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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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文／冯骥才

《一百个人的十年》初版序言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

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

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

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醋——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

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

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怜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

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倘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

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受到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

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陈阵冰冷。

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露的清音。

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虞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疯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

因此本书不奢望绘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

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

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写于1986年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版序言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

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

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

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

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10年到20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

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代读者。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

2003年6月6日，维也纳

文章选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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