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心中的鬼丨孙郁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我在性格里有一种奴隶的因子，希望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这颇像是阿Q，但自己并不知道。怯儒的灵魂是该诅咒的，但我们的文化里，它却成了合理的存在者。所以，有时看那些勇者的书，便颇为赞佩，内心里生出自惭形秽的感觉。在对历史的叙述里，我属于没有主语的人。”
回忆心中的鬼
文/孙郁
回忆不幸的生活，在我是一种折磨。这些年来，我几乎有意将它们逃避了。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故里（其实那是我少年生活过的地方，我并未生于那里），见到了四十余年前同班的几位同学，忽地想起一些往事。夜里竟然失眠了。
我的几位同学生活得并不好，他们的父母是和我的父母在五十年代末一同下放到乡下的，现在这些同学已经五十岁左右了。那时候我们的父母，还是三十岁的光景，我们还记得当年的一些片段。受辱、挨打、自杀等等。那些血迹斑斑的形影，给我的刺激是长久的。
我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从未提及于此，原因自然简单，害怕将黑暗的一幕传染给不谙世道的下一代。
我的不愿意回忆和讲出那一段历史，还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说出来，也是一种折磨。我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发配到农场去了。一年中很少见到他。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又是反革命，在学校的日子很不好过。“文革”的时候，为了划清阶级界限，遂改了姓名。为我改名的老师叫王秀玉，现在她已不在这个世界了。我还记得老师为我宣布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身份对那时的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可是这一符号的改变，对我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受到了更多压力。人们照样把我看成另一世界的人，入红卫兵、入团等，与我是无缘的。在那时的教育背景下，外在的荣誉是重要的。我于是感到了一种耻辱，像是被打进另册的多余的人。天空暗下来了，四面是空旷的原野。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是没有什么色彩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什么人会和我玩。父亲被抓起来的时候，我每天要做好饭，到很远的地方送去。可我不敢走大街，只是在小巷子里穿来穿去。有时在夜深的时候，独自坐在房间里发愣，对未来一片茫然。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明天还会怎样。自卑与自哀深切地纠缠着我。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天忽地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了。称我应当努力成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的出路在于能否成为这样一个人。”于是列举了几位典型，并告诫如此努力云云。
那是我一生最为感激的老师。她还借给我许多思想改造的书籍，清一色的红色历史。早期革命者大多是家庭的叛逆者，仿佛已成了历史的规律。后来我到乡下插队，几乎就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我带头去做最苦的工作，所有的重要活动都是积极分子。每逢大小会发言的时候，我谈到自己的出身，往往提及一下如何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的事情。而且我知道，如果不坚持这样的口号和表现，是没有出路的。
乡下的生活十分苦，我时常也想念自己的家。但我不能回去。必须表现出与家庭决裂的样子，才是革命者。我在乡下写了大量的诗，多是些口号式的东西。其实那时是非常喜欢非革命类的作品的。暗中还读过大量的俄国人的作品，可并不敢将真实的思想表露出来。
我学会了压抑自己，习惯于自虐的生活。在一切有诱惑力的事物面前，都可做到神色不变。
后来我上了大学，一直拒绝跳舞和唱歌，是与这样的变态心理有关的。我长期将我看成有罪过的后代，似乎只有通过苦苦的洗刷才能新生。这样的结果是慢慢变成胆怯的、小心翼翼的人，连一点制造生活色彩的乐趣都没有了。
乡下的生活是清苦的。过的几乎可说是种禁欲的生活。同学们无事的时候大多去做些恶作剧，以及别的什么。可我不行，要不间断地工作、劳动，甚至自我表现。
那时候我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写通讯报道、理论文章，思想多是激进的东西。我自认是读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对时下的社会有特别的了解。所以喜欢张嘴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着理论腔。其实那时我是真心喜欢改造自己的，能读的理论书几乎都读了。那些书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只有和欲望以及历史分道扬镳，才有希望。俄国的共产党人如此，中国的先驱何尝不是这样？
看书的结果是，一切旧有的都不放在眼里，天下之物大多可疑。如果是怀疑论者，尚可理解，但基本是空头的理论，对思想史的了解是苍白的。我觉得那时是个教条主义者，思想还在幻象中，也做了诸多可笑可悲之事。
这么多年不敢提及往事，实则与自己的心中有鬼的有关。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都不得安宁，它已经折磨了我许多年。时间大概是1975年吧，记得是个夏天，我忽然被叫到大队部去，那里正在开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知青们都要发言。待到我讲话的时候，气氛已是很紧张了。我上台的那一刻不知为何来了很大的勇气。其实那发言不过是些八股调，我说得头头是道，自以为得了真理，把所学的理论都用了上去。
我的发言的效果出奇地好，也许是起到了煽情的作用吧，于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冲到台前，动手打起人来。一时场面大乱，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我的心在那一刻抖动了一下，内心的复杂一时难以述说。我未料到自己的发言会出现这样的效果，那内责一直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许多年后，我回家乡的时候，偶然遇到那位曾被打过的老人的亲属，有着沉重的内疚。连正面看他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便悄悄地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后来当我也到了做父亲的年龄的时候，有一回和我的邻居闲聊，他谈到和我父亲在农场挨打的经过，有的很像我当年做知青时的经历。他说刚毕业的知青如何批斗他，批斗过后就是毒打。发言的人大多是不动手的，那些日常中少言寡语的人，下起手来恶毒得很。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仿佛是用自己的手打了父亲一般。
我想，自以为是好人的，往往是最易做坏事的。欲做好人的过程，有时就会变成参与罪恶的过程。想一下那段生活，辩解是没有什么用的。
当我自觉地去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时候，我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受难。我不过是试图逃逸那苦涩的懦弱者。我在性格里有一种奴隶的因子，希望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这颇像是阿Q，但自己并不知道。怯儒的灵魂是该诅咒的，但我们的文化里，它却成了合理的存在者。所以，有时看那些勇者的书，便颇为赞佩，内心里生出自惭形秽的感觉。在对历史的叙述里，我属于没有主语的人。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我的表现深深地伤害了父亲。有一年过节的时候，我回到家里，父子见面显得很客气。酒过三巡的时候，父亲提出能否改姓，当时的表情是激动的。我已成了家业，孩子的姓照例随我，未和爷爷的统一起来，老人有些想不开。那一天，我难过得很，心里在滴血，先前的一些往事，也一个个浮现了出来。
第二天父亲再谈及此事时，显然平静了许多。他说：“那一件事不提了。姓不过是个符号，无所谓，无所谓。”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有点颤抖。我知道，他其实是十分难受的。这时候我感到自己和家父的隔膜。对这个饱尝苦难的老人，我了解得太少了。他那一代人，有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所承担的压力，非现在一般的人可以想见的。
几十年来，我只注意如何对得起社会的虚名，却很少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以及亲人。深切地说来，我是身背着罪愆的人。
前些年读到一些文章，谈到“文革”时，讲到忏悔的问题，有过许多争议。亲历者与旁观者的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对我而言，人固然有所不同，有纯正的，有复杂的。那复杂的人倘能常常扪心自问，都是有一点罪感的。我看俄国的小说，写到内心的隐秘时喜用残酷的笔法，觉得那么深切。
常常地，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不是将自己的心扉打开，而是紧紧地闭着，那是鬼胎在起作用吧。中国人有时过于温吞，看似中和悠然，实则是逃避着什么。我知道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逃避自我的人。
有时看鲁迅、巴金的书，见到解析自己的文字，深切地觉出我自己的虚伪。我的文章也算写过不少了，然而多是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做过了奴隶的人，却并不敢承认，那其实也是一种卑怯。
有时想想，对这种卑怯，是可以超越的，我的同代人，有许多做到了此点。读一读王小波的作品，那才叫脱。在一个荒诞的年月，却能写出癫狂之作，将一个灰色的存在滑稽地描摹出来，显示了人性的朗然。
健全的人是不怕黑暗的，他们不同化于那个世界，却能以嘲笑和冷峻的目光直视人间。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奴隶般的生活。我由此而想，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缺少的精神亮点，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看到年轻一代的生活，也偶然发一点感慨。毕竟是时代不同了。但有时也想，坦然地生活也并不容易。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种难题。能否保持住自我，不沦为异己的力量的奴仆，也是一个问题。人要活得真实，且充满着活力，也并不简单。我希望他们不要再重复着我这一辈的老路。不知道年轻的一代，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一段历史我本以为会一辈子压在心里了。林贤治来电话，希望能写点什么，我犹豫了半天，于是形成了以上这些文字，算是一个答卷吧。
2004年3月26日于北京
本文选自林贤治主编《烙印》，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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