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沪道更比蜀道难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者 

我是一介远客、稀客，感觉着人们感觉不到的东西，清醒得晕晕然似将撒手虚脱，幸有“杀伤力极强的淡漠”，把我控制住了。

上海在哪里

文/木心

小引

事情还得从诗人海涅说起，他于一八三一年流亡到法国，直到一八四三年才回德国探亲。我暌离中国也十二年了。再算算，海涅侨居巴黎十二年零五个月，而我守节纽约亦复五个月加十二年，归期皆自择于寒冬岁阑——这样的巧合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然则我对没有意义的事物向来特别感兴趣，一件已经有了意义的事物它就僵在意义中，唯有不具意义的事物才鲜活，期待着意义的临幸。

此番我回中国，预知举目无亲，决定概不举目，速速办理几件延宕太久的俗事。蓦然回首，想起了灯火阑珊处的海涅，随之发现这“十二年零五个月”的巧合，使我乘兴写了这篇游记，幸或忝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续。若问彼之在西此之在东，时隔一百五十多年，还继得上么，对曰：你不想继，我想继，历史的胡子都是红的。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我少年时攻《小逻辑》，碰上了这副鬼门关的楹联，灰心丧气了好多天，海涅还当面质疑黑格尔居心何在，那两脚的伊甸园雄蛇一脸笑意地说：也可以解释为“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

——然而我的经验是，撇开了这两句大话，就把《小逻辑》顺利攻克。一百年过去了，东风夜凋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凡是存在的都是消失的，凡是消失的都是存在的。

异国平居有所思的炎凉岁月里，时常会惊觉自己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爱国主义者，我与华夏胤裔，始终维持着单方面的君子之交，于是我带着中国回中国。

未成曲调先无情

特意买了“中国民航”的机票，为的是多一个方面与“中国”接触。乍入内舱，声声激楚的詈骂，立即形成“China气候”，两个大男人争置行李的一小柜。

“拿下来，快拿下来哟！”

“问过了，好摆的。”

“喔育喔育，看上去倒蛮像个人，怎么不讲道理。”

“你敢，你动一动我的东西就要你好看。”

“你打人呀，打呀，打呀！”

毕竟已有十多年没有听到这类狺狺的喧嚣了，西方的生活概念突然溃散，严酷预告着我将抵达的是怎样的一个国族。我自不济，意料所及的事常有意外之感，且看“空姐”们都置若罔闻，多见不怪是老练。

我在登机之际，看到乘客们仓皇争先，以为庸人自扰，至此方知为的就是这种鸠占鹊巢。按座号各用各柜岂不相安无事，然而中国人出门个个尽量多带东西，不带或少带那是傻了吃亏了。中国人事无大小件件都要鸡犬升天。此种争吵，用词之低劣、模式之概念化，还是十多年前的老章程，特别使我感到压抑，不景气。

班机型号波音七四七，美国制，内舱中国化了，三座偌大的电视屏是硬加出来的，与整体座位的布局格格不入。王尔德抱怨英国狱卒缺乏想象力，那么中国航空公司的想象力就更差劲，没想象到我不要看电视。“群众要看，你也得看。”

——从前我在大陆任职时，工会干事来发票：

“同志们，好消息，今天晚上看电影呀！”

“什么片子？”我问。

干事脸色一沉，厉声道：

“电影就是了，还要问什么片子。”

一个缺乏想象力而专门想入非非的民族。

到底我不是格林卡

中美两国间的出入境手续，我略无顾虑，到得上海虹桥机场，却见大幅告示：“凡外国来宾及在国外停留三个月以上者，必须接受艾滋病疫的检验。”

检验不足惧，怕的是在检验中得了艾滋病，眼看长长的队伍中有人被列为受检对象，正在那里抗辩挣扎，我又不能脱队他去，只好挺身前进。轮到我递上证件，故意加奉白皮书，高声说：“我刚从英国回来，白皮书上有记录体格检查没问题。”

于是盖章、通过，我正一正帽，挥着手杖大步流星而出。伦敦机场根本不以检验艾滋病来侮慢绅士。后悉：此项检验收费十五美元正。

还有行李要过关，四顾无人，少顷见有一值勤者缓缓踱来。

我问：“这里是行李检查口吧？”

她很节省地微微点头，嘴里嚼着东西。

“怎么没有人？”

“吃早饭。”

“等到几时呀？”

“你要检查你就等，不要检查，就走。”

我想我似乎不属于要检查的一类，便将行李快速推出。

在这样的转折中我东张西望，想怀一下旧，三十年我主持过这个建筑群的内部设计，奇怪的是什么痕迹也没有了，眼前的实体平凡无特征，懒洋洋、乱糟糟，得过且过的模样，那种远远落后于现代的后现代感。昔时的虹桥机场规模虽小，处处煞有介事，表呈了咬牙切齿求摩登的心愿，而今大而疲苶，于我是全然陌生的。

站在机场周围的路边先长嘘一口气。高楼、广告牌、出租车，彤云间滞钝地射下阳光——音乐家格林卡从外国浪荡归来，一下马车，倒地亲吻俄罗斯的泥土，此亦可谓忠厚之至矣。我少年时从银幕上睹此情状，不禁大恸。今日我比格林卡去国更久，历难更多，念不可谓不切，志不可谓不诚，我却只能木疆地站在冷风里，沾唇的是荒地上刮来的灰尘，感到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淡漠。

多情者的后路并非无情，而只能是慎于用情吝于用情了。

阿Q别来无恙

车驰公路，“上海”就正式扑面而来，虹桥离市中心远，地处西郊却是餐馆连连，想见前几年饮食行业大发利市，一时男女老少谁都想开店当老板，中国真的是美食国吗？是饕餮之邦吗？富到了家里不煮饭，天天阖第光临餐馆大快朵颐吗？

古谚“民以食为天”是指免于饥馑，而现下的歪风是“吏以天为食”，“吏”者官商一体的地方各级头目，“天”者大小各单位的公积金，巧立名称为交际费公关费接待费，于是狂饮滥嚼，私人不付分文，反正一报而销之。

餐馆老板敲的好竹杠，餐客认为价钱越贵越足耸听闻、得“人心”，外国商贾和旅客（包括港仔台胞）都看傻了眼，中国人吃得如此豪奢，可见人人富可敌国。

自前几年起，海外不断风闻此类消息，且见侨民垂涎之态可掬，这种吃的神话吃的符号，还不容易解构么，可叫做“新一轮的醉生梦死”。快乐的蝗虫，好景是不长的。

果然今日目击公路两旁栉比鳞次的餐馆，家家尘满面鬓如霜，挪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风气一受堵制，餐馆生意陡落，薄利也不能支撑，关门散伙，招牌油漆剥落，懒得拆除，时值早晨七点半，却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感。此情此景虽然荒唐还不算透顶，透顶的是一家夹在餐馆中间的理发店，外墙上赫赫然八方大字：

女人世界

男人天下

这个偷换概念的面积和能量可谓大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一下子转为唯性史观男女霸权，此八方径尺的白底黑字，竟能上墙暴露于光天化日交通要道之边，以其成色观之，历史久矣，固知天网恢恢于今大漏，制联的那个才子未必是发廊老板，此人谅来在女人那里吃足了亏，还想扳回面子，阿Q大有长进。

这个不具名的作者事小，这个公开的现象事大，当今上海之为上海，此一棒喝，谨如教。

十里洋场不见洋

在沉积的中国印象群里，上海最悦目赏心的是几条著名的街（沪人惯称“马路”，盖五口通商开埠之初，行的是马车也）。

昔属英租界的“大马路”，是男性的，刚阳挺拔，充满事业心。在伦敦漫步，时时发现有与二次大战前的上海有相仿佛处，路面一样是较狭的，间有小巷连通，过街楼下宜于避雨立谈，商店的内堂暗而整洁，物品陈列格律森严。而泰晤士河，就像黄浦江，金融中心皆在岸边。

昔属法租界的霞飞路，是女性的，风神散朗，顾盼生姿，华灯初上时又显得珠光宝气，摩尔鸣路转角的法国夜总会，全白的巨宅蕴藉在绿荫深处，兰心戏院纯乎法兰西传统小剧场古典情怀。

现在怎样了呢？没有怎么样，这两条路消失了。

我的少年青年，消磨在霞飞路及其支路上，名贵的书本画集唱片，源源而得之，欧陆流行什么，上海随之时兴，那种同步感予我“天涯若比邻”的幸乐和骄矜，世界人文精髓的浸润荡漾，皆与霞飞路有终身难忘的渊源。

我的壮年中年，每日工作上班必经大马路，熟悉得能依次背诵两旁店名一无失误，寓所又在白渡桥之北堍，约会散步总在外滩的林荫道上，江海关楼顶的钟声一如格林威治的音调，当年的上海俨然东亚第一大都会。

这两条路曾与我休戚相关，而今我只愿以一个旧市遗民的观点和口吻提及之了。国家民族在这两条路上成王败冠你死我活的史鉴剧情，我又何尝不见，不锐身冲突其中，但还是由别人去褒贬评说吧。

反正我一抵达故居，放下行李，不顾空行时差的困惫，疾步向外滩走去——金山路上餐馆连连，理查大楼顶层巨大的广告牌，妖雰戾气，欲避不得，原本黑铁的桥身，涂抹成轻佻的淡灰。最败坏风水的是，从吴淞路直冲过来的一条高架路，将外滩北端的优雅景观格杀殆尽，纵有千种理由要增此交通要道姻缊百年的外滩风光，横遭腰斩却是昭彰事实。

话虽如此说，我还是沉住气，从南京东路（大马路）步行到静安寺。十里长街，昔日之所谓洋场者，虽不乏剩遗的老建筑老店号，无奈都被乔装打扮得面目全非，正是其自炫为洋胜处，尤显得土俗不堪。噫，上海亦一斑耳，土得太洋，洋得太土，整个目前的中国。

翌日，赴淮海路（霞飞路），第一眼是两旁的法国梧桐全没了——“法国梧桐”原系枫科，始植于法租界，因以为号焉。外国人到上海无不讃羡此区绿荫之蓊郁。而在法国我听说今日巴黎的列道树倒是上海“法国梧桐”之苗裔，战后巴黎的这类母树都死了，便接回上海的子树之孙去。然而上海人却把“法国梧桐”连根拔掉，为的是多造房屋多开店。法国梧桐不是摇钱树。

支路上的花园洋房，固是二三十年代的“真迹”，亦望之知非人居，即之情同隔世，一一凋敝得寒碜邋遢，似乎羞于回首一代豪华。那种压榨出来的谦逊，使我代为哀伤惭耐，譬如沦落风尘的绝世佳丽，五十年不洗沐不更衣，怎还见得了人。

路有路的命运

路，也有发生、发展、衰老、死亡的形态规律，大马路和霞飞路，经由漫长的渐变，于今突然夭折——一条路（在城市中应指街或衢），其寿命愈长则愈诡谲通灵，能保持几百年不变的街，必定是物华天宝之所在。因为人文乃是精神的酒，需要酝酿、酦醅、沉淀，然后臻于醰酽。欧陆最迷我的就是这种样的长街深巷，醇粹得使我流连不去，难于为怀。

街的个性、风貌，至少它的原意是要稳定、恒久的，除非受政令的干涉，被迫就范于事在必行的城市新规划，否则一条街自能生生不息几百年，战争也灭绝不了它。炸毁了，重建，再十年，宛然就是那条老街，反而是战争的痕迹找不到了。

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我始终敏感于上述二路的演变，头十年还剩有“海派”的作风规矩，商店门面、内堂布置，招待声气，大抵革命为体，营业为用，还有点分寸感。若论殖民地色彩，那么房屋橱窗无主见，洋人去兮洋产可取。整个上海的物质文明之所以宿具国际水准，毋庸讳言就是这点粗浅道理。地灵而人杰呢还是人杰而地灵，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上海的沧桑递嬗，区区的我算得是“过来人”，故曾情不自禁地写了《从前的上海人》，又忍俊不住地续作《上海赋》，意犹未尽，还想来一长篇《申江馀烬录》，打从二十年代末痛写到八十年代始，皮里阳秋，以快海内外正宗“老上海”之心。

庸讵知此番归去一看，缘已尽矣，气也泄了。这样的“上海”，与我何涉。该地方正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曰“勿搭界”。意即不相干，我的魂牵梦萦的上海哟，奈末眞叫勿搭界，哦搭侬无啥话题哉。

心有千千高楼结

怎么会弄到这样地步的呢，得从建筑说起。一曰新旧乱套，两败俱伤；二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大凡都会，建筑设施自必有前后新旧，明智的国家皆能处理得当。具历史意义、审美价值者，悉心维护保存。应时代的风尚和需要的空间结构，则另辟区域。如上海的虹桥、外高桥，得其所哉，无可厚非，而上海市内原已自成体系的黄金地段，听任外商肆意拆建大楼，乃致飞扬跋扈，造型、色调，大出大手，整个城市特征全面破坏，其势已不可逆挽。

外商来华投资，经营地产者当然要多占空间；非地产商者又为了逞威风，故意与周围的原有建筑持反效果，以夸耀其现代技术之优越，这是殖民主义侵略心理的变种。老殖民地的主者是梦想长期乃至永久占有这块土地，所以连同宗教、法制、教育、文化，一起带进中国来。而今的外国商贾只求期约内获得利润，根本不具其他目的。一味虚张声势，新买办们做了阿木林还以为与世界接轨，大玻璃立面、轻金属结构，在西方已望而生厌的败笔，到了中国顿成神来之笔。

本国的财团呢，其领衔者都出过洋，摩天大楼惊倒了他们，认定中国要现代化非高楼大厦不为功。可是这些商业大跃进的巨型产物，内脏都有毛病，不时要迸发，而且都不事外观的日常整洁，泥污尘垢，触目皆是——上海再要美观，除非去掉这些“新鲜事物”。

等于说，上海是从此不可能有赏心悦目之一日了，更难看的怪物还将层出不穷。

时装的海洋

上海人讲究穿着，是个传统。三十年代的上海“只认衣衫不认人”，如果太不像人的人穿了好衣裳，也要被认作借来偷来的。经过长期的“朴素”、“划一”的沉闷压抑之后，而今迸发出来的千奇百怪，憷目惊心，如淮海中路、四川路、海宁路，一片衣海，望去无边无底，近看则全是平民化的劣质拼凑，那有什么设计缝工可言；而且多数是摊贩，不成其为店，深度一米到两米，挂得密密层层，摊主嚼食闲谈，旁若无顾客，据说一天能卖掉一件就够开销了。

令人更不解的是原来颇负盛名的老牌服装店，也弄成这种惫赖模样，例如南京西路的“亨生”，本是沪上一流西服店，店堂宽敞，整饰幽雅，经理是我“故人”，特地找上门去，招牌依然，而门前也像摊位，挂满衣物，衣物后面是三夹板挡住了。上海，我走到哪里，它变到哪里，身在噩梦中似的。

也有日本人、香港人开的服装店，还有美、法、义商与中国合资的，说来难以置信，那些衣裤鞋帽都不入味了，荒腔走板了。因之演绎到任何思想任何主义，一入某国，无不变质。觉得中国的民族性，实在是个神秘的黑洞。

上海人的“一窝蜂”，比从前更有物质条件周旋从事。冬季，女的都穿长毛的皮领、皮袖口、皮下摆的大衣，你例外，你就“阿屈死”（傻瓜）；夏季，女的腰背后都装一个大型蝶结，且有飘带，你不装，你就“猪头山”（笨蛋）。启蒙的先知哟，你有天大能耐，也解不了如许之多的蝴蝶结。

我在上海三个月，上街不下百次，从未见过一个衣着得体而有情趣的人，这个纪录使我免于“只认衣衫不认人”与“只认人不认衣衫”的抉择之苦，干脆六亲不认就是。

中听中看不中吃的美食

上海本是集中国各派美食之大成的口福乐园，名称、款式、选料、烹调，格律严谨、恪守传统，因为市民中大有“老吃客”在，其资格之深、见识之广、口味之刁，使饮食业主不敢稍有怠慢。这最后一代的美食遗老已经物故了，遗少是没有的。

不肖子孙只知空头的“名牌”、歪打的“正宗”，粗煮滥烧，满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广式麻婆豆腐、川味蚝油牛肉、京帮红烧划水、维扬宫保鸡丁，我一边皱着眉头痛苦地吞咽，一边侧目凝眸旁桌的男女舐嘴砸舌快乐地享受。

上海人失去了心和脑，失去了舌头，他们是没有比较的，无所谓品味。这些人大抵是“浩劫”之后的产物，能吃到眼前的醎的甜的，自觉皇恩浩荡洪福齐天；我是后天下之乐而闷闷不乐，“美食街”上的饿俘，餐馆中的幽灵。

酒楼饭店是暴发的“大腕”、“大款”的用武之地，笼络交情，献媚行贿，其犬马声色，着实不属于抗日时期大发国难财的风云人物。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官推磨哩。时代是进步的，时光是倒流的。

尚有蠢得“年夜饭”吃到外头来的上海乡愿，亘古习俗除夕团聚，理应在厅堂中歆享天伦之乐，时下却流行上餐馆包一圆桌，全家老小叽叽喳喳，没有受宠也若惊。前后左右一桌桌同样叽叽喳喳，这该叫做“福禄寿喜集中营”，但上海认为十分洋派，不知外国人过耶诞节平安夜都平平安安在家里的。

我自不免寻访了几家从前吃惯的老字号，迁的迁，失踪的失踪，仅存“梅陇镇”、“功德林”、“洁而精”、“扬州饭店”、“老半斋”，一概变质走味，过去的醰醰记忆终结了。欲解乡愁，倒落得个乡怨乡恨。

民以住为天

住，从二十年代起就是上海市民性命攸关的大难题，八十多年来申江寸地寸金，住处的面积、地段，决定你的一生。四九年后公家房屋的租金保持低稳不涨，但房产管理局在“分配”、“调度”上营私舞弊，作威作福，市民称之为“房老虎”。

改革开放以来，新房激增，各机关工厂单位的领导人争先满足自己，然后惠泽亲友，再以权牟利，老虎卖皮。

上海的街上，随时可以听到：

“两房一厅”

“三房两厅”

在交谈、在策划、报喜报忧、捶胸顿足、抢天呼地，就像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几房几厅，举室若狂，使我感到新奇而恐怖。那些口诵房经，脸上五花八门的表情，看得我发愣，以为杜斯妥耶夫斯基实在有所勿知，人性的襞积里藏着捉不尽的虱子，被侮辱、被损害，还得去侮辱人、损害人。

祖孙三代挤在十平方米的亭子间中历半世纪者有之，结婚九年孩子八岁还无望分配到一个小阁楼者有之——得房即天堂，失房即地狱，所以满街地谈“房”，就是满街的天堂地狱。像我这种飘荡远来的过客，犹如在云端服侍滚滚红尘，心有余悸转化为心有旁悸，以此自证我脱出轮回已很久了。

上海是人海，街上没有兵没有马而兵荒马乱，家里没有鸡没有狗而鸡飞狗跳。想走走，行人摩肩接踵，车辆横冲直撞；乘巴士，路线改了，根本摸不着头脑，而且也挤不上去。

只好坐出租车，其脏、杂、敝败、无礼，实在望而生畏生厌。每到目的地，催你下车的声气之厉恶，使你一时反应不过来。问车费多少，勿答；再问，勿响。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看指示牌上的数字好了。在前座，既然乘客不明情况，说一声又何妨呢，他以作难你为乐，是上海人的共性。鱼不论大小都是腥的，上海人不论老少都是刁的。

某日我又发兴实践“怀旧”，去思南路找那曾经关押过我的法国式的监狱。路，大致依旧，监狱已夷为平地，只剩东南角上的了望碉堡，以及其下的拖尸体的墙洞。我滥用了一下想象力，便见我的身首从此斜坡中被曳出来。

“怀旧”失败，两腿虚软，路畔正有待业的出租车。司机是个妇女，女的总比较文静谨慎，那知一招呼，她万分恳切地陈情：

“先生呀，我今天第一次上街做生意，你是熟门熟路的吧，指点我开，那么请上来。”

慈悲幼稚病突发，不坐她的车是不人道的。肩负起双重义务，一是要提早告诉她前路的取向，二是要倾听她叙家常，不外乎工厂效益极差，只得自谋生路。劝我不要回来定居。

“心肠要硬一点。’

——“嗯。”

“听到了没有？”

——“是的。”

“早些回美国吧！”

——“噢。”

“这里的亲眷朋友都勿是人。”

其明智温馨，是我回国来的第一次承受，我说：

“再见，你会好起来的。”

她是后现代的“祥林嫂”，而我学会了空头的“祝福”。

住处在白渡桥北堍，我南堍下车，走上桥顶靠着栏杆，土腥的江风吹来，浊浪拍击岸沿，和原先是一样的。十二年前的夏夜，我特意迟睡，来这一带作告别式的漫步，觉得人有罪，物是无罪的，故以爱抚的目光，周视了外滩的建筑和树木——此刻是冬天的下午，灰白的阳光下大片眼花缭乱的形相，人之罪沾满了无罪之物。

我是一介远客、稀客，感觉着人们感觉不到的东西，清醒得晕晕然似将撒手虚脱，幸有“杀伤力极强的淡漠”，把我控制住了。

注：文文最早收入《同情中断录》。作者卷首语：“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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