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诗人周梦蝶：摆摊卖书二十一年，每日蹲坐街头看尽众生相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周梦蝶（1921-2014),台湾现代派诗人
摆摊诗人周梦蝶
来源：腾讯网
他的坎坷，似乎始自娘胎。还未出世，父已过世。“我是遗腹子。父亲民国九年夏历八月弃世，我腊月二十九（民国十年二月十日）凌晨坠地，跨年即两岁。”
周梦蝶，本名周起述，河南淅川县人。祖父是秀才，也是小地主，元配未生，二太太生三女，三夫人为周家产下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梦蝶之父。
祖父四十二岁才得子，自然宠爱万分，每次吸鸦片，都让年幼的儿子也吸一口玩玩。
“我父亲就这样从小种上鸦片瘾。祖母怕他散尽家产，为了保护二叔，决定提早分家。父亲分得的家产越卖越少，身子越来越差，知道不久人世，就对我母亲说：今后不卖地，只当地，我死后，你可赎回来。”
父亲过世时才三十岁，连独生子的面也不及见。十九岁嫁入周家，二十八岁守寡的母亲，靠双手独力抚养二女一子，养猪、养羊、织布，果真把地赎了回来。
周梦蝶感佩母亲“既有三从四德，兼具刚毅坚忍”，想是因为外祖父也是秀才，书香世家熏陶所致。
既是老么，又是独子，母亲深恐他变坏，听从亲友建议，十一岁那年送他上大舅的私塾，借住三舅家。他昵称三舅、三舅妈为“三爹、三娘”，三娘对他尤其疼爱：“现今在街头看到三妈的店，感觉特别亲切。”
由于大舅的私塾一味死背千家诗、百家姓，并不讲解，十三岁时，他从居住的陈店，每天走八华里路到大周营二堂兄的私塾，念四书、五经等：“走路只要半小时，中午还可以回家吃中饭。”
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的确因堂兄的教导扎下深厚根基，还曾自己圈点《四书集注》。十八岁插班考进县城小学读三年级下学期，第二年破例直接跳读六年级下学期，小学一年即毕业，考进安阳初中。
初一参加作文比赛，名列全校第一。担任评审的贺老师识才爱才，知道他上过私塾，问：“都读了些什么书？”
他回答：“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红楼梦、三国演义。”
“除此之外呢？”
“还读了袁了凡的《纲鉴》（资治通鉴提纲）。”
贺老师告诉他，袁了凡的文章比较呆板，并言愿意每天三点半下课后单独为他讲授“三李”（李白、李煜、李清照）及“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荣、徐干、阮瑀、应瑒、刘槙）的文章，又教平仄，总是光叫他熟背，再仔细讲解。
初中毕业，他考上因战乱而暂迁镇平乡下的开封师范学校。贺老师的老师就在那里执教，于是嘱咐周梦蝶带着日记和一些作品去见方老师，一定会受到特别照顾。
“结果方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听来以为方老师批评他文章不好，原来方老师说的是：“你的文字很干净，贺老师的文字不干净（简洁）。”
开封师范念了一年半，抗战胜利，学校要迁回省城，他因家贫亲老，无法到远地完成学业，暂时辍学，到二姐夫任教的小学教书。提到教书，他的兴致很好。
“以前老是坐在台下听课，第一次上讲台是很大的挑战。不过，慢慢就知道怎么调整学生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兴趣。”
他总在前一天做好充分准备，想好要讲的故事：“第二天一上台，两眼照耀全场，随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希望他们每个字都听清楚明白。”不久他转到另一所待遇较好的学校，学生都哭了。
惦记着未竟学业，他又进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就读。三年级第一学期才上课一周，共军炮火来了，学校停课，那年（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他跑到武昌黄鹤楼报考青年军。
主考官说：“看你文弱书生，当兵可是很苦的。”平日内向寡言的他竟大声回答：“我不怕苦！”还侃侃而谈：“和我一起来的三个同学，都只有十几岁，比我（二十八岁）年轻许多，但是一路风风火火走来，只有我没生病。”他当时意志很坚定。
也是在黄鹤楼从军时，周起述才改名周梦蝶。他从小孤苦，母亲和塾师都管得严。“十几岁读到《庄周梦蝶》，好向往那种自由浪漫。刚巧我也姓周，一直想改名周梦蝶，但是知道家人一定反对（太女性化），没敢说出口。”所以到黄鹤楼从军，填报名表时，毫不犹豫就写下“周梦蝶”这梦寐以求的名字，沿用至今。
他于民国三十七年随军来台，四十五年以中士退役，对外总自称下士。“因为惭愧。当兵七年，生了七年病。在工兵营当文兵，如代辅导官上课，编壁报。”月薪四十五元，上午领饷，下午就到镇上买一本《包法利夫人》（刚好四十五元），连看四遍，也算够本。
退伍当天，他领了四百五十元退役金及七十元稿费，铺盖一卷，即上台北。经朋友介绍，到东门宝宫戏院旁一家书摊工作。不久，老板另有发展，结束营业。
他转进“四维书屋”，老板姓罗，僱了三个伙计，每人在台北市区各找据点，开箱卖书，周梦蝶选了衡阳路合肥大楼门前。月薪百多元，供膳宿，生活尚可。后来老板因欠债坐牢，出狱后，无力支付欠薪，就把书籍盘给他们。
三个伙计顿时变成三个老板，各自摆摊为生，但仍合住一屋，分担房租。过年时，周公写了一副有趣的门联自我调侃：“三头六臂都是债主，赤手空拳各打天下。”
他的确在武昌街打下响叮当的名号。专卖诗集和纯度极高的文学书籍，吸引许多向往文学的青年男女，和他谈文论诗，甚至请教人生道理。使武昌街一段七号明星咖啡屋骑楼下，成为六〇、七〇年代台北重要的文化街景之一。
“在街头摆摊，常被警察追赶。还好管区有一个河南同乡，教我固定一地，钉上书架，这样可以看似合法而不抓。”
后来同乡调往金门，接班的警员有意刁难。“叫我把七格书架砍掉三格，只剩四格，我也乐得清闲，照样活过来。”
在武昌街头摆摊卖书二十一年，周公说：“未有存款，但养活了这个身子。每天只要有馒头、有面条就够了。”
从军中开始摸索写诗，至武昌街“切磋武艺”者很多，那是他写诗的发烧期。“我学到痖弦的新理论和余光中的技巧。余光中也说我的文字很干净，刚开始每次写诗都请他指教，受益很大。后来慢慢找到自己的路，就尽量抛开别人的影响，写自己的诗。”
除了艺文界人士喜来交谈，也常有不识的年轻女子找他倾吐心事，以致引来两种极端的评价：“有人把我说得太好，简直溢美；有人则看不惯，说我是花和尚（周公自小爱理光头）。”说好说坏，他都了然不以为意。
最有趣的是，当时有一年轻男士每次经过书摊，都向周公一鞠躬，又一言不发匆匆离去。有一天，周公向他要了名片，才知那人姓李，在银行上班。
每天蹲坐街头看尽众生相，小说家邵33 问：“你为什么不写小说？这么多现成题材。”他笑答：“如果叫我写小说，开头一定是：从前有一个人……”因为实在不懂怎么写小说。
至于写诗，他的产量也一向不丰，圈内人称“惜墨如金”。当时有位朋友三不五时就问他“最近写诗了么？”他气定神闲：“没有。”“为什么？”“因为武昌街不是我一个人的，不能叫别人不从这里过。我的电太少，插头太多，会漏电。”
武昌街书摊因胃疾而于民国六十九年结束。回想当年，他说：“风吹日晒，朋友多，带来温暖，也带来一些烦恼。常常烦恼多于温暖。又从来不和人吵架，常生闷气，所以引来一场大病。”
这场大病是胃溃疡兼十二指肠堵塞、胃出血等数种胃疾，开刀切掉四分之三的胃，住院两星期。出院即于外双溪赁屋独处，身瘦似鹤，日长如年，乃取《高僧传》《八指头陀》及《聊斋》等，逐句加圈，以手代口而读之。
他一向喜欢圈点古书、佛经，之前及之后还圈点过《玄奘法师传》《维摩精舍丛书》《苍虯阁诗》等。
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周公对《红楼梦》的兴趣有增无减，且越钻越深。为偿夙愿，民国九十年夏，花了近半年写成《石头记》百二十回初探——〈不负如来不负卿〉（他认为贾宝玉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此探“效顾虎头之食蔗：由末回起读，溯洄而前；缠绵宛转，仆而复起者屡屡。”言简意赅，每回始得百字左右。
周公的说词是“囿于才力学力识力体力，命笔时，乃不得不尝试所谓‘蜻蜓主义’：避重就轻，长话短说，短话短短说。”他希望还有“再探”、“三探”，写完三探，才出单行本。
回首往昔，他也觉得该把这些经历写下来。迟迟未动笔，一则怕写起来没完没了，没空写诗；再者是自谦“不会写散文”。他说：“写诗是由博而敛，我喜欢；写散文是由简而博，需要铺张，我的性格不惯如此。”
一年四季，他最爱四月，因为“和自己性格最合”。四月一日愚人节——他自认愚人，总觉得那是自己的节日。
“我在武昌街摆书摊，是民国四十八年四月一日起，六十九年四月一日止，以愚人始，愚人终，始终皆愚。”
四月四日儿童节——“有人说我防人之心无，害人之心无；不懂政治，不懂人情世故。像个孩童。”四月八日浴佛节、四月十三日泰国泼水节，是他认为充满法喜的好节日。
周梦蝶誊稿、写信，总是一纸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人们常说“周公写的瘦金体真好看”。他说：“其实我写的也不叫瘦金体，我未见过宋徽宗的字。早期临过欧阳旬、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后来看到唐朝中书舍人虞世南的字帖，觉得隐约透出一股落魄感，使我起了共鸣，爱上那一笔字。”
他曾借用袁琼琼隽语“宗教喜欢罪人；命运喜欢无能的人”来自喻。“此十四字，几可为余一生写照。”
朋友好意，担心他不懂照顾自己，常告之该如何这般。殊不知周公自会往佛经里找智慧，遂婉转成他笔下似有情又绝情的诗句：“欲言又止，止于当止。”
而诗中的“跋”、“小序”、“后记”更有可观，每段均是蕴含千言万语的动人小品。读周梦蝶诗，正可悟出诗人对人生的解读：“一切已然，必属本然、必然与当然。”
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
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
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
我选择不妨有佳篇而无佳句。
我选择好风如水，有不速之客一人来。
——周梦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