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1968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
1957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
去上海
文／北岛
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有一天，在音乐学院教书的表姐来我家做客，我脱口问，你是右派吗？表姐笑而不答，父亲大怒，认为我这孩子口无遮拦，将来非闯祸不可。没过两天，1957年7月19日中午，与我家合住同一单元的那家男主人俞彪文跳楼自杀了。虽说我自幼对死亡有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还是被“自杀”这个词所特有的含义吓呆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请假带我去上海看外公。这是我头一次出门远行，那股兴奋劲儿可想而知，掰着指头数日子。再说了，新守寡的郑阿姨半夜的哭声常把我吵醒，死亡的阴影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下总算逃脱了。
外公去年出了事：他在街上被踢球的孩子一记猛射击中，仰面倒下摔坏了后脑，造成偏瘫，失去语言能力。他本来身体硬朗，喜爱运动，冬天坚持用冷水洗澡。1953年来北京小住，到处游山玩水，从相册上能看到他特有的乐观者的笑容。
在前门火车站，我头一次近距离观看火车头。巨型车轮和连接杆、高高的驾驶室、锃光瓦亮的黄铜管和阴郁的锅炉，真把我镇住了。汽笛长鸣三声，车厢剧烈晃动了一下。和母亲并排坐硬座上，我靠窗口：树木、田野、村庄，一闪而过。穿过大大小小的铁桥时，发出异样的轰鸣。
在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妈妈买来只烧鸡。乘务员用大茶壶沏茶倒水。我们自备的搪瓷缸搁在小桌上，茶缸盖随车身震动轻轻打镲……
半夜被吵醒。妈妈告诉我，浦口到了，火车被拖上渡轮过江。有人吹哨指挥，缓冲器吱嘎作响，列车被分成几截，拖到渡轮甲板的铁轨上。江面黑灯瞎火，浪头拍击船舷发出阵阵闷响。工人用小锤检查车轮，叮叮当当。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对岸。第二天上午，火车驶进上海站，亲戚们在站台迎候，然后分乘三轮车，来到虹口区多伦路的一扇石库门前。
外公孙海霞（字曙光）生于1880年，浙江绍兴人。他从小上私塾，后考取上海电信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汉口电报局, 负责欧美电信业务。他与黄兴结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他把外婆和孩子们送到湖南岳阳的亲戚家。在起义中，他参加敢死队，迅速抢占发报台，用电讯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调动了部队。翌日举行庆功会，他荣获一等功，并得到一千元现大洋的奖金。黄兴要他留在革命政府担任电讯总管，他婉言谢绝，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用那笔奖金创办了中强中学，兼任校长。
每天早上学校升旗仪式后，外公亲自给学生讲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道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外公在钟祥召开声援大会，并率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会道门势力，捣毁了县党部、农会等机构，也包括电报局和中强中学。他们冲到外公家，把我三舅吊起来毒打。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孙家的人乔装打扮，混出城门。外公躲在电报局后山树林里，趁夜色翻过城墙，一路坎坷，到达武汉。
交通部电信总局调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外国电报公司。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他主管日伪的华中电报局。外公托词有病，躲到苏州乡下。日本人多次请他赴宴。他自知躲不过去，于是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重庆，交通部委任他为电信局总视察。天各一方，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为成都市电信局局长。1948年，电信局工人发动大罢工，在外公支持下通电全国。他随即被勒令退职。成都电信局八百职工含泪为他送行。他回到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直到退休。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1946年年初，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1948年5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 , 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
外公口歪眼斜，不时流着口水呆望我。我们面对面坐着，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鞋蹭桌子腿，你一下我一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那瞬间，他混浊的眼睛闪出顽童般的光亮。
外婆生下十四个孩子，存活了十三个——我有八个舅舅四个姨妈。外婆在我出生头一年因肺癌去世。外公鳏居数年后找了个老伴，她个儿不高，精力充沛，眼神诡异多变。由于后外婆的出现，外公与子女们疏远了，直到瘫痪，大家才重新回到他身边。
跟母亲住外公家，我得以近距离目睹平静生活下的凶险。后外婆必有坚强的神经，才能抵抗家族的敌意，否则早就扫地出门。
无论家庭秘密会议或私下议论，大人从不避我。上海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自我记事起，父母之间说上海话，作为秘密语言，但我听懂了，他们只好改说普通话。我当时正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关心家族纷争。从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头号罪状是虐待外公，这无异于“狼外婆”。与“狼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得装得多无辜才行。
外公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他退休时是上海电信局副局长。那石库门随时代变迁不断切割组合，地形复杂。进大门过天井，沿客堂间左侧上楼，楼梯下是小厨房，楼梯半腰有一亭子间，上二楼是十来平方米的堂屋。外公和“狼外婆”住堂屋，我和母亲挤在亭子间。
母亲跟亲戚一起出门了。闲得无聊，我向窗外张望，天际线被竹竿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物遮挡。近处，总有一帮男孩儿聚在天井，唧唧喳喳说个没完，毫无行动可言，我都替他们着急。啃完一个苹果，我顺手把果核朝他们扔过去，低头猫腰，悄悄离开窗口。
第二天傍晚我和母亲回来，她先上楼，我被那帮男孩儿团团围住，他们高矮不一，影子般沉默。一个瘦高的家伙显然是头头，他问我为什么扔果核，又问我从哪儿来，我拒不回答。我们近距离对视着，似乎在玩谁先眨眼谁认输的游戏。直到母亲从楼上喊我，他用手拍拍我肩膀，小兄弟们让开一条路。以后进出，他们总是默默盯着我，并无敌意，然后继续聊天，那架势非聊到地老天荒不可。
淮海中路698号是栋两层小洋楼，七舅和八舅的家。两位舅妈是姐妹，舅妈的亲戚也住在这里，可谓亲上加亲。孩子一个个出生长大，房子越来越小。在我面前冒出一大堆从未谋面的表兄妹，呼啸成群，满口上海话，我在他们当中更加孤单。
八舅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英文。七舅是飞行员，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参加过“两航起义”——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驾十二架飞机飞回大陆。“文革”期间，七舅被定成“特嫌”，长期关押毒打。多年后平反他来到北京，看见他那被打断变形的右手小指头，我深受震动，不禁失声大哭。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母亲跟二姨最亲。她在上海广慈医院工作，任护理部主任。解放前她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夕，她是江南造船厂厂长的私人特护，在她劝说下，厂长拖延执行拆除设备的命令，把造船厂完好地交给新政权。1950年，她调到北京为高干做特护，包括江青，这为她的命运埋下祸根。
二姨有病而终身未嫁。她生活简朴，总是穿双排扣蓝布列宁装和白底布鞋。她工资高，却省吃俭用，帮助亲戚的孩子们。逢年过节，她总是给我们寄礼物，包括衣服书包铅笔盒等。
在上海期间，母亲与二姨来往最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乘三轮车出门，我坐在她们中间，领教了上海话的语速和密度。
1968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据广慈医院的造反派讲，她是隔离审查时畏罪自杀的，可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后来据说与江青有关，怕她知道太多的秘密。
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作为长子，必须为母亲为家庭的安全负责。那几天北风肆虐，半夜摇撼我家房门。听见母亲嘤嘤哭泣，让我想起当年的二姨。
1957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二姨对我最好，总是给我买最高级的双色冰砖。
我对上海的印象是混乱的，其繁华程度令人吃惊，和北京相比，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那繁华后面似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后来我满世界近乎疯狂地奔走，可追溯到这头一次远行。多年后读到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我被这诗句一下击中了，廓清了自上海之行后在内心潜藏的旅行冲动。
在上海只住了十来天，我开始想念北京，想念伙伴，想念家和胡同，还有那特有的气味，甚至想念让我厌烦的学校。我第一次体验到乡愁的滋味。
1957年8月1日是建军节三十周年。当晚，母亲和亲戚们带我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多艘悬挂彩灯的军舰排成队列，汽笛齐鸣，水兵们站在船舷，行礼致意。礼花骤然在空中绽开，照亮江面。坐在七舅肩上，高过周围的人群，我激动地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