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
3星|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十几年前的文章集了，依旧不过时
全书除了第四部分的序言外，应该都是周其仁在2004-2008年期间发表的文章。
看后觉得依旧没过时，依旧有收获。最大的收获是针对郎咸平的反驳，有理有据，以前没看到过。
总体评价3星。有点旧了，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期望看到周其仁最新的观点而不是十几年前的旧文。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1：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160
2：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168
3：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183
4：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265
5：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267
6：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272
7：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281
8：事后我的理解是，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292
9：他（邓小平）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298
10：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299
第一，前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308
11：完整地看，科斯的企业理论就是同时考虑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公司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421
12：邓小平坚决推进价格改革。这一点难能可贵。通常讲，经济学家理解和相信价格机制，总的说来比较容易。但对于政治家，要相信价格机制一般就比较难。#524
13：概略一点看，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激活市场合约、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就是这么三个要点，把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534
14：为什么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就不能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呢？讨论了多少年，局部试验的经验也不少了，还有更多地下、半地下的做法，为什么就是迟迟不能完成全国范围的合法化？我认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就是权力介入市场的收益太高，既得利益方不肯自动放弃。#583
15：“廉价劳力”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难以想象，一家人力成本贵出十倍以上的商号，怎样与坐拥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对手争锋！#653
16：问题是，用廉价劳力或廉价要素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无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反例。从国际范围看，比中国劳动力还要便宜的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经济一点儿苗头都没有？#661
17：我的选择是在要素成本之外，再加两个变量：一个是“制度（组织）成本”，另一个是“要素质量”。不需要更多，但如果三缺一，就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667
18：要素价格急速上升，中国经济将如何应对？作者的看法是，关键要看其他经济变量——主要是制度与要素质量——能否提供足够的“对冲”。#746
19：这里重提两年前一篇旧作的观点——私人卖地与政府卖地的行为不同：前者可对地价上升做增加供应的反应，从而平抑地价；但是政府垄断卖地，就很难做到。#775
20：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是用“产业”这样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向私人企业开放的空间还是大得很。#873
21：无论什么企业，一旦要到境内境外上市，统统要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有关手续”。我曾经好奇，为什么不是国有公司的事情也要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经手。#912
22：这位老师叫莱斯特·瑟罗（LesterThurow），回答了一句话，“我们（美国）能够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971
23：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有一部分奴隶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且最后居然还“买”下了自己，从而成为自由民呢？巴泽尔发现，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他自己劳动努力的供给。#1120
24：北京人都知道大白菜的故事。大白菜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当时的政府很有理由地管制着大白菜的价格。管制的结果是，菜农不愿意供应低价白菜，而居民的“需求”又因为低价机制而毫无弹性。#1287
25：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1620
26：我的回应主要批评郎对三家公司缺乏最基本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并指出所谓“郎顾之争”根本没有什么学术内容，而是一个司法问题，即如果三家公司的改制重组确实存在“侵吞国资”的问题，就应该依法处置被控方侵吞国资的行为；如果指控不成立，则应当处置控方诬告。#1831
27：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是科龙。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2656
28：进一步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2708
29：香港特区1997年后宣布增加供地，房价应声而跌。我们看近几年全国土地开发量与商品房销售价格两个指数的走势，发现土地开发指数下来不久，房价一定上升；土地开发指数上升，房价就下来。#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