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那时我们供养诗人，把饭票分成了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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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所谓供养，在当年，也是很干净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文/毛尖

常常我想不清楚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的那些年，究竟是宝藏还是伤口。1988年夏天来到上海，除了中间三年跑去香港读博士，我一直呆在华东师大。丽娃河两边每一寸土地，我都走过。

本科我读的外语系，男女生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而当时的中文系，男女比例还不像现在这样失调，我们到文史楼上课，看人家教室阴阳得当，就有些嫉妒。后来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同屋嘲笑我是养生去的。不过，玩笑归玩笑，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那几年，确是我求学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对中文系没热情几乎不可能。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也都文艺腔，在活动中心跳舞，被人问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你会反思是不是自己气质特庸俗。那些年，是风流之徒的最好年华，他们用诗歌为自己担保，使得对里尔克动情的女生后来都有一段和校园诗人的莫名恋情。

“最好年华”：“他们用诗歌为自己担保”。

校园诗人非常多，而且有一半不是在册学生。那些年，宿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一个寝室八张床，长期睡九个也很正常，至今我还觉得奇怪，那种乱而不淫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又是如何消失的。

大二的时候，我住过一年的大寝室，十四个人一个屋，吃过晚饭，不谈恋爱的出门夜自习，谈恋爱的上门夜自习，晚上我们回寝室，但见蚊帐飘荡，嘈嘈切切，想起我们的写作老师、现代派诗人宋琳的名言，“越喝越渴”，我们对饮鸩止渴之徒也就有了同情。有一次，同屋的一个老乡跑来说，他们学校最近抓了一个宿舍，户籍八人，搜出十三，而且有男有女！

我们对她的消息反应不强烈，她自叹自唱：“堕落啊堕落！”我至今记得她扼腕痛惜状，一边大口地吸爆炒螺蛳。不过，在那个时代，“堕落”似乎有它的正面意义，女孩还没有掌握身体的方法论，男孩也不懂得肉身会有价，所以，从身体开始的爱恋，常常又以身体结束，流泪的流泪，流血的流血。六点钟的寝室，晨跑的同学突然也会带回一个消息，五楼日语系的一个女生自杀了，是上吊！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她失恋。在那个年代，除了爱情能突破身体的极限，其他，还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考试算个屁啊，先锋派格非和宋琳一起给我们上写作课，他们上的那些小说理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他们对分数的态度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大学是什么了。记不得格非还是宋琳说的，“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可总会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二十年过去，有时候我也怀疑，到底格非或宋琳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话，或者，这话，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讲的，但是，有什么要紧，永不熄灯的自修教室里，在那里奋笔疾书的绝不是为了成绩，一定是为了写出最壮观的诗歌献给心上人。

自修教室里永远流窜着诗人，这些诗人有些是大学毕业没有按分配回到老家的，有些是长期混迹校园的文艺二流子，部分在白天还有正当职业，部分则寄生华师大七八年了，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就供养过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直到他后来找到别的供养人。不过，所谓供养，在当年，也是很干净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诗人找到别人供养了，我的好朋友请我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在外滩。我们走进店里，多少有点闯入别人地盘的怯场，搞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肯德基在我心中地位过于崇高。

一半是黯然神伤，一半是如释重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用跟我妈撒谎了，这一年来，不停变相跟我妈要钱，让她一天到晚在骂华东师大收费多。然后我们一起骂了诗人，最后从外滩走回学校，一路上，她朗诵诗人写给她的句子，完了，就狠一句：“妈的，写得这么狗屁！”“狗屁”，当然是一种赞美。

可惜我记性不好，当年觉得兰波似的诗句，现在竟一句都想不起，我唯一有印象的是，该著名诗人给我朋友的每一封信，都是用“孩子”或“亲爱的孩子”开头。其实，我得承认，在那个夏日午后，当她打开红色的文件夹，把诗人写给她的信和诗向我们展示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一些神往的，而我的同屋更是情不自禁说出，唉，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河东食堂的大排，我也找个诗人为我写诗。

这是诗人的好时代吗？也许是吧，宋琳老师不是至今认为，所谓天堂，就是在华东师大当老师。就说宋琳老师吧，夏雨诗会的时候，他在学校大礼堂朗诵他自己的诗，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诗稿往台下撒，搞得当时万众瞩目的校花因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

诗人宋琳，据说二十年后重回华东师大，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花了十分钟，这让他很悲哀，因为以前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从宿舍门口出来，门卫老头就会叮嘱他，门口两个小囡，来过三趟了！

远在北方的诗人宋琳会想念这些潮湿的南方春天和春天里的姑娘吧，真是惆怅，今天，当我站在教室里，跟学生说起宋琳，他们再没有热烈的眼神，就仿佛，我说的是一个前朝人物。

其实，不仅宋琳，华东师大星光熠熠年代里的好些名角，都逐渐进入历史。二十年前的图书馆舞厅，宋琳穿着高筒雨鞋和我们班最美的杭州姑娘跳四步，蒙太奇的一个转身，漂亮姑娘不认识宋琳了。

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落潮，诗人们的退场，是不能只用怀旧的方式料理后事的，这其中，当事人多少都要负些责任，毕竟，像宋琳这样有品德的诗人不多。譬如我那个供养过诗人的好朋友，时隔经年，会很冷静地跟我说，虽然我并不后悔当年为了他连华亭路的一件Ｔ恤都舍不得买，却帮他买最好的稿纸，但其实，他一直是自私的。

而这种自私，主要是他把自己看得太光芒万丈了，好像我每一分钟都该思念他，每一分钱都该花在他身上，而他自己有了稿费，从来都是挥霍掉，买进口烟去咖啡馆。更糟糕的是，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不同女孩的兴趣，好像这是诗人的天职，但是对于我交往的同年龄男生，他总是笑人家太实际没梦想。

也许是这样的，诗人本人不及物，但却会加剧周围人的及物。为了和诗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做过家教，萌生过去公司打工的念头；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不好好读书，作出叛逆的姿态从课堂出走，没搞懂莎士比亚只好去学商务英语；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把他的梦当作自己的梦，最后却是交出了自己的梦。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头看看，诗人身边也算是尸横遍野，这样，八十年代一旦结束，诗人发现自己也成了李尔王。

每个时代都会留下李尔王，但八十年代制造的李尔王是比较多的。当然，话说回来，今天却是连李尔王也没有了。

九○年代初，我进入中文系读研究生。回想起来，在文史楼给我们作讲座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气势磅礴类的，马原像毛主席一样地走进教室，满满当当的文史楼301教室迅速让出一条道，等马原走过，这条道马上又被人群封死，演讲结束，格非陪着马原，后面浩荡地跟一支文艺队伍去后门宵夜，遇到马原兴致高，还会问一些奇崛的问题，比如“第一次手淫是什么时候？”现在的大作家李洱好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马原的激赏，因为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手淫就是写作。

当然，李洱的写作不是因为马原的首肯，但当时的确有一种风气，它使草根出身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一道平民也可能拿到的密码，只要应声叫出“芝麻开门”，就能接过精英守卫的文学任务。而“芝麻开门”这样的口令，在华师大的江湖传统里，一向是功夫在诗外，所以，大家对正规课堂普遍不重视，热衷于偏门武功追求的是惊世骇俗，李劼的离经叛道就满足了当时的这种需要。

有一段时间，李劼宣扬全息文化，从《红楼梦》讲到二战，而他自己也忽而贾宝玉忽而希特勒，然后有一天，他跑到我们寝室，跟我们说Good after noon，用英文宣布，以后他要用英文上Holographic Culture了。

我们虽然很惊讶，但都故作镇静，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集体练就了一种功夫，类似“荣辱不惊”，譬如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侦探小说”，就会有人谈“《变形记》的同性恋结构”。

那个年代，我们彼此的倾听能力其实很差，但在一个创造力相对旺盛的时辰，在一个及时行乐还带着无限激情的时代，谁又有耐心“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赞美你的眉”，袁可嘉翻译的叶芝诗歌《当你老了》会在那个时候流行，不是因为对永恒的追求，而是没人追求永恒，因为“在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

这样，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晓明问我们收期末论文，我和李念都厚颜无耻地说：“没写。”同门五人，好像只有罗岗写了。也许是，未来学术的潜力，这第一篇论文，用马原的意思，就已经是表征了。

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评，可我心里很嘀咕，作业很要紧吗？为此，还跑到九舍625室去跟徐麟抱怨。625宿舍是当时华东师大最重要的文化地标，这跟徐麟的个性有关。他声音洪量体形硕大，我们有时在他那儿传播一些小道消息，他却用很大的声音追问，张闳和吴雁怎么了？经他一追问，张闳和吴雁结婚了。好像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灿烂的质地，而且，这种灿烂的东西也传递给了周围朋友。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博士楼找一好友，因为门房认识我，所以进门就随口告我，伊刚上去，和高个子一道的。爬到六楼，我敲门，门不开，不甘心，用力敲，门吱嘎一声开了。天地良心，我想这样的场景也只会发生在时间的那个拐角，我特别喜欢的这对“狗男女”就在被窝里接见了我，天寒地冻，他们甚至建议我也把脚搁在被窝里。

如此聊一宿。临走，高个子骂一句：“妈的，敲这么响，我以为是胖大和尚。”胖大和尚是徐麟的混名，可惜，不久之后他去了湖南，现居苏州。而这对曾经死去活来过的恋人，最终分了手，每次，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会拿出旧照片看，我们仨在学校大操场上有一张合影，高个子正用他宽宽的肩膀大大的手掌帮我们挡风。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吗？我们几乎可以问上帝要光，要风，要雨。

不过，在我眼中的童年时期，在我的老师王晓明眼中，却已近黄昏。625寝室的墙壁如果会说话，可以站出来嚷嚷：人文精神大讨论里也有我的版权！一屋子的人，王晓明徐麟张闳张柠崔宜明，开头大家还坐着说话，最后连王老师都站了起来，没有录音设备，只能现场记录，一边“虚妄”没结束，一边“荒诞”又登场，尤其张闳张柠又双胞胎似的连声音都一模一样，“到底是谁说的世界痛苦？”我回头问他们，可他们忙着和老崔理论，只有王老师草草回我，“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尤其是，时光流逝，越来越经常看到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概念当年是我的发明，那个问题是我的发现，我就会想，到了翻检箱底的地步，一定是囊中羞涩了。思想喷涌的青春期，连倾听别人都没有时间，连自己的版权都懒得认领，谁有空去帮他人做注释？

欧，和今天比起来，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包括写作和批评，都太幸福了。没有核心期刊，没有小鸡兵团，小说可以写得像论文，论文也可以写得像小说，宋琳和格非凭本科的学历留校任教，诗人凭一个眼神把校花带往德令哈。

李劼虽然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堂堂正正地在女生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却令多少男性羡慕，简直是童话啊，李劼用一块小黑板把二楼西头的女生厕所改成“男厕”，然后楼下的胖阿姨气急败坏地上来取掉小黑板，然后，李劼又挂上去……

可是，岁月神偷，二十年后，我看到原来英俊无比的宋琳也头发稀薄，他在徐家汇匆匆走入地下铁，我一阵悲怆，没有叫他。而我，每次想起徐麟出发去湖南时候的叮嘱，“跟着你们先生好好读书”，我内心就涌起羞惭，虽然在那个时代“一千首诗”并不比“一千篇论文”逊色，甚至，“一千个肉圆”也可算大学豪情，但是，当我也跟着师友们踏上讲台，尤其是面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的命题，我内心也非常翻滚。

如果我把这整整七年花在图书馆里会怎样？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好好上每一堂课会怎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从河东散步到河西，远远就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独自打球，他的动作非常花哨，好像边上有很多人在拦他，一个花步，一个移动，接着一个假动作，然后一个背投，球没中。

在回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个没有投中的球，所以，有时候我会后悔，要是王老师问我们收作业的时候，我能向篮筐里投一个球，那多好。可那时候年轻，觉得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去做很多假动作，有的是时间去寻愁觅恨去把《红楼梦》的每一个章节经历，终于风吹过，球没中。

不过，允许我最后对自己有所安慰，这个没中的球，也是有意义，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尤其今天来看。这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刊于《上海文学》2010年第7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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