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鲁迅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I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选自《热风·随感录·六十五》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不痛哉!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选自鲁迅《华盖集》
本篇最初分四次发表于1925年《京报副刊》,本文节选自第五部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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