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如何成为国家计划经济的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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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如何成为

国家计划经济的信仰者

©文 \ 赖纳 · 兹特尔曼博士（美）

>>Dr Rainer Zitelmann<<

♕译：禅心云起 编：瑞秋的春天

阿道夫·希特勒对苏联经济体系的看法慢慢地从怀疑转变为钦佩 在解释希特勒的经济观念时，我们面临的最重要和最富争议的问题，可能就是关于他思想中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希特勒1933年之前的真实立场，事实上只能依靠猜测。因为希特勒对其计划严格保密，主要是为了不得罪商人。在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经济政策科科长奥托·瓦格纳的会谈中，希特勒一再强调不泄露其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例如，1931年9月，他表示：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说的，这个想法不该成为宣传的主题，甚至不能进行任何样子的讨论，除非限于最内部的研究小组。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把政治权力握在手中时，它才能付诸实施。即使到了那时，我们的对手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所有私营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以及大中型土地所有者，自然还有银行。”

在1933年之前对工业家的演讲中，希特勒把自己说成是私有制的支持者；在其他演讲中，他尖锐抨击资本主义。许多是出于战术考虑，有时仅仅是在讲他知道听众爱听的东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希特勒的主要意图显然是将竞争和选择原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优势与国家控制经济的“优势”相协调。
虽然国家要根据“公共利益优于自身利益”的原则来指导经济并制定目标，但在这一框架内，竞争原则并未废除，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它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动机。然而，重要的是，希特勒并不赞同经济自由主义信念，根据这种信念，公共利益将作为各种自我利益自由发挥的结果而产生。
这一点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得很清楚： 

“在所有商业活动中，事实上在一切生活中，我们将不得不摒弃这样的概念，即有益于个体才最重要，从个体自利基础上，整体利益才能建立，因此，个体利益才是构成社会利益的根本原因。事实恰恰相反。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个体利益只是从社会利益中权衡出来的（…）如果不接受这一原则，那么必然会发展出一种利己主义，从而破坏社会。”

 鉴于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希特勒对国家计划经济的保留意见逐渐减少。希特勒认为国家控制的经济计划问题有多重要，可以从他1936年8月亲手写的一份“1936年四年计划备忘录”中看出。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钦佩和恐惧：“然而，德国经济将学会理解新的经济任务，否则它将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在苏联国家制定庞大计划的这个当今时代继续生存下去。”
希特勒深信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必须被视为他如此强烈要求并勒令在德国也扩大国家经济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特勒把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最迟从1940年开始，希特勒越来越成为国家计划经济的支持者——部分原因是他相信苏联及其经济体系的优越性。1941年7月27至28日，希特勒在对其核心圈子的独白（被称为“餐桌讲话”）中说：“一国权力的合理运用，只有通过来自顶层的计划经济才能实现。”
大约两周后，他表示“就计划经济而言，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我想，建立一个涵盖德国和欧洲的经济秩序，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就经济计划而言德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一说法要划重点，因为它表明，希特勒根本没有考虑减少国家干预——甚至对于战后的经济也没有这样的设想——相反，他打算进一步扩大国家控制经济的手段。
1942年7月5日，希特勒表示，如果德国经济迄今为止能够处理无数问题的话，“（…）最终也是由于经济方向逐渐变得更受国家控制的事实。只有这样，才有不顾个别群体利益而强制执行全国总体目标。即使在战后，我们也无法放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因为那样的话，每个利益集团都会仅仅考虑实现自身的愿望。”
希特勒对苏联经济体系的看法，显然也从怀疑变成了钦佩。在1942年7月22日的一次餐桌讲话中，希特勒替苏联经济制度甚至是所谓“斯达汉诺夫体制”进行了强烈辩护，称对它的嘲笑是“极其愚蠢的”：“人们必须无条件地尊重斯大林。这家伙别具一格、简直是个天才! 他的理想，就有如他非常了解的成吉思汗等人，他的经济计划包罗万象，只有我们自己的四年计划能予以超越。我丝毫不怀疑，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没出现过失业问题。” 希特勒对苏联制度的钦佩在威廉·谢德笔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作为希特勒的“军事史代表”瓦尔特·谢尔夫的副官和元首总部小组的成员，谢德与希特勒有过密切接触，有时甚至参加简报会。谢德写道，希特勒经历了一次 “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变”。他表示，从希特勒的言论中，可以得出以下反应：“首先，希特勒完全算得上是唯物主义者，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苏联在其强大、慷慨和无所不包的经济组织背景下取得巨大军备成就的人。”
谢德写道，鉴于这种印象，希特勒已经认识并表达了“他的体系和他如此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据此谢德不得不承认：“敌人的这个体系发展得更彻底、更直接。他的敌人成了他的秘密榜样。”俄国公有制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经济制度所谓优越性的印象，在希特勒及其信徒圈子里产生了强烈反应。“其他经济体系相比之下似乎并不具有竞争力，”对于苏联合理的农业组织和“巨大的工业厂房，尽管已被摧毁，仍然是雄辩证据”的印象，让希特勒“热情高涨”。
这位德国独裁者在1944年4月22日与墨索里尼的谈话中承认，他已经确信了：“资本主义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各国都不再愿意支持它。幸存下来的胜利者将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也许是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希特勒本人确信，正如他在1945年1月30日最后一次广播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已经过时了”。希特勒在1935年至1945年的这些言论，尤其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表明他已经成为自由企业制度的激烈批评者和计划经济、国家控制经济制度的坚定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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