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自己有饭吃，才可以不受外界的压迫丨何兆武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者
“必须自己有饭吃，才可以不受外界的压迫，如果没有饭吃，就只能低三下四，但求苟全性命。”
恋恋故乡情（节选）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十六岁。对我来说，北京就是我的故乡，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琐的东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
我的家在北沟沿，现在改作赵登禹路，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和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三个人。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而且常到那里买东西。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
那些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
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现代化节奏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到北图盖章之后就可以借书了。
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家到那里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饭后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因为周末放假，心情非常轻松，到了那里一次可以借五本书，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
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就只许填三张借书单了，需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后来战争爆发，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
当然那时也有非常悲苦、穷得不得了的一面，肮脏，贫穷，落后，随处可见。
东城有几条比较好的大胡同，都是些很好的房子，是大宅门，可是你再看那些穷困的居住区，比如西城、北城那些破烂不堪的大杂院。本来普通一个四合院住一家，可是他们的院子连四合都谈不上，里面住着很多家，而且大部分都没有正当职业，或者是失业的，穷困极了。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也唱一些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这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
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乾隆时候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北京当时有一百多万人，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吧。我自己当时就不读李杜诗篇，要说读过也就是《唐诗三百首》里选的那几篇，到成人以后才真正翻上一翻，那算是高雅的文化。
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那时候北京一百多万人口，我想总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如果不是曹禺写进他的剧本，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
比如秦朝，秦始皇、项羽、刘邦三股力量最大，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建立汉朝，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刘邦的，把另两个人都贬成反面人物，这是必然的。假如我们想象秦始皇也能一统天下三五百年，那么这三五百年写的东西就都会是拥护秦始皇、美化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了。
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谁垮台就没谁的戏了。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
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
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
像《红楼梦》里写的，主子骂下人，下人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完全成为一个奴才，一点做人的尊严都不存在。在这一点上应该有一点唯物论：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必须自己有饭吃，才可以不受外界的压迫，如果没有饭吃，就只能低三下四，但求苟全性命。
再比如“文革”的生活，我们历史所抓“五一六”，“五一六”是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当时抓了一大串的人，个别也有不承认的，比如我们同组的杨超，他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后来自杀了，留了一份遗书，说：“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只有这一个人自杀了，其余的也有两三个人是不承认的，但是好几十人都承认了自己是“五 一六”，这简直不能想象。
当然现在都平反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那时候他们自己都承认。“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
南城是明朝嘉靖以后扩充的，原来南边就到正阳门为止，后来向南推进，又筑起了一道外城。商人多在南城，包括一些大买卖。可是中国古代历来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等级最贱，所以旧北京的商人最和气，对你殷勤极了。
记得我有个堂兄从老家来，他说：“哎呀，北京的商人可真是会做买卖，进了商店，你都不好意思不买东西。”因为我们湖南商店里的那些人非常凶，你要问个东西，他就说：“你买不买？！”不买，他就不给你拿。
南城是商业区，还有饮食、娱乐这些相应的行业也随在一起，还有赌场、妓院，那些更是下等人了。还有戏院和“戏子”。自古以来优娼不分，优就是娼、娼就是优，所以戏子的等级跟娼妓一样，也属于“贱民”。这些人都住在南城，“南贱”指的就都是这些行业。
《儒林外史》里有一段讲两个读书人在茶馆喝茶，看到一个商人，大概挺有钱，也儒冠儒服，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坐在那里喝茶。结果被那两个人发现了，一阵好打：“你也敢来冒充儒生！”因为“士农工商”，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别看你现在有钱了，但商人还是低人一等，不能穿“士”的衣服。
有一次和云南大学的李埏先生谈天，他是我们老学长，历史系李伯重的父亲。我说：“我们‘文革’还缺一件事，还没有从服色来表现人的阶级。”中国古代是这样的，什么阶级穿什么衣服，非常严格。甚至于三品官不能穿二品官的衣服，被抓住了不得了，那你是冒充，就跟我们现在不能穿警察服一样。
我跟他开玩笑，说：“‘文革’的时候阶级分得那么严格，怎么没从服色上划分？”他说云南搞过一阵，凡是“地富反坏右”都得戴个黑箍，可是效果非常不好。比如商店里，售货员也有“黑五类”，凡是戴黑箍的顾客不敢找别人，只找戴黑箍的售货员。戴黑箍的售货员态度也特别好，结果那些“红五类”的也喜欢找他，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相反的效果，所以后来不实行了。
他说的这个也是实情，文革的时候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被降了级，打入异类，就只能跟同一级的人交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是被专政的，就不敢和那些专你政的人交谈。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社会非常浓厚的的封建等级制。
人分三六九等，总会有人比较有钱，有人比较穷，这是自然的分。可是不要政治上的人为划分，这等于把社会的不平等上升为政治上的等级制。
再说“北贫”。汉人大多从南方来，居住在南城，而北城，比如钟鼓楼那一带，从前住的都是旗人。旗人不工作，在清朝吃的是皇粮，一个月给发多少粮食，但一般也不会很多。许多人不够吃的，又游手好闲，整天提笼架鸟逛茶馆，尽是些穷人，所以叫“北贫”。
小时候听到很多笑话，都是嘲笑那些旗人的。比如有一则说某个人家里有一块猪油，岀门就拿它来擦擦嘴，让人看着他满嘴的油，好像家里吃得多么好似的，那说的都是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