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一切已归平静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金宇澄父亲（二十八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二十岁，复旦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恋爱期间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他已经无法再一次寻找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01
我母亲说，我父亲以前喜欢逛旧家具店， 1948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与四脚都透雕梅花的旧圆桌，另一个柚木旧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那梅花桌子是1966年抄走的，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1990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三张日本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相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矮桌。店老板一般“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
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是真的老了。“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早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看到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她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02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经常也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就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六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是因为“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的“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到宪兵司令部（今四川路桥信谊药厂），由东京警事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
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出很多金华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这个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食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走廊里狱警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律。
有天傍晚，他听到一日本看守的低声哼唱，经过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Разовьём мы кудряву Разовьём мы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包括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最敏感时期，这个年轻日本兵参战之前干什么，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南车站路）监狱。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汉奸管辖，监狱等于是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有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朋友帮助，日渐懂得讨价还价，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已失去西人风度，绒线衣和洋装每个缝隙里，蠕动密密麻麻的蚤子，除了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年轻，他的活力神奇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年轻人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看见附近绿树丛中某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
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青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金宇澄父亲1943—1944年在南市监狱、杭州监狱给友人的信，涉及最多的内容是“饥寒交迫”
03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多本政论剪报，线装本旧诗词，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是父亲的《饿乡游记》、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四十年代是高尔基《克里穆·萨木金的一生》，五十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有《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女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
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都清晰地记得，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语录，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遗留的就是现今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1978年，运动结束开始“落实政策”，父亲和母亲的日记及几大册照相簿都已发还，盘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让他带了当年结具的被抄清单，到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父亲和我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满眼旧书破纸的超大型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充满了旧纸霉味。他立刻就明白了，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图》。四周都是书主，人头攒动，满眼是书，曾经一本一本从全市各个书橱里取出，由黄鱼车或汽车，敲锣打鼓运至四面八方封存的书，汇集到这个杂乱高广的所在。
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彻底割断了，每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这座大库确实也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堆叠、深不见底的破碎回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漩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了。每一位来者虽被告知，可按单据取回同等数量书册，现场只充满了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有他人的陌生书册，普遍心情不佳。
那天父亲跟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基本是失主的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翻乱扯，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没有预期的喜悦，父亲兴意阑珊，说他不拿超过原值的图书，包括他认定的好书，因此飞机库带回的大多是便宜版本。即使这样，细翻这几大捆旧册，看到藏书印、私人便条、剪报、某页的一丝头发，都叫他不安。一本《给初学画者的信》（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藏书印“墨海”，双框白文。扉页是主人匆匆的钢笔字迹：
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王坚强65.3补记
没有主人地址。
王坚强，这个人在还是死了？父亲说。
三十年前红底墨笔写的领袖语录，早不知了去向，橱中失去不少内容，增加的是《盐铁论》等等“文革”重版“儒法斗争”读本，当年打扫厕所的无数个夜晚，他是在静读这类新版古籍中度过的。
到1982年，这叠读书笔记被他包了牛皮纸，贴一标签“《扫闲堂笔记》”束之高阁。以后，橱里摆了他和母亲从西安、昆明、桂林带回的小纪念品。我曾给他一火山石，他也贴一小纸“1988 .8.1，长白山”（我上山之日），放在一起。
橱里一直摆有他和我母亲的合影。那时他们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其实拍摄这年的之前，父亲奉命回苏北解放区接受审查，母亲在复旦上大二，不知听了哪个同学的话，想去北方解放区，她的资本家哥哥大惊失色，赶到北火车站，将她从即刻开动的火车上拖回来，关在家里一个月。
金宇澄父母留影于上海外滩黄浦江船上，也就是这个月，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1950年10月
一切都归于平静了，现在他们都戴老花镜，银发满头。寒冷的雨雪即将来临之时，父亲辗转不能入眠，狱中旧伤隐隐作痛，母亲一直是热心的报刊读者和离休组织开会对象，他们身体还算硬朗，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父亲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后来对母亲说，今天不吃菜了。母亲没听清，去厨房才发现，父亲已把豌豆苗装到黑袋子里，丢进了十二层的垃圾通道，无法找回，摘剩的枝梗都盛在塑料篮子中……
母亲说不出话来，把那些枝梗装入黑塑料袋，扔进十二层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给每个亲友打电话，提到父亲这个过失，可惜了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声诉说这事，使听者都有触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际是坐汽车转好长的一段路，被禁闭在一幢不知名的小洋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人员，因某大案的株连，每个“有问题”者，独拘一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和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几张无信封的内文。
父亲一直不知小楼的位置是在淮海中路1273弄“新康花园”，距离他长乐路的家只隔两站路，我的母亲也完全相信，他在北京“长期学习”，不在上海。以后是父亲在来信里无意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看了这一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了，他就在上海！因为她记得这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的雷声。但母亲不能在回信里疑问。
那个阶段，父亲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的材料，有一天听到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吆喝声，是十分熟悉的一种声调……终于想起来，他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调，耳熟能详，“卖面包唻，罗宋面包，豆沙面包唻……”
离家半年以后，他才明白，小楼与家的距离不远，是小贩游街串巷的同一个范围。这亲切的嗓音，经过了小楼旁草坪和宁静的梧桐，一直游荡，最后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这似乎让他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离休后的第二年，父亲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1949年后，这位老人即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八十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变为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一位老干部，但他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开车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1949年前接头的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讲话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那一套，像没受过解放后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最崇拜的领导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苏联情报、轴心国情报、日本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一个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里的“司的克”早已经不见，改由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他时常恍惚以为还在1948或1950年，清醒时却讲，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一段时期，父亲每隔一天就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当夜必定也是密密写满了一张，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亲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
这位老友当年搭救父亲出狱，但在1949年至“文革”却疏于往来，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的旧话。这种赤裸文字的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
几年之后，老友去世。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丧失了观看蝇头手书的机会，出门的次数更少了，但是他有一部缩字本《廿四史》，每天用放大镜看这些细小的印刷体。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电话的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成了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将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生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某年冬季，父亲见到一位不速之客，当年同学的小儿子，同学在1966年死于非命，现在见到晚辈，父亲非常喜悦。
来人是外地中学教员，瘦弱，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典型的白面书生，来沪出差，萌生了探望的想法。他带来一本回忆集，收有我父亲的文章，父亲的地址，是按书中介绍的作者单位打听到的，很不容易。
我父母都很高兴，招待这位远方的“外侄”。年轻人儒雅，礼貌，话音不高，母亲听不太清楚，只是说我父亲那次饮了不少酒，讲了不少关于过去的动感情的话，从没见他这么高兴和激动过。
父亲认为，这是一位非常了解父辈历史的青年，看法很有见地，做中学教师有点委屈了。
客人供职的中学，在外地某镇，抓教育不力，教师发不出多少工资，这次来上海，担负了联系“希望工程”的任务。父亲立刻答应想办法，写了几个单位地址和电话号码，依此可以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
就这样，两代人联系在一次午饭中。下午四时，客人告辞，我的父母坚持送客至楼下，一再嘱咐，有暇一定再来坐，希望还能见面。
三天后，父亲接到一老朋友电话，说家中也接待了这位外地教员，对老一辈人的往事，对方极其熟悉。父亲哑然，之后整个下午，父亲按那天给出的地址，一个一个通电话，对方均表示没见过这个小镇教员，无人联系“希望工程”之事。
这位儒雅的白面书生，去到哪里了。
事后母亲说，那天临走，年轻人说回乡没有车资，父亲给了他一笔钱。这事使我们不安了。
我大哥希望父母去外地休养一段日子，或考虑和儿子住，至少不再冒冒失失，把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来，钱是小事，出其它问题就麻烦了。两个老人，都不能出事，是否要报案？请派出所分析一下？那天父亲开出的电话地址，要赶紧通知到对方。
父亲没说什么，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他，等他说话，提供什么线索。
“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父亲最后说。
父亲的判断，或许是对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新事发生。
只是从此，他不再提往事了，提这个青年。
在晚饭之前的那段平静黄昏，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92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他已经无法再一次寻找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文章来源：金宇澄《回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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