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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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记 录 者

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一个个体。这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混沌的个体。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会和其他人混为一谈。中国作家决不能回避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但一定要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去说，不代表任何人。无论是写作还是作为一个人，你永远要从集体逃亡到一个个体上来，但你非常清楚，你又必须面对这个世界。你会永远在这个矛盾中间。——阎连科

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

文/阎连科

01

为什么我们每天活着都想大哭一场

1989年9月1日，我来北京上学。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去天安门看看。下午，我从地铁出来，站在纪念碑下面看。人家说，有多少弹孔，你也没找着，但是看到一个小坑，你就会想，是不是一颗子弹打上去的。

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往军营走。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安街上，走回魏公村。那种孤独感，那种渺小感，那种寂寞感，让你觉得，一个人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这个社会，真是卑微脆弱到像是一滴水。这时候，人的内心受到了伤害。

我在部队26年，我能体会这个。

我想写小说。我想写的小说，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它们在这儿碰撞、碰撞，直到我去写它。我开始拼命讲故事、讲故事，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渺小，只能加重个人奋斗的努力。

整个1980年代，我是相当混沌的人。我在部队里，对于北京、上海发生的那些事情，星星美展啊，哲学热啊，通通不知道。那个时候，莫言已经写了《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文坛其实已经西风东渐了，但是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我对此完全没有反应。

我写的东西虽然发表得早，但完全就是传统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到了北京之后，你才知道，不管莫言还是刘震云，他们写得不见得比你早，但确实写得比你好。你局限在部队那个圈子，每天写的就是军营那点烂事儿，无非就是红与黑。

原来，你在河南开封，你在河南商丘，跟你在北京，对于文化的理解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1991年，我毕业分配下到济南军区创作室，在郑州安家。刚刚回去，有天早上一起床，腿一发软不会走路了。怎么都用不上力气，一走路就疼。后来知道，是腰椎间盘突出，就开始看病，折腾了很长时间，完全不能下床，吃饭都要老婆端到床边。

那是我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但隐隐地，一种不被批评界所接受的遗憾已经留在心里了。我是军艺第三届作家班最有名的一个，写作力和转载率都非常高，但是批评家不太热衷，不像莫言、刘震云他们的状态。尤其写作又是沿着那条老路子，新小说也一直没读进去。

我躺在一个小房子里没事干。每天不能下床，就看小说，把自己看掉泪。我这个人，过分脆弱，又过分固执。我对权力的崇拜，甚至对村长都崇拜，导致我对权力的恐惧。我躺在病床上，对死亡也有无限的恐惧。

我自己家里，从小姐姐身体就不好，父亲也走得早，都是因为疾病。我极其怕死。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战胜这个，迈不过这个门槛。有病就治病，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我躺在床上，不停地掉泪，极其伤感。伤感就看书，把卡夫卡和拉美小说全看了。

从这个时候起，视野发生了变化。所谓的20世纪文学，从这时候才真正看进去。所谓的有自己，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我的文学自觉，来自于1991年疾病和阅读的联系，以及阅读对我的启发。这时候，你的小说一下子从某一种现实生活，走进了某一种生命。这之后，我就写了《黄金洞》和《年月日》。

我的作品被禁，这完全是一个不幸的事情。表面上看，好像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实际情况是，《受活》刚刚出版，发货就受限制了。因为《受活》，我从军队转业，在北京市作协待了三年。

刚去作协，《为人民服务》出来，又被禁了。这个事情刚刚消停，就出现了《丁庄梦》。当《丁庄梦》被禁的时候，你就觉得，给人家带来了太多的麻烦，要不断替你擦屁股。

我的写作被影响了。2008年，我曾经非常愤怒，觉得自己十年来都在原地踏步。一个作家一生可以写20部小说，但最适合你写的也就是三四个。《丁庄梦》是最适合我写的，正是想象力最好的时候，但是因为希望出版，妥协了。现在看，《丁庄梦》只是人物更接地气、更活灵活现，如此而已。

接下来的《风雅颂》，前后改了五六稿，换了七八个出版社，但也没有超越。那是我的心灵自传，但是自己并没有把一个作家的内心真正放进去。对这个小说，我心里非常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创造能力又收缩了很多。我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写到头了。

到了《四书》，我突然觉得，我已经50岁了，无论以前写得好不好，我不能原地踏步。我要把我全部的写作能量释放出来，看看我到底能写成什么样。

我把出版不出版这件事情放下了。我就是要写《四书》这个小说，我就要这样写。我写成这样，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自我解放。

你发现，只有当你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文学观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四书》这样的东西。正因为有了《四书》，你才会去写《炸裂志》这样的东西。这两个小说，我又朝前走了，上了一个小台阶。

现在对我来说，写作的难度就在于，当你写了《四书》《炸裂志》之后，你如何摆脱这两部小说在你下一部小说中的影响？下一部小说写什么？我就要看看，我能不能超越这两个小说，写出一个很大变化的小说来？

我有三四个故事，但不知道去写哪一个，当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法。确实，你脑子里已经隐隐约约找到一点可以摆脱《四书》和《炸裂志》的东西来。很难，但至少你相信你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你还没有江郎才尽。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很多，我无法超越，但我不能不做这种努力。

随着年纪的增长，爱越来越重要了。我看福柯的小说，它充满着灰暗，但还是有理想的光芒，他意识到了，但他没有写出来。卡夫卡的小说也充满着灰暗，但是也有那么一丁点爱的光芒。

我们能否重新去感受这些经典，我们能否让那一点点光芒，成为你的文学中间一些无垠的东西？我们能否写出来呢？

应该是在后年，要么就是大后年吧，我的下下一部小说，它会变得柔软。我在写作上，极其需要表达某一种柔软的东西。我对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伤感过，我希望恢复到某一种抒情和感伤。

整个故事我还不知道，但这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它特别酸，就是讲，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我希望能够在内容上超越，一下子回到人本身，超越整个当代文学。

02

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一个个体

1994年，我出了文集。这时候，我把之前的小说全看一遍，于是清晰地认识到，此前的写作90%是垃圾。我讲了10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我写了100个人物，无非是100个名字，可能就是一两个人物。

你会觉得，一个作家，要做一个文学上的明白人。很多名头比你更大的作家，比你写得更多的作家，他们拿了鲁迅奖、茅盾奖，但他一生没有踏入文学的大门，是一个糊涂。你阎连科好像比人家明白，但是你也可能更加糟糕。你就是如何努力，也不会成为曹雪芹，也不会成为鲁迅。人家经常说你有多么的好，但你非常明白，这个范围一放大，你什么都不是。

作为一个文学上的明白人，你要相信，文学它是一盘棋。它不是一个河南的棋盘，也不是中国的棋盘，它是一个世界的棋盘。在这个世界文学的棋盘上，中国文学是什么样子，你脑子要清楚。

中国比我优秀的作家多得很，但是放到这个棋盘中间，也不一定能找到他的位置在哪。作为一个文学人，你要知道自己在这个棋盘上是在哪个位置。你出了一个小说，可能只是从棋盘上的这个点挪到另外一个点。

我自己在这个棋盘上的位置？这说出来是极不应该的，但至少有两点：第一，中国作家往上走，我们19世纪20世纪，都没有任何了不得；第二，全世界的文学都在下滑，不是我们不如20世纪，是全世界都不行。

都不行的时候，中国作家整体来说，并不比别的作家差。你不能和19世纪比，你不能和20世纪比，但是可以跟整个今天中国作家，乃至和全世界作家比。

迄今为止，我没有任何的成就感。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受活》当终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日光流年》好。《日光流年》没有太大的想象力，只是文字好一点，对生死的考虑多一点。《四书》是十年中有长进的那一个。《炸裂志》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它有很大的创造力。

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能都是比较罕见的。你知道无数人在骂你，但你也知道，骂你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比你好到哪里去。你非常知道，你的写作还有空间。

我还没有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那一本小说。我的小说，还没有把自己解剖开。你曾经在《风雅颂》中尝试过，你放弃了。你在《坚硬如水》中也尝试过，也放弃了。

但是，一个人需要完全战胜世俗。有一天，我会战胜世俗、妻子、孩子、朋友，我谁都战胜了，彻底把阎连科解剖开的时候，把阎连科内心最黑暗和最柔软的东西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你。

你一生的写作，不是写别人，而是写自己。当你把自己真真实实地解剖开的时候，那可能是你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告别。

写完这个，你会觉得，真的不用再去写什么了。这个不是技巧，不是文字，而是我心理上的准备还没有完成。

这两三个月，我一直在整理我在美国的演讲稿。其中有一篇讲到，恐惧与背叛会陪伴着我，与我终生同行。我害怕你，我就逃离你，逃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背叛。可是要逃到哪里去？从一个驿站到另外一个驿站，你看不到未来。

你非常清楚，人必须逃离和背叛，但你又不知道去哪儿——这构成小说的矛盾和张力，也是一个恐惧灰暗的东西。包括写作，你不知道你往哪里走，你只知道，我不能这样走。包括你的人生，你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只知道不应该这样。

但是，没有更美好的世界了，没有乌托邦。我们永远在用一个乌托邦解构另外一个乌托邦。一个梦碎了，就会有另外一个梦，因为你要活下去。说到底，你确实在表达内心的怀疑和绝望。除了绝望，没有别的可能。

说说笑笑可以，但在内心里，我经常说，当一个民族连一个作家的想象都要限制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前途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可以限制你的言论，但是我还限制你的想象，这就是极其恐怖的。

等一等，我不谈论政治。我从来不会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眼光看世界，而是永远以一个独立作家的眼光看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就是对社会的怀疑，而这个东西，它会影响你的写作。

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一个个体。这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混沌的个体。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会和其他人混为一谈。

中国作家决不能回避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但一定要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去说，不代表任何人。

无论是写作还是作为一个人，你永远要从集体逃亡到一个个体上来，但你非常清楚，你又必须面对这个世界。你会永远在这个矛盾中间。

所以说，我是非常清晰的。第一，逃避机制。第二，自己表达自己。我不需要别人来代表我，我也努力不去代表别人，但要做一个清醒而不是糊涂的人。第三，超越的途径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经常问自己，但不知道。这给我带来焦虑。

只有回到更世俗的生活中间，你会发现某一种温暖的东西。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你永远不相信爱情的存在，但你在某一瞬间，一定对某一个人有美好的情感。你渐渐会觉得，你对世界的认识，不能转移给儿子，不能转移给妻子。

我的儿子29岁了，我在他的年纪，已经写了《小村小河》。作为父亲，我希望他过得好一点、稳定一点，我也希望他去当公务员，什么事业啊，健康快乐最重要。他也会满脸笑容吃喝扯淡，你会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安稳和幸福感。有时候，看见朋友拉着媳妇往前走，你也会有某一种感动，觉得说，也许只能抓到人生吧。

对于下一代的命运，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社会制度比我们好，很多国家比我们好，很多民族比我们好，但你清晰地知道，在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

我经常说，如果我是蒋方舟那样的年龄，我会对什么都充满理想。我非常羡慕她，羡慕她年轻，羡慕她读书多，羡慕她英文好。我全部写作的优势，无非是年龄比她们大一点，经历比她们多一点。

有时候想到她们，我有点小小的着急。我阎连科在三十一二岁的时候变得特别清晰，35岁左右就写了《黄金洞》和《年月日》。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才30岁。张爱玲和茅盾的那些短篇，也是20多岁就写了。我老是催她，要赶快写90后的题材。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方舟，因为她在文学上比别人清醒。而很多80后作家，并不是文学上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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