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1940年代的读书人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要说起来，也不能断言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差得不行，现在的阅读环境恐怕还不如那时。那时虽然书不多，条件艰难，但总的来说比较开放。日本轰炸重庆，大家都成了闲人，有时间读书，也好学。而且大家对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普遍不是太相信，习惯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也别有一种精神在。——杨宪益
记取当年读书人
杨宪益口述；陈洁整理
我在重庆只待了一年，那时候可真不容易。抗战爆发时，我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母亲和妹妹离开老家天津，到了重庆。
1940年，我毕业后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学的聘书，一家人在抗战中第一次团聚，租住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房子。
我回国时带了四大箱书，大部分是外文原版书。结果过海关的时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们一声令下全部没收了。
战后，我通过一个朋友去追查这批书，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部分，上面都盖着蓝色的方形印章，显示是“杨氏图书”。这个小印章记录了这些图书辗转几个国家的艰辛命运。
没有被日本人搜走的小部分书，后来也命运多舛。它们陪着我从重庆到贵阳，走了很多地方，抗战胜利后，我赶往南京与家人会合，结果从西南沿江而下时遭遇沉船，又损失了一批书。
连耗子都会成为图书的克星。重庆山地多老鼠，只要一只耗子，一摞书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当时重庆也有书店、图书馆，但基本上没什么书。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是关于时局的书报，像唐瑜创办的《救亡日报》航空版，后来印刷厂被炸毁了。也有共产Dang的《新华日报》卖，不过是违禁的。也出版有《日寇暴行实录》这样的图文书。
至于学校图书馆，有的都是很普通的书，像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之类。外文图书尤其少，中央大学只有一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什么的。
我给学生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就凭我自己讲。所以那时候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靠老师，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师就很好了，最好的书就是老师脑子里的书。
要说起来，也不能断言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差得不行，现在的阅读环境恐怕还不如那时。那时虽然书不多，条件艰难，但总的来说比较开放。
日本轰炸重庆，大家都成了闲人，有时间读书，也好学。而且大家对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普遍不是太相信，习惯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也别有一种精神在。不管是学生还是学者，学习热情都很高，真痴迷学术的大有人在。
一方面，大家都关心时事，我和乃迭帮着学生把口号宣言译成英语传到国外，我妹妹杨苡夫妇签名捐款支持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搞翻译，传播文化。
我妹夫赵瑞蕻在内地买不到像样的书，1938年途经香港时买了本法文的《红与黑》，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开始翻译该书，1944年大功告成。
赵瑞蕻的法语老师很高兴，说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炮火连天中，一些学者既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和学生运动，又潜心于名著的翻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奇异”现象。
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在重庆的时候，上午发了薪水，就要火速赶去换成黄金或“袁大头”，然后再去买生活用品。否则到了下午，法币的薪水就要缩水一小半。
解放初期，梅兰芳的演出还是2万元一张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块钱吧。
你大概能从我的藏书里发现一些历史痕迹。同样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册子，1936年前后的“丛书集成初编”，每册一两角钱，1950年的《敦煌曲子词集》定价4000元，吓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达著的《郑和航海图》定价回复到0.48元。这几种书的字数和页码都差不多，价格竟差万倍。
对了，说陪都重庆的文化界、文艺圈，你们一定要说说二流堂。抗战期间，文艺界很多人“流落”到重庆，居无定所。外号阿朗的唐瑜是个仗义疏财的报人，自费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
在重庆中一路下坡，唐瑜从租地、买地，到绘图设计、施工监工，全程一手操办，先后盖了六七栋楼，著名的有碧庐、依庐等。呼朋唤友来聚居，吴祖光、夏衍、丁聪、盛家伦、沈求我、高集、高汾、萨空了、金山、张瑞芳这些剧作家、演员，都在他那里住过。
阿朗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做他坚强的经济后盾，他从南洋回国时，带了满载的小轿车、大卡车到重庆，后来车卖了，车上的物资食品都分给朋友了。
吴祖光到晚年还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门，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马上就要到他们的家“碧庐”了，唐瑜突然看着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发呆。轿车飞驰过来，溅了两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梦方醒，喃喃地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战时的重庆，文艺工作者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朋友们碰头，大多泡茶馆，但茶馆无一例外贴着“莫谈国事”的招牌，不能畅谈。于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会的首选之地。黄苗子、郁风夫妇，戴浩，还有我们，都是自己有居处的，平时也乐于去二流堂欢聚议事。
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开玩笑来的。他们那群风雅放达的文化人，看了延安过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学会了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表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搞文艺的大多生活自由、作风散漫，大家便互称二流子。
郭沫若去碧庐聊天时，说要写一块匾额“二流堂”，二流堂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唐瑜荣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后的“反右”、“文G”历次运动中，二流堂被《人民Ri报》点名，当作“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被大肆攻击，打击的主犯吴祖光、新凤霞更是命运悲惨，令人感慨。
音乐家盛家伦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书甚丰，其中有买的、借的、拿的，还有偷的。上海的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开的大书店，盛家伦常常去站着看一天书。
碰到书店打烊他还没看完，或者站得太累，书又实在爱不释手，他就顺便“把书带回家去看”，还说偷书不算贼。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很喜欢一册外文书，但买不起，犹豫良久还是悻悻然地出了书店大门。岂料盛家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把那册书塞给了他，那人对如此神偷，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
END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