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装模作样的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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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

一个真正的文学作家，他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

新文人与新文学

文／沈从文

“五四”以后中国多了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新文学作家”，一个是“新文学”。

所谓新文学，就是叫老古董一见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不过一群新文学作家，在这十年来，可真是出够风头了。

“文学作家”在青年人心中已成为一个有魔术性的名词，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年青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正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钻研“浪漫”“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白白的糟蹋掉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

这些大有影响于青年人的文学作家，其实大多数皆只宜称呼为“新文人”。就因为从前旧文人的恶德，既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发现；现社会的恶德，在他们身上也更富于传染性。

一个新文人的特征是：“活下来比任何一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

这些人照例多少知道一点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同时还记起一些中外古今文坛掌故。各有一张口，好说空话，又会说空话（对于吃肉喝酒自然也不委屈自己）。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

有些自命风雅，就轻视身边一切活人生活，以为那是“俗物俗务”。有些平常时节读点诗歌小说，放下书时，便自作多情，不免装作无聊失意样子起来。

他们照例皆害怕同真实社会对面，不愿受社会规矩束缚，因此全是个人主义的赞同者。然而个人主义者每天总仍然得穿衣吃饭，在穿衣吃饭问题上又不能不同那个丑恶俗气社会对面，迨被种种事实围困、打倒，不能振拔自救时，于是便烦恼悲观，不知如何是好。

嫌白日太长，无可消遣，却邀约三四同志，打打麻雀牌与扑克牌。嫌夜里太静，睡不着觉，又不妨上舞场去玩个半夜。（胡闹自然有理由的，因为翻开任何大作家传记，皆有前例可援！）

有些人玩也不玩，动也懒动，孤僻寂寞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每天便在家中灌个半斤烧酒，写个十首歪诗，十篇杂感。也许还有为人更聪明更洒脱的，或尚能想方设法，使用都市中种种腐烂身心的玩意儿，来作腐烂自己的行为。

一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志在作这种文人的人，他就可以找寻机会，令旁人承认他为文人，或自称为文人。既作文人后，就过着如上所述委琐猥亵的新文人生活。

这些人身份尽管相去太远，见解趣味却常常极其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

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

他们既在那里“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须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分子，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亵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这些人虽称为“文学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同别人俗事，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

事情说来很稀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将来也就绝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

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

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

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

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

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

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

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

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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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日北平

本篇原载于1935年2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