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作家。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人是那么脆弱，那么孤单。他们坐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的脸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似乎他们自己是空的，似乎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某样东西，拿那样东西把自己填满。有时候，我想他们是羡慕我的。至少我是一样东西。他们是那样地缺少异乎寻常的东西，缺乏自己的独特之处。”
每一个人都在假装，人的脸面只是面具，整个人生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面具下面是……是什么？他不知道。
世上最丑的女人
作为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马戏团经理，他专程去维也纳看她。这可绝不是预谋在先——他事先压根儿没想过自己会娶她为妻。可是一旦看到她，一旦过了最初的惊愕，他就再也无法将自己的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她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上面覆盖着肿瘤和肿块。一双流泪不止的小眼睛紧贴着低低的、满是皱纹的额头。从远处看，它们像两道细细的裂缝。她的鼻子看着似乎有好几处破了，鼻尖呈乌青色，稀疏地长着一些粗而短的毛。她的嘴又阔又肿，始终张开着，始终湿漉漉的，里面是锋利的尖牙。那似乎还不够，最糟糕的是，她的脸上散布着长长的、柔软光洁的毛发。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从一个巡回演出马戏团的硬纸板布景后面走出来，向观众亮相。一阵惊讶和厌恶的尖叫声从人群头顶滚过，落在她的脚边。她可能一直面带微笑，但看上去似乎是痛苦得变了形的怪相。自知有几十双眼睛正盯着，贪婪地注视着自己身上每一个细节，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让观众能回去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或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描述这张脸，好让他们在拿镜子里自己的脸比较时，能再次想起来这张脸，然后轻松地舒口气。她很耐心地站着，当目光掠过他们的头顶，眺望远处的屋顶时，她或许有一种高人一等之感。在长久的、充满惊讶的沉默过后，有人终于喊道：“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她循声朝人群里张望，她在寻找说话的人，但就在那时，一个粗壮的马戏团女领班从纸板屏风后面跑出来，代表世上最丑的女人答应道：“她不会说话。”“那你来讲讲她的故事吧。”那个声音要求道。粗壮的女人于是清了清嗓子，开始讲了起来。演出结束后，当他与她靠着马戏团内取暖的小马口铁炉子喝茶时，他发现她相当机灵。她当然是会说话的，并且还非常言之有理。他细细观察着她，内心交织着对这一怪物的好奇。她一眼能看透他。“你原以为我说话会像我的这张脸一样，又怪异又令人反感，是吗？”她问道。她喝茶的方式是俄式的，把茶水从一把金属壶倒进没柄的小杯子里，每喝一口嚼一块糖。他很快就发现她会说好几门语言，但显然哪一门都不是很好。她不时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门语言。这倒不足为奇——她自幼在马戏团里长大，在一个各种怪物无奇不有的国际剧团，从不重复去一个地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又说道，用那双鼓鼓的、小动物般的眼睛看着他。沉默片刻后，她又补充道：“没有母亲的人也没有母语。我说许多门语言，但没有一门是我自己的。”他不敢作答。突然她开始使他心烦意乱，尽管他不清楚那到底是为什么。她谈吐风趣，思路连贯具体，根本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于是，他向她告辞。而令他吃惊的是，她居然向他伸出手去——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姿态，实际上是一位淑女的姿态，而且还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手。他弯下身去，但是没有用他的唇碰它。回到宾馆，他仰面躺在床上，心里还念念不忘她。他盯着面前那片宾馆所独有的潮湿、闷热的黑暗——那种黑暗使他浮想联翩。他躺在那里，思忖着做她那样的人会是怎样一种体验，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从那双猪眼睛一般大小的眼睛里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用那只畸形的鼻孔呼吸会如何——她闻到的是否与正常人闻到的一模一样。每天触碰那样的身子，比如日常做的小事，清洗、抓挠什么的，又是怎样一番情形？他绝没有为她感到难过。要是他对她有一丝恻隐之心，那他就决不会想到去向她求婚的。有人讲起这事，仿佛那是一桩不幸的风流韵事。说他的心不知怎么直抵她的心底，说他看到了她内心那个甜美的天使，并爱上了她，尽管她面目可憎。但是，不，绝不是那么一回事——见到她后的第一个夜晚，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象，与这样的一个东西做爱、亲吻她、给她脱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他就在马戏团周围逗留。他会离开但总又会回来。他获得了经理的信任，为剧团谈判签下了布尔诺的一个合同。他跟着他们到那里，马戏团里的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让他卖票，后来，他接替了那个胖女领班的工作——这得说他擅长此行，在那块劣质的幕布开启前，预热观众的情绪。“请闭上你们的眼睛，”他喊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因为这个生物奇丑无比，任何敏感的眼睛都难以忍受。凡是见过这个怪物的人，再也无法安然入眠。有些人甚至还失去了对造物主的信念……”说到这里，他垂下头去，似乎这话没说完，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他认为“造物主”这个词能够合理解释一切。看到等在幕后的那个女人，有些人可能会对造物主失去信心，但他自己恰恰相反，他已经心悦诚服：无论如何，唯独把经理挑选出来，把这个机会馈赠给他，造物主就已表明了他的灵验。世上最丑的女人。一些傻瓜为漂亮女人相互决斗，同归于尽。一些傻瓜为女人的心血来潮而一掷千金。他可不像他们。那位丑女人像一只伤心的、被驯养的小动物，赢得了他的感情。她与其他女人都不同，她甚至还带给他获利良机。要是他娶她为妻，那他就会与众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他开始给她买花——不是什么特别的花，仅仅是廉价的一小把，包在箔纸里，外加一个轻薄的绵纸蝴蝶结；或者，他会送她一块棉质领巾，光滑的丝带，或一小包坚果糖。然后，他着迷似的看着她把丝带扎在额头上，结果五彩的丝带并没有起到装饰作用，反倒成了一个吓人的东西。他会看着她用超大的、肿胀的舌头吮吸巧克力，她宽宽的牙缝间形成褐色的唾液，从覆盖着短而粗硬的毛的下巴滴下来。他喜欢在她没有觉察的时候看她。他会一早偷偷地溜出去，躲在帐篷或拖车的后面。他会偷偷地溜出去，为的是潜伏在附近，连续看上几个小时，哪怕是透过木栅栏的缝。她喜欢晒日光浴，晒的时候她会花上很长时间，慢慢地梳理她那蓬乱的头发，她似乎神思恍惚，将头发编成细细的小辫，然后又马上把它们拆掉。或者她会用钩针编织，在马戏团喧闹的氛围里，钩针飞针走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她会穿着宽松的衬衣，裸露着手臂，洗一盆衣服。她的手臂和前胸的皮肤覆盖着淡淡的体毛，看上去很漂亮，柔软得如同动物的绒毛。他需要这种偷窥探秘，因为他的厌恶感一天天地减少，在阳光下消融，如同炎热的午后消失的一个个水洼。渐渐地，他的眼睛越来越习惯她那令人痛苦的不对称、严重失调的比例，以及所有的不足和过分。有时他甚至认为，她看上去很寻常。每当他开始感到不自在，他就跟他们说他要去办一件要事，去会见谁谁——他会说一个陌生的或者——为对比起见——广为人知的名字。他在做生意，在会谈。他会把靴子擦得铮亮，把他最好的衬衫洗干净，然后动身上路。他从不走远。他会在最近的城镇停下来，偷别人的钱包，喝得酩酊大醉。但是，哪怕在那种时候，他也从没有忘记她，因为他开始谈论她。没有她，他简直没法活，甚至在这些暂时逃离的时候。奇怪的是，她成了他最有价值的资产。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用她的丑来支付酒水费——甚至，他可以凭着描述她的那张脸，迷惑住漂亮女人，那些女人赤身裸体地躺在他的下面，哪怕到深更半夜，也要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每次回来，他总备有一个有关她丑貌的新故事讲给大伙听——他很清楚，若要某事物真正存在，须得有其独特别致的故事。开始，他让她熟记那些故事，但他不久发现这个世上最丑的女人并不擅长讲故事：她说话单调，讲到最后还会突然哭起来。于是他开始替她讲。他会站在一边，手指着她，陈述道：“你们看到，前面站着一个不幸的人，她的外貌可怕得让你们纯真的眼睛难以忍受。她的母亲住在黑森林边的村子里。一个夏日的一天，正当她在林子里采摘果子时，一头凶猛的野猪向她追过去，并疯狂地对她大发淫威兽欲。”讲到这里，他总会听到低沉的惊恐的叫声，一些早已想离开的女人，这时会开始用力拉她们不情愿的丈夫的衣袖。“这个女人来自一个被上帝诅咒的国度。她是一个邪恶残忍的民族的后裔，那些人对一个生病的穷人毫无仁慈之心，为此，我们的主以这种可怕的、世袭的丑陋惩罚他们全村。”或者：“这是堕落女人的孩子的命。你看到的是梅毒的恶果，一种可怕的惩罚不洁、祸患五代的疾病。”“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丑女人对他说，“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在马戏团被人发现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婴儿。谁也记不得之前发生了什么。”就在他们共处的第一个演出季结束，马戏团就要散漫地曲线巡游，回到维也纳，开始每年的休整之时，他向她求婚了。她连脖子根都红了，浑身颤抖。然后她静静地说，“好吧”，把头温柔地靠到他的臂膀上。他能闻到她的芳香——柔和的香皂味。他忍受了这一刻，然后缩了回去，开始给她讲自己对两人共同生活的规划，罗列了所有将要到访的地方。他在房间里踱着步，她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伤心但一言不发。到最后，她抓住他的手，说她想要的正好相反——她希望他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也不用到处漂泊，再也不用见任何人。她希望她烧菜做饭，生儿育女，拥有一个花园。“你绝对不可能习惯这种生活，”他气愤地驳斥道，“你在马戏团长大，你想要、你需要被人观看。离开别人注视的目光，你会死的。”圣诞节那天，他们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结婚了。主持婚礼的牧师差点昏了过去。他声音颤抖地诵念着。宾客都是马戏团里的人，因为他跟她说，他与她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当他们个个在椅子上打起盹，所有的酒瓶都倒空，该是上床睡觉的时候（她甚至醉意蒙眬地拉他的衣袖），他叫大家都留下来，并派人拿更多的酒来。他喝不醉，尽管他拼命地喝着。他内心有一样东西保持着绝对的警觉，如一条绷紧的弦。他甚至没有放松肩膀或跷二郎腿，而是坐得笔直，双颊通红，两眼发光。但是他紧靠着桌角不放，似乎被无形的大头针钉住了似的。眼尖的客人可能已觉出，他只是害怕赤身裸体地与她亲近——害怕婚后义务性的亲密。难道果真如此？“摸摸我的脸吧。”她在黑暗中请求他，但是他不愿这么做。他用手撑起自己在她的上方，这样他所能看到的就是她的轮廓，一个比房间其他地方稍亮一点、没有明显边缘的模糊的一团。然后，他闭上眼睛——看不到她——要了她，如同要任何别的女人，跟往常一样，脑海中毫无想法。他们独自开始了下一个演出季。他叫人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分发到世界各地。电报订单来了。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露面，坐头等舱旅行。她总是戴一顶很沉的、有灰色面纱的帽子，她从这层面纱后面，看到了罗马、威尼斯和香榭丽舍大街。他给她买了几套衣裙，亲手给她系上紧身胸衣，这样当他们行走在欧洲热闹的城市街头时，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寻常的夫妻。但是，甚至在那时，在那些光景好的时候，他仍然时不时出逃。他就是那样一种人：永远的逃兵。他心头会突然升腾起一种恐慌，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感。他会开始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拿上一沓现金，抓起帽子，跑下楼去，不一会儿他准一头扎进码头附近的一个低级酒吧。在这里他会放松自己，他的脸会松弛，头发会弄得凌乱，通常掩盖在几绺抹油的头发下的秃斑会肆无忌惮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会任性地、兴致勃勃地坐着喝酒，任凭自己漫无边际地闲聊，直到最后一些纠缠不休的妓女把他洗劫一空。这个最丑的女人第一次责备他的行为时，他用拳头猛击她的腹部，因为哪怕事到如今，他还是害怕碰她的脸。在常规演出时，他不再讲有关梅毒或森林里野猪一类的故事。他早先收到维也纳一位医学教授的来信，现在他喜欢用科学术语来介绍他的妻子：“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怪物，进化中的一种基因突变，一个错误，真正的断链。这类样本十分罕见，出生的可能性之少，如同流星击中我站着说话的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一样！”当然他们曾偶尔去拜访那位大学教授。在大学里，他们一起摆姿势拍合照，她坐着，他站在她身后，一手放在她肩上。一次，在给那个女人测量着身体时，教授有话跟她丈夫说：“我不知道这种突变是否是遗传性的，”他说，“你们想过生孩子吗？你们试过吗？你妻子……呃……？你实际上是否……呃……？”不久之后，或许与这次秘密交流毫无关联，她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自那时起，他成了一个分裂的人。他希望她生一个与她自己一样的小孩——那么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合同，甚至更多的邀约。如果产生这种需要，他今后长期的生活将得到保障，哪怕他妻子在此期间死了。或许他还会成名呢？但是，立刻，他会想到那孩子可能是一个怪物，他真的宁愿撕破她的肚皮，把它从有毒的、满是缺陷的血液中拯救出来，也不愿它注定过像她一样的人生。他梦想他就是她腹中那个儿子，被囚禁在那里，遭了诅咒似的被那样的一个女人爱着，而就在被囚禁在她体内的过程中，她逐渐改变着他的脸。要不，他会梦见他是森林里的那头野猪，强暴了一个无辜的女孩。他会一身冷汗地醒来，祈祷她流产。她的肚子给了观众勇气，并使他们容易原谅她可怕的丑陋。他们开始向她提问题，她总是有些害羞地作答，语气平静但不太有说服力。他们熟悉以后开始打赌她会生什么样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如同绵羊般温顺地接受着这一切。“你知道，”她会停下来片刻，眼睛定定地注视着远方的某个地方，说，“人是那么脆弱，那么孤单。他们坐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的脸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似乎他们自己是空的，似乎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某样东西，拿那样东西把自己填满。有时候，我想他们是羡慕我的。至少我是一样东西。他们是那样地缺少异乎寻常的东西，缺乏自己的独特之处。”她是在晚上分娩的，没有任何兴师动众，而是安安静静地，如同一个动物。助产士只是过来剪了脐带。他给了她一沓钞票，确保她不过早地将消息散布出去。他的心怦怦直跳，立刻点亮了所有的灯，好仔细察看一下那样东西。孩子长得非常可怕，甚至比母亲更糟糕。他不得不闭上眼睛，来抑制心头的恶心。直到过了很久，他才使自己满意，正如那位母亲预言的，新生儿是一个女孩。这里是后来发生的事：他走进黑夜中的城市，是维也纳，或者可能是柏林。天下着轻而湿的雪。他的鞋子无精打采地踩在鹅卵石上。他感到内心再一次地分裂——高兴，但是同时很绝望。他喝酒，并保持着清醒。他胡思乱想，并感到害怕。几天后他回来了，此时他已对他们的行程计划和宣传合同成竹在胸。他写信给教授，并安排了摄影师上门，摄影师用颤抖的手，在一个接一个的闪光灯中，记录了两个生物的可怕的丑陋。他想着，一到冬天结束，一到连翘花开放，一到大城市的鹅卵石干燥，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华沙等等，一路到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天空如同一块巨幅的、湛蓝的帆在地面上空铺展开来，整个世界将为妻子和女儿的丑陋迷住，拜倒在她们面前。大概在这时，他第一次吻她的脸。不是唇，不、不，是额头。她两眼发光，几乎如常人一般地看着他。然后，老问题又来了——他从来不能问她的问题：“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他一遍遍地自言自语，甚至在刮胡子时，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问这个——也是别人经常提的——问题。似乎他已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人都在假装，人的脸面只是面具，整个人生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有时他喝得酩酊大醉，幻想——因为他从不允许自己在清醒的时候来这番荒唐——他正取下面具，轻轻地撕开黏合在上面的纸，面具下面是……是什么？他不知道。这开始搅得他心烦意乱，使他无法忍受待在家里，与老婆和孩子在一起。他害怕有一天他会屈从怪异的诱惑，动手去抓她脸上的丑陋。他的手指会在她的头发丛中翻找，寻找被隐藏的边缘，胶条和胶带。于是他溜出去喝酒，然后想出下一个行程计划，设计海报，起草新的电报。但是早春时节，一场可怕的西班牙流感袭来，母亲和孩子双双病倒。她们并排躺着，高烧不退，呼吸沉重。偶尔，出自恐慌的本能，她会搂抱孩子，在神志不清中试图给女儿喂奶。她不知道女儿正濒临死亡，再也没有力气吸奶。最后女儿死了，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床边，然后点上一支雪茄。那天晚上，这个最丑的女人短暂地恢复过意识，只是绝望地抽泣和哀号。他受不了——这是夜的声音，黑暗的声音，直接来自最漆黑的深渊。他掩上耳朵，最后他抓起帽子跑了出去，但是他没跑多远。他在自家公寓的窗下来回走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以此帮助她死去。这来得比他可能已经想到的还快。他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卧室里，看着两具尸体；突然它们似乎很沉，很重，很大。他对它们身下陷下去那么多的床垫感到奇怪。他此刻茫然不知所措，于是除了教授，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坐着那里，直接就着瓶子喝酒，看着暮色逐渐吞没床上那一动不动的影子的轮廓。“救救她们。”他语无伦次地请求前来执行尸体解剖的教授。后来教授递给他一张纸，那位鳏夫用右手签了字，用左手收了钱。但是就在同一天，在消失在码头前，他帮助教授用马车把尸体运送到大学诊所，不久它们将在那里被秘密制成标本。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二十年，它们就站立在大楼寒冷的地下室，直到好光景来了，它们加入到主要的收藏品行列，包括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头颅、双头婴儿和各种人种、肤色的连体婴儿。如今人们仍可在病理与解剖博物馆的贮藏室里见到——一对装着玻璃眼的母亲和女儿，依然以极富尊严的姿势凝冻着，如同某个不成功的新的残留物种。原载于《最佳欧洲小说2011（全4册）》，译林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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