称郑和发现了美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周围地区。在2006年澳大利亚有线电视纪录片«四海»中,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韦德(Geoff Wade)对孟席斯草率的论点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中国民间所称的郑和发现澳大利亚同样也缺少理论支持。然而,胡锦涛的言论既没有被国会质疑更没有被否认,反而被记录在案。


胡主席的话也促使澳大利亚人开始重新考量北京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给出的历史证据。中国政府远征队和商船确实许多海域和海峡,但是他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舰队的陪伴,比如一些东南亚和南亚政体,甚至是来自遥远波斯的船只。郑和的航行路线与一批更早的伊斯兰航海家和商人的旅程路线重叠,如果历史是唯一的考量标准的话,那么中国对南海独有的主权也站不住脚。


这些历史细节在中国遵守国际法则时作用微乎其微。但在只考量历史关联的新世界秩序下,证据充足的历史课题探究在领土争端面前变得至关重要。然而,在共产党执政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不允许挑战历史问题上的官方说法,且外国学者的质疑也都被否认和压制了。比如2004年,发现中国侵略新疆并屠杀准噶尔部族的16名国际学者就在访问中国发表学说前被拒签。自此,他们出版的书籍也在中国成为禁书。


当然,现在挑战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舰队发现澳洲大陆的历史言论还为时不晚。政府应该及时行动起来,澳大利亚在联邦国会的政治代表必须确保胡主席在国会的演讲得到正式的更正和否认。


另一种方案是,为保证习近平主席定于今年的澳大利亚国事访问能友好愉快地进行,在最近的亚太政策报告中傲慢地忽视了国际秩序之后,北京可以重申其对国际法的尊重。北京和堪培拉当局应该携手肯定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的关键作用。


作者|John Fitzgerald   

翻译|李思卿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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