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如何改善印度达利特的生活
婆罗门（祭司）
刹帝利（战士）
吠舍（商人和贸易商）
首陀罗（工匠和劳动者）
第五种姓，即达利特，被视为低等人中的低等人。他们身为贱民，史上广遭暴力欺凌。达利特在社会经济层面的上升流动性很小，只能获得清洁下水道和处理动物尸体的卑贱工作。达利特的贱民身份还体现在：高级种姓成员拒绝和达利特饮用一样的水源或享用一样的食物。甚至还有印度教民团和警察串通起来，谋杀那些企图缔结跨种姓婚姻的达利特。
在现代印度社会，隶属于较高等级的种姓，主要是一种自然的声望来源，而非代表实际的宗教或社区义务，但对达利特的歧视一直存在，尽管在教育领域和政府职位当中，对达利特代表采用了配额制。
为了逃避歧视，达利特和其他印度人常受鼓励，皈依其他宗教。伟大改革家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博士发起达利特佛教运动，为此树立了榜样。然而，对达利特的偏见，往往已经超越了印度教，跟随皈依者进入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使用“达利特基督徒”之类特定标签作识别标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缓冲垫资本主义”
达利特社会状况的转折点出现在1991年；当时政府废除了许多反垄断法，包括1969年《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印度自由市场迎来了春天。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在其作品《复兴看不见的手》（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中解释道，这些法律出台是为了约束大企业发展，暴露出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对斯大林中央经济计划的欣赏态度。
这种安排其实有利于当时印度的主要工业家，他们热衷于维持国家对资本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资本和政府之间这种共谋，就是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基础经济学》（Basic Economics）所称的“缓冲垫资本主义”。20世纪90年代孟买俱乐部的成立就是一例。这家俱乐部由印度顶尖实业家组成，他们反对快速的经济自由化，盘算着外国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利益相关者会威胁到自己在国内市场的份额。
然而，经济自由化给达利特带来了发展空间，让他们能够改善社区状况。这种改善甚至波及优势种姓以暴力维护权威免受动摇的农村地区。
从衣不蔽体到滚滚卢比
自由市场机制使达利特有机会改善社区条件，特别在印度农村和农业地区。在那些地方，拥有电视、电风扇和砖房，被视为是个人经济进步的指标。在给加图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中，斯瓦米纳坦·爱雅（Swaminathan S.Anklesaria Aiyar）指出，1990年至2008年期间，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达利特社区对于上述商品的拥有量令人鼓舞地上升，特别是在库尔贾和比拉里亚甘杰这两个地区，那里的人一度格外邋遢、贫困不堪。
在比拉里亚甘杰，有砖房可住的达利特比例从18.1%上升到64.4%。在库尔贾，这一比例从38.4%上升到94.6%。
2008年，比拉里亚甘杰拥有电视机的达利特数量，从1990年前的零上升到22.8%，库尔贾这一比例上升到45%
1990年至2008年期间，比拉里亚甘杰的达利特电风扇拥有率从2.1%上升到36.7%，库尔贾这一比例从4.5%上升到61.4%。
要证明达利特在更加自由的市场中发达起来，拥有商品本身并不是唯一衡量标准。在“缓冲垫资本主义”时代，高级种姓商人在印度工商会联合会的庇护下，垄断了市场上新服务的提供，并确保合同主要提供给家庭成员或亲密熟人。
随着2005年达利特印度工商会的成立，达利特获得了新的起点。他们可以在不受歧视和不依赖保留政策的情况下，学习更多关于概念验证、个人财务和市场评估的知识。2013年，这家工商会推出了一项风险投资基金，帮助即将涌现的达利特企业家。达利特印度工商会成员数量持续增长，并继续援助全国各地贫困地区的低级种姓社区。
此外，还有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达利特名单，他们因接受市场提供的选择而受益，其中包括拉杰什·萨拉伊亚（Rajesh Saraiya）、巴格万·加瓦伊（Bhagwan Gawai）、苏克什·拉詹（Sukesh Rajan）和钱德拉·班·普拉萨德（Chandra Bhan Prasad）。
达利特印度工商会
普拉萨德本人在大学时代是一名毛派。在目睹1991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之后，他改弦更张，提倡引进外资，和萨拉伊亚共同创立了达利特印度工商会。当然，这并不是说达利特问题就已消失：除了切身经历的日常暴力之外，他们在不发达地区仍面临一些歧视，必须依靠中间商，他们的产品无法获得高利润，这个问题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更趋严重。
艾亚尔自己也承认，在他们各自事业的起步阶段，达利特商人往往不敢公开自身种姓，以免在国内市场受到排斥。尽管如此，考虑到印度政府对全球化态度逆转前达利特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出情况已经出现转机，达利特社区非常愿意继续进步。
超越市场
文化保守派对资本主义的常见批评之一是，自由市场通过资本发展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会慢慢消除对体力劳动的需求。随着达利特的社会经济流动，同时技术兴起取代了一、两代以前不卫生和有辱人格的工作，人们越来越关心达利特向上流动将如何重塑印度教社会。考察社会障碍消融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跨越这些界限的婚姻。这并不是印度或种姓所特有的；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写道：
“如果你想知道一国种姓制度及其所创造的观念、习惯和界限是否已被拆除，只消看看婚姻就知道了。它们会向你展示你所寻求的决定性特征。”
关于婚姻问题，拉尔在《复活看不见的手》中帮助我们理解了种姓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呈现出更世俗的本质的。
“对等级制度的信仰仍然构成印度教精神的主要部分，但基于洁净和不洁的等级观念在衰落，让位于教育、收入、工作种类、居住地和生活方式等等世俗标准。”
考虑到印度所拥有的广阔文化空间，我们只能提炼出几个明确趋势，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地区跨种姓婚姻要频繁于农村地区。这很容易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都市地区给不同背景的人混居创造了空间，所有受高等教育者都拥有相容的生活方式、住所和收入。这加强了拉尔所定义的种姓世俗化。通过这种世俗化，达利特正取得显著进步。因此，虽然托克维尔断言某些习惯和界限由于种姓间婚姻而减少是正确的，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印度允许更令人愉悦的非西方化结果，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并非坏事。
结论
达利特仍然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那些没有幸运地生在城市地区或中产阶级家庭的人，面临着死亡威胁和财产没收。
然而，达利特社区的社会凝聚力，因其企业家和领导者创造的新经济而得到增强，这一切都给那些深信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保护的人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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