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家们的采风不过是对别人生活的围观猎奇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贝科夫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贝科夫
想象力究竟是什么？
同一个小说文本我们还可以引出很多话题。比如通过这个小说我们可以引出想象力的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谈想象力，但想象力究竟是什么？想象力在小说文本中是怎么发生作用的？想象力只是在不真切的状况下帮助我们建构人物关系，人物关系互动的时候产生故事情节，我想大部分的人在谈想象力的时候他们在谈的是这个问题。
但如果大家读过贝科夫的《狼群》，我们就知道想象力究竟有多重要。因为贝科夫那一代至少是没有参加过二战的，仅听说过二战故事。
他们开始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那时他们都是年轻人。解冻文学一代，除肖洛霍夫外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当然今天写抗日神剧的人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这是想象力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当然贝科夫他们的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战争场景，我们不觉得虚假。甚至当解冻文学的这批作家出现以后，那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兵说这些比原来西门洛夫他们写的还强。
西门洛夫是参加过战争的。参加过战争的写来不像，没参加过战争的写得像。用今天的文学理论讲，就是有没有深入生活、有没有生活体验，所以今天我们老去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对不对？当然是对的。但据我看来，大多数时候的深入生活是无效的，因为那个是形式主义的深入生活，我们把它叫采风。
采风大家知道是从《诗经》时代开始的，收集民歌，把老百姓有意见的那些民歌拿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晓得老百姓有什么反应。我们知道《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这样来的，汉代乐府诗里的大部分也是这样来的。汉诗里的特别棒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采风”这个词从头到尾就错，你又不是朝廷的采风官，去打听啥子意见。
什么是生活？对于这个问题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过，当然她说的是摄影，触类旁通，她谈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变成了像游客一样的旁观者，“游客”从纽约、北京、巴黎出发到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变成旁观者，把所有人的生活奇观化。
今天我们在采风的时候大多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这是被苏珊·桑塔格辛辣讽刺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我讲，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贝科夫写战争比经历过战争的人写得像，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深入生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深入生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
我们今天的战争文学就是模仿苏联早期的战争，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创造一种战争文学，我们就写卫国战争时期的这种文学，那就是英雄主义的、典型化的。一场战争下来死多少人都不太知道，百分之七八十死去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只记得典型，记得一些英雄。这是我们的战争，这是苏联早期的文学，我们越来越这样，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奇观化，奇观化没有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怎么能叫神剧呢？
而且这也不是编剧这样编、导演这样导、演员这样演的问题，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如果所有观众都不追这种剧，唾弃它，它能风行吗？如果官方在某种程度上不支持，它能风行吗？所以这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有些人就看这种东西，吐槽吐得那么详细，说不定昨天晚上你看得很细致呢，早上醒过来才想起要表达你的高明。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更容易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环境的熏染。
回头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深入生活解决一切问题吗？如果深入生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你深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体验能不能发生一些转移，转移到另外一些情景和体验中去？这是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另外一种体验转移到陌生的领域建构丰富的细节。
如果要说什么是想象力，这是最要命的想象力，这是想象力最重要的。我们建构一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说，当然有的小说是基于社会经验的，老百姓也有发言权，这个写得像不像，像他不像你。文学什么时候等而下之到要像一个叽叽喳喳的老太婆，让她来发表意见呢？但是我们的文学基本上就在这样个思路中展开。
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重现社会生活场景，小说是一种探讨社会可能性的艺术，可能性就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什么时候说过小说只写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比如说英国作家奥威尔，《1984》是发生过的吗？没有发生。但会不会发生，会发生。因为奥威尔在写的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但是到斯大林时代到 ##时代差不多就是“1984”。
同样是奥威尔，《动物庄园》的事情会发生吗？当然不可能。但真不会发生吗？也许会发生，这就是可能性，这叫小说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想象力才是重要的。
奥威尔在《1984》里面想象所有的环境，那种才是靠想象力建构一个事情，老大哥要监视所有的人，那种监控手段要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建构一个监控系统，第一当然需要知识，尖端前沿的知识，今天当然很好理解，但是你想想20世纪50年代写这个东西，这才是想象力。
想象力一定是和细节场景相关的，而不是最庸俗的理解。我们编织一个人物关系，只是一个小小的虚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重要的。如果有一点小小的虚构能力就觉得我们是小说家，那是弥天大谎；如果人家告诉你那可以，这是弥天大谎；如果自己告诉自己这样可以，那是自欺欺人。
所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构想出更真实的场景，一个是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资源。你说西蒙洛夫他们不能写？他们参加战争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但是他的文学理念、他所接受的思想资源要求他忘记这样的真实。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这是对苏联普列汉洛夫他们的思想更通俗的表达，让我们要有典型化。
典型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高大上的过程。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观念比生活更重要。生活有方式，观念对头了，哪怕我们没有经历那种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力，可以通过接触到别人的讲述，接触到很多别人的材料，然后去重新建构。没有想象力，没有历历在目，你写出什么东西呢？
这也是我们读书的方法，贝科夫的《狼群》同样一个文本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它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思索，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要读好的文本，好的文本给我们好的启发。当然有时读一些坏的文本，看坏是怎么坏的，看可能是好小说的小说怎么变成坏小说，你可以看到可以变成杰出的小说怎么变成平庸的小说。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文学方法，既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有今天这个世界更广大的思想资源的一个问题，理解它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讲呢，文学上的问题，古人讲得很好，功夫在诗外。我们现在诗内下的功夫稍微多一点，诗外的功夫很少，甚至没有，这就造成文学上的一些困境，就是我们进展不大。我们还是比较看重题材的重要性、独特性，我们还是比较看重文本内部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建构，除此之外我们对一个文本更该提出的别样的东西就了解比较少。
但是小说这种文本经常需要提出更多，用中国古典文论讲是“意在言外”，当然他们更多是说诗和词的，但是小说要有更丰富的韵味，而不是简单的对主题的社会学阐释。
今天批评家也在诱导大家做苏珊·桑塔格反对的那种社会学阐释，最后造成我们小说文本丰富性的消失、意蕴的消失，最后只剩下故事、人物和意义。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个层面讨论文学——故事合不合理，曲不曲折，人物有无个性。其实这种东西早不是问题了。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有的人物叫圆形人物，我专门要写一种没有性格的人物叫扁平人物，有些时候小说中出现某个人物就是符号化的、象征性的，他要那么多性格干什么？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花大部分笔墨去勾勒他的音容笑貌，让他说几句有个性的话。但性格不是那样产生的，性格是在行动、在抉择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