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者
土节与洋节之思
文/金刚狼
关于很多中国人爱过洋节这个事儿,我有一种理解,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长久的集权统治,政府不喜欢老百姓私下参与太多公共的社交活动,导致中国人自己的传统节日,公共社交属性很低,所以很多人就转向了可以满足个人社交需求的洋节上。
比如说很多传统节日,不适合上街过,不能和大家一起狂欢,也就只能在家和家人或者亲戚聚聚,要背负沉重的家族伦理压力。这种节日本质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满足个人狂欢需求的社交节庆,而是农耕时代的家族节日。
但以前在家过传统节日时,家庭成员要一起做食物,要举行一系列严肃的节日仪式(如祭神祭祖等),至少很有节日的仪式感,现在食物都买现成的,年夜饭也常常在饭店预定后去吃;很多家庭连祖先牌位都没有了,家人又各自奔忙。这种情况下,传统节日不仅没有社会公共属性,连原有的仪式感也近乎没有了。
但是西方传来的很多节日,它们的公共属性都非常强,大家可以一起出去浪。比如圣诞节可以一起去聆听教堂钟声,出去聚会,互送祝福;万圣节可以一起出去“装神弄鬼”地狂欢,等等。这种形态的节庆更符合现代人的社交需求,即便你不信洋教、不是洋人,这种需求都一样获得了满足。
个人对个性化的公共社交生活的期望,驱动很多国人去过更有公共性、内容也更丰富有趣的洋节。这是一种实用的省事的拿来主义。想把已经式微的传统节日重新复兴起来,并扭转改造、增加公共属性,其实很麻烦,因为把死掉的东西再复活的难度远远大于借用别人的活的东西。那还不如直接拿来主义——我们也可以过外国人的节,过全世界人都在过的节。反正就是大家一块玩就好,就能满足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了。
我想起我老家的元宵节。我眼睁睁地看着元宵节的游街庆祝活动被灭掉了。我们小时候,老家泉州那边,老城区每年元宵节,都会组织大型的踩街大游行活动,规模很庞大,可能都有十几万人参加,盛况堪比国外的狂欢节游行。
那些游街的队伍一支接着一支连绵不绝,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节目和配套的装扮。扮小丑,踩高跷,唱戏,奏乐,传统的、现代的各种风格的表演都有。游街的阵仗列成长队,在老城区各条街道游走表演,观众跟着边走边看,满大街都堆满了出来观摩游玩和吃东西的市民。好多人都涌上街头来看,整条街围的满满当当的,有时候不小心还会造成踩踏事故。
因为安全问题,2000年以后,这种大型活动就陆续不让组织了,慢慢消失了。这个实际上是特别有当地特色的一个狂欢节,甚至是全国独一份的存在。我小时候还去过几次。记得有时候挤不进去,被挤到外围边上,但回想起来,那个氛围还是挺好的。
泉州本地过去从春节到元宵之间很多村镇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型节日游街庆祝活动,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村镇还残留着一些小型的狂欢仪式,一般都是抬神巡境、灯会、游街等。
老家另外一个相对有公共性的大型节日,就是普度节。我们那里的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个只属于这个村子的普度节,这就是当地的鬼节。时间是每年农历的七八月间,每个村子挑一天,一个村一个村轮流举办普度节。这个节日,我们要祭鬼神并宴请自己家的所有亲朋好友。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每次普度节我们家都要请五六桌客人。有的人家亲友多的,会开十几桌,宴请一二百人。这一天,全村每户人家都在同时宴请宾客。附近的村子的普度日一般都比较临近,隔不了几天。亲友多的人那段时间就会不停地到不同的村子赴宴,走亲访友,交流感情。
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后,因为政府把普度节定性为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的节日,又开始禁止民间操办普度节,不让花钱请客吃饭,甚至在村头村尾来堵人抓人等等,导致这个当地特别盛大的节日,又慢慢沉寂下去,也黄掉了。
很多中国传统节日在历史上可能也是有这种公共生活属性的(比如重阳郊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的公共属性慢慢消失掉,有的已经完全消失了。
相比较来说,西方来的节日具有的文化公共生活的属性还是比较强的,很多普通人接受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非常乐意。
现在我还挺想念小时候那种万人空巷、高朋满座的普度节、元宵节,感到很热闹,很好玩,可以和很多亲友或者外村的小孩联动。
这两个节日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很可惜。现在泉州元宵灯会的规模大不如以前,虽然也会挂上满街的灯笼,但没有民众自发参与的仪式,过于行政主导,导致流于表面,很多灯笼也是库存旧货,多年反复使用的,节日活力有限,参与形式也很静态单调,大家看一下就散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在科学防范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复活这种既传统又有公共文化属性的国风节日,我举双手赞成。
(2021.12.24在日课语音群的发言整理转文,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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