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庆：中美两国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中美印象》第300期
张小庆/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博士后研究员
张小庆：我认为外交关系的最低点应该以断交、国家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等行为作为标志。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低点的这个表述源自于BBC记者在2020年6月24日发布的一篇新闻，因为当时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被关闭，这成为两国间关系恶化的一个重大动向。当年七月，陆克文等学者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也认为中美关系处于近50年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当时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大选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所以特朗普选择为强硬而强硬的一种对华立场实际上是在吸引选票。拜登上任之后，双方高层互动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增加，公开的互动也让紧张的氛围有了缓和。拜登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4月14到17日在上海与中方展开气候谈判，双方还发布了如何应对气候危机的共同声明。
但是要承认的是，我2018年在丹佛访学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警惕，特别是对《2025中国制造》计划的不满。中美建交至今，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社会交织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导师贾庆国教授就认为中美关系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有限的合作到有限的冲突”的状态，目前天平是倾向于“有限的冲突”一端。所以说，新冷战、竞合状态、或者何瑞恩（Ryan Hass）所说的“竞争性相互依存”，这些都描述了中美关系的某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是对双边关系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表述。贾庆国教授的表述兼顾了中美关系间长时间内的一种互动状态，以及短期内的一种互动特征，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
张小庆：我认为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中美之间现在很明显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但是在技术合作和经济贸易方面，美国内部的决策圈自己还没有达成对华政策的共识，这对于中国来说还有很多的机会，这是研究中美关系时中方学者的一个很普遍的观点，王辑思教授也在他前不久的讲座中提到过这个观点。无论我们从国家利益、地区稳定还是世界繁荣的角度来看，中美在应对气候危机、疫情等方面的合作都是必然的一个选择。就像近期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将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一样，在洋流的影响下，实际上这种核废水会遍布全球的海洋。这并不是一国政府能够决定的，需要全球合作。但合作的前提并不是基于以前的那种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而是应该基于正和博弈。
比如在气候领域，习近平主席近日在跟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线上讨论中承诺，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最大的一种努力和强度参与全球抑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国也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等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这些目标并不轻松，需要加速技术创新为驱动的能源变革，要构建绿电为核心的现代能源体系，还要加快建设碳交易市场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出于长远的一种国家利益的考量，已经超越了短期的国家利益选择。从这些承诺当中，其实美国也应该能看到中国在气候领域或者疫苗方面合作的一个诚意与决心。中美双方昨天的联合声明也表示支持美国在4月22日和23日举办的气候峰会。
在疫苗合作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全球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比如，美国已经购买的疫苗的数量足够供给4.5亿人使用，但它的总人口数为3.3亿，大量的疫苗会面临储备不当或者失效的问题，所以发达国家的疫苗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短缺。这种情况应该由WHO或者UN领导、中美在里面发挥领导力的一种机制进行统一的协调。还有其他很多可以采取的形式，比如企业合作、政府协调、科学家共享科学成果等等，然后以中美两国的实力为世界打造疫苗的供应链。只有中美才具有这样的优势和实力，两国在抗议领域的合作应该向第三方倾斜，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和抗疫的能力建设。
张小庆：“时和势在中国这一边”的观点实际上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的一个表述，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正处于一个比较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部发展来说非常有利，而且那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平稳，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试图让双边关系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周边总体比较稳定，没有爆发激烈的冲突或战争，周边国家也没有特别严重的反华情绪。这对中国建设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其实中国现在还是更为关注国内的发展，比如十九大和最近公布的2035远景都强调要做好自己的事。如果中国能做好自己的事，周边环境也相对稳定，这个时和势一定会在中国一边。
关于中美两国的模式之争，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有些学者在刻意制造概念。比如说民主和平论，以简单的学理性的观念，认为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和平。难道非民主的国家或者是不同于西式民主的国家与西式民主的国家之间就不会有和平，就必然要发生冲突？这实际上是一种逻辑陷阱。还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这些学术界的观点实际上在与现实政治有一定的区别，我们要理性地看待。
张小庆：关于钓鱼岛，我们要理清楚的是，首先，它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人都普遍认可的事情，国际社会也必须对钓鱼岛的地位和中方立场给予接受和认可。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中方立场都是站得住脚的。所以钓鱼岛问题其实涉及到国际舆论场话语权的争夺，西方国家利用现有的一些所谓不太公平的国际规则确实会对中国造成一些压力，但是中国人民要有自己的判断。
新疆棉花的问题，实际上是源于一个比较荒谬的国际组织所炮制的非常虚假的伪造采访。当观众主观上带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去搜集更多经过考证的信息，也不愿意重新思辨，这样很容易对网络提供的编辑截取过的画面、言论和信息造成错误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接受并同意我的导师的立场，他认为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西方媒体有意抹黑我们，而是他们不太愿意了解真实的我们，只愿意带着固有偏见看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曾深入到了当年中共的根据地，亲身经历那里的生活和了解中共领导人风采，最后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报道。我国外交部正在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邀请西方和中东国家的记者前往新疆实地考察等等。
张小庆：2020年11月，我很荣幸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金砖国家青年峰会，并且在政府与公共外交环节发表了主题演讲。在中美两国的公共外交领域，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做了很多二轨外交的工作。我们曾参与举办外交部蓝厅论坛，邀请了五十多位来自中美各界的人士，比如姚明、郎平等等。我们还曾与卡特中心合办中美青年学者论坛等活动。这些都旨在加强双方研究者之间跨国界、跨代季的沟通。资深学者不仅能够影响两国的决策届，还能够将他们在研究中获取的有益经验分享给年轻人，为年轻一代学者传递中美友谊的温度、历史的广度、和人文的厚度。所以，公共外交是国家外交工作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建设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青年人不仅应学好本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实，也应通过掌握外语来深入了解其他的国家，这样才能在保持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与共情的同时，还能在与其他文明的沟通互鉴中汲取对本国文化更有益的经验和宝贵的知识。
问：同时，您也在峰会上提到了正在困扰着不止是中国年轻人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虚假指控和阴谋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人们可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和观点鸿沟也容易日渐扩大。您认为如何才能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理性、全面地看待中美关系？青年人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张小庆：我曾在埃及有一段短暂的访学经历，当时就发现许多埃及年轻人不仅对中国人民很友善，还对中国有一种向往和单纯而美好的感情。我在美国时也有相同的感受，纵使国家关系有了紧张的苗头，但是民间的友谊和交流是没有中断过的。2019年我入职基地以后，也见证了我们和美方学者之间源源不断的交流。中美教育基金主席张之香大使带着芮效俭大使等一行人来北大参加伯杰奖学金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我们在整个项目的运行当中还评选了很多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他们不仅获得了奖学金，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科研成果。这种项目实际上对青年人的交流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不仅提供了青年人和美国资深政要或学者交流的平台，还可以让青年人在交流和学习理解中产生喜爱和热爱，加深自己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有一句话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何从他人的文化中汲取美是因人而异的，但传统文化的滋养，不管对中国人，还是对想要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美国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就曾在脱口秀中用中文朗诵了一段《鹿柴》，并表示朗诵唐诗成为疫情之下在家里解救她的一件事情。当一位奥斯卡女星和一位一千三百年前的中国古代诗人产生了精神共情与共鸣，这个画面的优美不言而喻。从对方的文化中汲取宽慰、汲取成长、汲取你所需要的精神与智慧，这才是文化交流的意义。青年人也可以更多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的动漫、游戏。李子柒所记录出的理想般田园生活方式在YouTube上也很受追捧，这些都是当下年轻人喜欢的，也是能够传播到世界上的。
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升。在您看来，非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在中美关系和两国文化交流认知等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您认为在中美政府层面日渐走向不共戴天的今天，中美人文外交能支撑双边关系不全部走向冲突和对抗吗？两边的非政府组织都能做些什么？
张小庆：非政府组织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早期中国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新冠疫苗的研发投入普惠世界。美国人对于慈善的观念和其非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是非常值得中国社会学习的。富人愿意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公民社会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在联合国网站上，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者国际级别上的非营利性、志愿性的一种公民组织，所以它并不是国家，而是个人、社会团体或者民间机构在背后。从缓解国家紧张关系的角度来说，非政府组织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比如这个月，我们基地的贾庆国教授和王栋教授就要与斯坦福大学举办炉边对话。在中美对话氛围如此紧张的一种氛围之下，学界之间还能够保持一种畅快的沟通。贾庆国教授认为，这种资深学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不能被打断，要保留一点五轨、二轨外交的沟通途径，而且双方政府也不应该给学者过多的干预，他们可以为国家间的政治紧张保留转圜余地。
问：您对“NGO外交”的看法是什么？当NGO从事活动关系到外交政策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政策时，它与政府外交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会对其权威发声产生一种“威胁”？世界范围内“NGO外交”的兴起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
张小庆：政府外交首先是以国家为单位，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但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以更大的国际性视角和更小的公民视角来引入一些国际议题，互相弥补。当组织的活动可能涉及到主权和原则的冲突时，非政府组织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比如不干涉国家内政、主权平等等原则，毕竟国家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
问：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赶上美国，中美的差距是否就被抹平了，中国就能主导世界？您支持“中美新冷战”的观点么？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否能够制约国家走向战争？为什么？
张小庆：上届美国政府吸纳了一些民族主义者、投机者进入决策圈。这些人沉溺于一种幻想，认为中国物质性权利即将超越美国，之后两国就会爆发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还认为双边的贸易就是你赢我输的比赛，对所谓的“萨缪尔森陷阱”充满恐惧。他们最早提出了所谓“新冷战”的观点。当这种想法投射在美国政府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不断利用国家安全的紧箍咒动员全政府和全社会，以此摧毁中美两国已经建立的政治互信、经贸互动和人为交流。这体现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代表性和现有的国际规则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公平、公正和国际秩序的追求。“新冷战”的实质是一种向经济脱钩政策和与军事政治同盟绑定的方向回归。这其实也是一种趋势，可能拜登政府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思维的影响。比如，拜登现在摆出的是想要与中国贸易脱钩的态势，还要建立技术和民主联盟对抗和遏制中国。实际上，经济发展的大势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选择而改变。当前跨国企业已经在针对中美两国的不同市场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所以可能未来五到十年，脱钩的趋势还会延续，一球两治的状况也会存在。
问：最后，想请您对2024年新一届美国大选进行一个预测，并探讨一下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张小庆：鉴于现在美国参众两院持平的态势，花落谁家不能贸然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局势不会扭转，反而会加剧。当两党之间对于国内问题无法达成基本共识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美国人民，类似族裔冲突和贫富差距的深层社会问题也会因为政党的不作为或治理失败而加剧。美国现在的身份政治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都是政治极化所引起的乱象。最重要的问题是谁能够提出对美国社会真正进步或改革的有效方案，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两党的恶斗还是会持续到2024年。
就像中国政府许多官员和学者所说的那样，中美两国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两国之间你死我活地争斗。谁能够优先把国内问题处理好、把领导力在国际问题上发挥好，谁就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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