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敦煌十年
“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
敦煌四题（节选）
文/高尔泰
面壁记
寂寂三清宫
我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到的，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搬到下寺。
莫高窟原有三座寺庙。一座在狭长地带的最南端，原名雷音寺，简称为上寺。我去那里，已成了所内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几个院子里都随处堆放着各家的杂物，晾晒着各家的衣衫，奔跑着各家的鸡鸭。各家洗东西的水倒在地上，形成水洼，正好让羽毛肮脏的鸭子，在里面聊解乡愁。
紧连着上寺是中寺，原先是喇嘛庙，名“皇庆寺”，已经改建，成了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室、会议室、招待所、伙房、食堂等等的所在地。大门上，“敦煌文物研究所”七个字是茅盾写的，枯硬拘谨，我不喜欢。
庙里剩有两个喇嘛，一男一女。男的叫徐斯，女的叫宝乃。都搬到上寺住了。我初去时，徐斯七十多岁，瘦高一如插图中的堂吉诃德。给所里放羊，常在山中，经旬不归。宝乃八十多岁，仍穿着紫红色僧袍。人极瘦小，又是驼背，高不满一米，拄着拐杖行走，身体前倾，摇摇欲倒；语音嘶哑，但目光犀利，时或有一些强壮剽悍的彪形大汉，成群结队越过沙漠来拜望她，称她“老大”，敬畏有加。她那乌黑低矮的小屋门前，常系着雄健的矫马，喷着响鼻，前足刨地，口得口得有声，俯仰之间，辔头哗啦啦直响。
下寺却是道观，原名“三清宫”，匾额犹存。位在狭长林带的北端，莫高窟山门之外。离上寺和中寺约一公里多路。据说很早以前，里面吊死过人。后来有个道士，在那儿被土匪打死。还有些狐仙鬼怪的传说。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怖，久已没人居住。廊柱油漆剥落，栋梁蛛网尘封，落叶堆庭，荒草芜径。出后门不远，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内有张大千题壁，字迹遒劲，略有板桥风。
前门外不远处的山门上，有“莫高窟”三字，为于右任所题，已被刮除，并用石灰涂盖，然残迹犹存，细审之仍历历可辨。笔意位置，清气袭人，野逸中透着苍健。入山门行约半公里，有一牌楼，新油漆甚鲜艳。正反两面，各有“石室宝藏”和“三危揽胜”四字，蓝底金字，光闪闪特扎眼，是郭沫若手笔。
我喜欢三清宫的宁静，要求住在那里，办公室同意了。我扫净一间厢房，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所里决定将办公室搬到下寺，动手施工改建三清宫，才搬到上寺，与大家为邻，享受往来应酬的热闹，还有鸡鸭儿童的欢叫。改建后的三清宫，面目全非。但也终于没做办公室。因为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上寺的居所，但也没有在里面住多久，“文革”一来就被抄家查封，带着个行李卷搬到牛棚去住了。牛棚常换地方，我们居无定所，值得后来怀念的，也还是那苍苔露冷的下寺三清宫。
所里四十九个人，编制分为研究部、石窟保护部和行政部。研究部为美术组、考古组和资料室。我所在的美术组，包括张大千留下的裱画师李复，共九个人。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临摹壁画。按所里的年度计划，在年初把全年的任务分配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各自完成。七八个人加上考古组一共二十来个人，分散到近五百个洞子里，还是比较自由的。我白天在洞里临摹，或在资料室翻书，下班后在食堂吃过晚饭就回“家”。虽然工作并不乏味，我还是很爱回家——回下寺三清宫去。那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世界，离人群愈远，它愈开阔。
房间窗子朝东，窗外有几十棵合抱的大树，当地人叫它“鬼拍掌树”，疏疏落落占了很大一片地面。疏林外是河滩，川流不息。河那边隔着荒芜的丛莽，可以看见高坡上几个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再过去就是三危山了。傍晚回来，开门就可以看到，三危山精赤的碧岩映着落日，火焰般腾跃着一片金紫银红，烈烈煌煌。返照染红河水，还把蓝色的树影投射到房间里的东墙之上。偶有鸟飞鱼跃，墙上就会漾起层层明亮的波纹。我常常凭窗站着，长久地一动不动，看山上的光焰渐渐暗淡，直到它变成深紫色，才点上那盏老式的煤油罩子灯，捣弄分配给我的专题。桌上一摞一摞，全是老得发黄的线装书。
我知道在敦煌研究敦煌学，条件难得。我知道我的安全和利益都在于利用这个条件，钻进故纸堆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我想来敦煌的主要动机。想来而真能来，是一种幸运，我十分珍惜。我感激常书鸿先生帮助我来到这里，急于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了我。
利益的考量加上急于求成，我在研究和临摹两方面都全力以赴。常常为了解决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比方说某句佛经和变文的异同、某窟某条题记的确切年代这类，花上好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工夫。为临摹四六五窟元代密宗壁画，我在这个我所不喜欢的洞窟里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有天深夜，我渴了，到四六五洞去取我的暖瓶。巨树森黑，月影满地，足音清晰。唐、宋窟檐上，时或传来几声檐马的丁当。隔着密林，那古代的声音像就在耳边。甚至那些较大的砂粒从悬岩上落下，打在窟檐或栈道上的细微的声音，也都清脆可闻，使寂静更加寂静，静得像戈壁一般沉重。我穿过长长的沙路，爬上高高的梯子，进出黑暗的洞窟，没人阴森的古寺，一路上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
推开房门，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
以前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我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顿遍体鳞伤的身心。现在我得到了寂静，同时也就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轻柔温软的寂静，有一个冷而且硬的内核：它是刹那和永恒的中介，是通向空无的桥梁。当我感觉到，而不是推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
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里很小的字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
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拴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
这批文章，“文革”中全部失去。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
花落知多少
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宋代的壁画都比唐代的草率粗糙。不但结构松散，笔墨缺乏功力和韵律，而且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走进去有种空落之感。好在色彩清旷萧散，还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元代除第三窟外，连风格都没了。剥皮抽筋(密宗内容)都入画，很不好看。清代几无壁画，少量彩塑皆鲜艳粗俗，更无美感可言。
纵观一千六百年敦煌艺术，唐代以后，确实是每况愈下。文艺风格的递嬗，包含着某种历史的信息。这个变化的曲线，值得研究。
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事，并不稀奇。中世纪欧洲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的水平，远低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且不问什么原因，起码敦煌艺术的式微，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
奇怪的是，这条曲线运行的轨迹，会与内地(从中原到江左)的大致符合。例如魏窟粗犷略似建安风骨；唐窟华严正如盛唐之音；宋窟清空也像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以降愈趋世俗化的倾向，也同内地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流行相呼应……
敦煌孤悬天末，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比中原慢好几拍，为什么其艺术基调的变迁，却能与之同步? 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文化部一行人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
这还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当年在抢救过程中落入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己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
平时的损失，是不引起注意的。历年来此牧驼、砍柴、敬香赶庙会的人来来往往，拴驴饮马、停车过夜、磕磕碰碰，撞断塑像一根手指或一条臂膀，磨掉壁画上一只眼睛或一个面孔之类的事，从来没人过问。当然这些人都是无意，不算破坏。就像走路踩死蚂蚁，不算谋杀。但后果是一样的。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每天提供食物，任他们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画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一条条的刮痕。后来(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驻扎在莫高窟，乱挖乱掘，损失更无法统计。
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在莫高窟住了两年七个月，作摹本二百七十多件。期间给洞窟编了号，也曾呼吁政府筑围墙，禁炊煮，派人保管石窟。摹本在重庆展出，引起轰动。弘扬敦煌艺术，功不可没。但是张大千的临摹，是用透明薄纸在墙上直接拷贝，方法一如描红，不可能不对原作造成损伤。尤其对于那些粉化、起甲、漫漶、易剥落的壁画来说，损伤很可能是严重的。由于内行人挑选的临摹对象，大都是壁画中的精彩部分，问题就更大了。况且这不是张大千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画家、美术院校的师生来实习，都这样。
一九六二年以后，所里的管理逐渐严格。“文革”后，莫高窟成了旅游热点，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按照商业化旅游区的要求，重建了窟前环境，加强了洞窟管理。卖门票开放参观，设专人带队讲解，基本上杜绝了上述种种情况。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潮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改变造成的生态失衡，反而大大地加快了壁画酥硷、起甲、大面积脱落的速度，要纠正已经很难。
所有这一切无心之失，都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不妨看得淡些。“六朝文物草连空”，听其自然比较好。要不，二十多年以来，整个中国在滚滚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
(原载于《读书》2003年第1期)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