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野夫这样古典而深情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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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只有心怀无限深情的人，才会在这样短暂的人生里点燃生命的热情去抵抗这终极的虚无，他们长啸、歌哭，甚至试图用文字“为生民立命”。

像野夫这样古典而深情的写作

文/如小瓜

时常听人评论汪曾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他接续了古典文脉，是传统中文美学的最后绝响。确实，汪曾祺的文字里充溢着古典中文特有的干净、纯粹、静水深流的高贵气质，让人不得不感慨，当下的嘈杂环境下，大概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中文了。

直到后来看到野夫的文字时，我才惊喜地发现，那个神秘遥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中文美学风范还活生生地存在着。

如果说汪曾祺文字里的中式美学更趋近于桃花源式的恬淡宁静，那么野夫的美学风格便更接近慷慨悲凉的汉魏风骨。

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之一《乡关何处》里，他写革命年代被打成右派的父母、亲人，写身世飘零坎坷却一生不舍诗书的畸人、幽人，无不深情悲凉、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都是古典的豪迈深沉之力和含蓄优雅的东方美学风格。

比如他写《江上的母亲》：“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出生于汉江平原名门望族的母亲，却赶上抗战爆发的乱世，和家人离散，被送到湘西的伯父家避祸，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识尽世态炎凉。后抗战胜利，她独自踏上寻找双亲之路。不料父亲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再和她相认。父女从此反目。

母亲流落到恩施，并落地生根，嫁了本地男人。但却终身无法摆脱源于其父亲的”右派“身份。在革命年代过着被整日批斗的屈辱日子。直到20年后，才得以彻底平反，而此时母亲早已老去，满心屈辱和伤痛不知向谁讨还。

但母亲还是深藏了委屈，用尽全力养大了孩子。直到丈夫去世，孩子长大成人后，一身老病的母亲为了不拖累孩子，独自走向了深秋的江水，从此江湖茫茫，再也不见踪迹.......

这是野夫笔下的母亲，一个被大时代左右命运的万千中国女人中的一个，他写的是现代的故事，却充满了古典英雄的悲壮气概。那些在史书里只属于男人的末路英雄慷慨悲歌的传奇，这个平凡的母亲身上全部都有，并且毫不逊色。

母亲投江的决绝姿态，是另外一种无声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生命绝唱，借由野夫慷慨深情的笔端，重新复活。

在《乡关何处》里，几乎每个故事都如此的有分量。人物本身的曲折命运和作者笔端的浩然之气浑然一体的融合，形成了只有野夫才有的独特文风。

他的文字里比汪曾祺式的中文美学有更多的不平之气。这也是我更喜欢他的理由。我喜欢这份“不平则鸣”的痛快。

如果当真悠然自洽、与万物为一，岁月静好、不忧不惧了，那又怎么会去写下自己经历的事呢。毕竟人生不过百年，江河万古奔腾，人世的一切恩怨情仇都会消失不见，写与不写的终极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有心怀无限深情的人，才会在这样短暂的人生里点燃生命的热情去抵抗这终极的虚无，他们长啸、歌哭，甚至试图用文字“为生民立命”。

当然，现在的“生民”们未必稀罕有个作家记录自己的时代。这些年，野夫的文字越来越少，也看不到新书出版，着实让人可惜。

有人在网上不断追问不写书、转卖土特产的野夫，为什么不写了。他如是回答：

“著书原为稻粱谋。眼前，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书不好售，改卖山中风物。此中种种难言，与君相视一笑。

古语谓：无君子不养艺人。在下区区写作者，无非民间手艺人。这些年承蒙诸君抬爱，勉强文章存身。而今，垂老还山，亲炙一些山野茶酒土产，愿天下同仁垂赏。

我今生与茶酒书，结缘太深；与世上义人，亦结缘殊多。民间说流年不佳，子牙卖卦，子平卖瓜。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刻章卖钱，谓之聊补家用。这些事，当时或觉不堪，后来或为笑谈。读书人处蹇途，采茶煮酒，乞食于君子，抑雅事也。”

这个回答的风格十分“野夫”，依然是古典的风范，名士的气度。只是字里行间多了“天下无道则隐”的无奈，最终又走向了桃花源式的自娱自乐。

但翻看他的微博时，又会发现，他依然深情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他关心美国大选，关心被拐卖35年的贵州女人德良，关心萝卜白菜，关心我们关心的一切。他也和我一样，听李健，看好声音，看脱口秀大会......

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再和你不一样的人，也总是和你拐弯抹角地有着意想不到的交集。我们被关联的更紧密，不太可能活在一个所谓的世外桃源里。虽然他住在山里，但他带的那些货、他写得那些书还是需要被看到，被购买呀。

我喜欢这个时代的地方也正在于此。

跟他相比，我书读得一塌糊涂，也没什么不凡的天赋，肚中空空，半瓶子墨水，平庸得要命。但我可以默默地帮他卖几本书，在不用打扰他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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