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星|《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富豪们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
英文版出版于2008年，中文纸书出版于2011年，书中的数据截至到2007年。电子版是刚出的。
作者在引言中说“笔者观察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15年之久”。书中的信息一部分是作者正式非正式访谈富豪（主要是香港富豪），一部分是引用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数据。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
1：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
2：东南亚富豪们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甚至经常是经济增长的阻碍者；
3：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证明文化对这一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大，制度的影响更大；
4：富豪们白手起家、勤俭节约、和蔼可亲的传闻往往只是表象；
读后感觉作者的说法有理有据，比较有说服力。
书已经出来10多年了，影响力有一些，没看见有力的反驳出来，支持本书观点的资料见过不少。
全书篇幅较长，引言部分是概括，后面部分则是各种资料来详细证明。时间紧张的话可以只看引言。
翻译稍差，有不少长句子，需要读好几遍。
总体评价4星，不错。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号后面是kindle电子版中的页码：
1：在月薪500美元就算高的地区里，少数人拥有如此多的财富确实反差太大，令人尴尬不安。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怎么会统治东南亚的经济？他们对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有什么贡献？或许最重要的是，当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时，他们为什么仍然这么坚不可摧？#196
2：首先，本书的主题是，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211
3：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213
4：其次，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218
5：中国人抵达东南亚时，却常常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里工作，而且往往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耕地或从事农业劳动；不过，贸易和商业机遇基本上不受限制。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与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犯了同样的简约主义错误。#272
6：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309
7：本书认为，这些人首先是政治环境的经济产物，他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经营，而正是这种政治环境妨碍了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东南亚可能会走向拉美式的停滞和不平等。#326
8：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363
9：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412
10：在香港一直有这样的传言，霍英东出生在小舢板船里，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事实上，他获得了位于香港般咸道的精英学校——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他学会了英文，使得他能够读懂拍卖公报。战后拍卖会上的廉价交易是他的第一笔重要生意。#958
11：在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20世纪60年代，苏哈托以他熟知的方式向那些能完成任务而且还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政治威胁的人发放了特许经营证。这些人往往是较晚来到印尼的华人移民，最有名的是1938年来到爪哇的小商人林绍良。#1078
12：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1089
13：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走私贸易和合法贸易的区域中心，都具有悠久传统。只要周边国家为了政府资金征收贸易关税或分配贸易配额，香港和新加坡就能从这些限制中获利。#1174
14：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1207
15：施坚雅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就语言、习俗、教育而言，大部分生意人的“中国性”并不如预料的那么明显。就大亨和核心华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施坚雅提出了“边缘化领导”这一概念，指出尽管教父与华裔社区的文化差异极大，但他们是通过财富和影响来领导社区的，#1518
16：亚洲教父如此饥渴地收集并展示各种勋章——名誉头衔、博士头衔等，这足以让西方的亿万富翁感到羞愧。例如，何鸿燊坚持下属在任何时候都要称他为“何博士”。霍英东在世时也一定要人家称他为“霍博士”。#1541
17：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1630
18：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1635
19：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但有一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1668
20：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一直都在赌。#1673
21：亿万富翁肯定非常繁忙，期望他们能够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毁坏性的影响。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就是半主动反叛的一个罕见例子。#1706
22：最能体现教父在家中的权威的是其随意放纵的性欲。1971年颁布《婚姻制度改革条例》之前，在香港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许多大亨享有多种多样的情妇和充裕的婚外情。#1716
23：有机会接近教父的人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大老板有多么自恋——他们公司的接待处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作品。在就这本书所作的采访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财富》、《福布斯》和《远东经济评论》（那时是道琼斯公司的一个周刊）等杂志。#1753
24：香港没有竞争法，这里的教父，无论是华裔的还是英籍的，或者是其他国籍的，都从本地的服务业中收取高额的费用。这个世上最繁忙的港口，或许是最大懊恼的来源。香港集装箱的终端运输费用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劳动成本远远低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2008
25：竹网并没有使亚洲教父富起来，是那些来自非自由市场的核心现金流量让他们富了起来，那些现金流量也掩盖了许多商业上的失败。该地区首富李嘉诚得到香港港口的事实上的卡特尔中的大部分股份后不久，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腰包，使他摆脱了困境。#2209
26：尽管李嘉诚常在香港新闻报道中被称为“超人”，但在他的投资事业中，既有不合时宜的买卖，也有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才能赢利的收购来的公司企业。#2216
27：但最主要的是，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2236
28：公式很简单：老百姓把他们的钱放进银行，教父把钱拿出来给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的贷款增加了6倍。#2818
29：1979年李嘉诚与汇丰银行挂上钩，成为其一分子，从那时起，作为教父典范的李嘉诚，其职业生涯充满了一系列费解的豁免于股市规则的事例。当香港和记于1985年接管港电集团时，李嘉诚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尽管超过了35%股权的底线。#2942
30：小额投资者只有购买教父拥有大部分股份的公司股票，才不会吃亏，因为他必须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收益承担痛苦。遗憾的是，这样的教父公司不多。#4164
31：与人们被灌输的不一样，香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至今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最富的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特尔和垄断，而老百姓支付着被人为控制的极高的价格，却只得到了极差的服务，都是因为那些同样限制性的安排。#4732
32：金融危机后，如果东南亚有好消息的话，那就是：给亚洲人民带来损失的经历最终戳穿了这样的谎言，即东南亚经济是种族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或者说得简单些，问题在于移民们，而不在于精英们。#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