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禁书的年代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六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读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我们平时就在这书店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上前低声问 ：“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似乎有点奇怪。
他停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 ：“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 ：“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 ：“两百元。”
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书店的平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收到书包里，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上还写着“台中一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坐在公交车上，我还不敢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有人发觉跟踪。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地打开。粗糙的纸面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印在手上。但我却用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 ：那是一本禁书，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音街的路边。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就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们可能原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十六毫米黄色小电影的，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当然，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翘起雪白雪白的大腿， 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
十七岁的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两三页，看一本就够了。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胖胖壮壮，戴一副老花眼镜，老是坐在一排书架的一边，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
我拿书给他问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常便宜。
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找不到的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卖？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文星》《自由中国》等，也可以找到， 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作品、出版物、杂志等等，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
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惟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书，其他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他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
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着违建的矮小平房。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打卤面、小米稀饭之类的。中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有一种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 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 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
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侠侣》，竟有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
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明白一九四九年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两百来万人，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生和世家子弟？他们飘荡来到这个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寄托此生。
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屋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着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这形象真太熟悉了，从台中的福音街，到明星咖啡屋，到台大前面的违建旧书摊，他们的身影，仿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世代的缩影。
在街道边独坐阅读，卖书为生，他们背负着流离千万里的身世，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出路？或者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痛苦？或者是文学的安慰来度过这残损的人间世呢？
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在他就读的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论“中西文化论战”。和以往一样，同学分成几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
为了辩论，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哈耶克的书、逻辑实证论、胡适文存、旧本的《自由中国》、《文星》、徐复观的文化著作等等。总之，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
我们总是把书放在旧大衣里，带上诗集、小说集，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去五权路上的PUB里喝啤酒、打撞球。或者，到一间新开的摇滚乐餐厅，听那种音乐超大，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
……
就这样度过了高中时代。直到联考落榜，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为了上大学，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书。
角落里的马克思
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籍“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经常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
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现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历史是要比数据的，没数据，就没有学问。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语气说：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
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惊，暗呼：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
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追问 ：那书可否借阅？
拥有者答曰 ：“不行，那是人家借我看的。”
又问：“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
答曰 ：“这太敏感，不方便说。”
唉！算了，人家拥有武林秘籍，你硬是没办法。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人给卖出来。有些书，则是要透过特别管道，有些特权，例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
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于地下室，表面卖学术书，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尔库塞、卢卡其、阿尔都塞、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但真正写着作者“Karl Marx”的书，那就还是非常敏感的，几乎见不到。
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复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不了。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想淘宝，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曾见到的好书，属于“武林秘籍”这一级的。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几个大字。三大册精装本，书非常老旧，积满了灰尘，仿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我心中狂跳，暗想：妈妈的，不会是它吧？
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
心中之狂喜，实在无法言喻。我四下观望，会不会有人看见了？看这书，可能会坐牢的呀！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设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然而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书馆，后面还盖着赠送者的章 ；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 才放进来的。
当下就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跑去台大附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马克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谁是马克思。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查字典，逐句逐句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词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
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练武之道果然与阅读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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